徐贲：革命知识分子和“正义”暴力

二十世纪四十、五十年代的革命理论家在今天的西方学院中继续受到重视,被不断解释和运用的,恐怕没有能与法农(Franz Fanon)相比的。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频繁发生和“革命理论家”辈出的时代,但是,把整个二十世纪都算上,象法农这样至今仍在西方学术界被“经典化”的革命家,除了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恐怕再难找出别的人物。“经典”法农指的是两个意思。第一,法农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一直在成为一波又一波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农已经被经典化了。第二,法农研究各取所需,众说纷纭,似乎越研究越没有共识,越没有共识越想建立某种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农还正在被经典化。专门研究法农的安东尼.亚历山德尼把这第二种意义的经典化几乎当作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他说,“我们是不是应当把每一种运用都当作一种误用?把话说白了,今天讨论法农,除了各种各样的运用,还能有别的吗?”〔注1〕

法农于1980年代开始被英、美后殖民文化研究经典化,这个经典化过程一直受到后殖民非洲研究和政治研究的质疑和批评。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文化研究和非洲政治研究同样称作为“后殖民”,但却给这个名称赋于不同的实质含义。在文化研究中,后殖民中的“后”主要是“延续”和“新形式”。在非洲政治研究中,“后”主要是指“之后”,也就是民族独立或解放之后。后殖民非洲政治研究把后殖民文化研究的一些法农解读看成是一个“布满陷阱”的经典,〔注2〕甚至是一些“没有脱尽小资产阶级气息”的表现。〔注3〕这种质疑和批评究竟缘何而起?有多大程度的合理性?在建立法农经典的过程中,后殖民文化研究和后殖民非洲政治研究表现出哪些不同的批判取向?又因此出现了哪些理论陷阱? 法农理论的哪些方面被故意遗忘了？该不该遗忘？这些恐怕都是我们在思考过去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当今激进文化批评关系时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作为政治知识分子的法农

比起那个还在众说纷纭中被经典化的文本法农来说,历史人物的法农似乎要容易确定一些。尽管历史本身也是一种叙述的结果,但历史的基本事实却是有迹可循的。法农于1925年7月20日出生于马提尼克(古巴东南方西印度洋上岛屿群中的一个),在首府Fort-de-France长大。法农在岛上是有身份的黑人,父亲是政府官员,母亲开店做生意,子女因此成为少数能上法国公立中学(lycee)的佼佼者。殖民教育曾对法农有过很大的影响。法农的良师瑟赛尔(Aime Cesaire)也是受这种教育长大的。瑟赛尔曾这样描述自己所受的法式教育：“这种教育使我们自然而然地在头脑中把法国和自由联系在一起,把我们身心的每一个细胞都与法国联系在一起。”〔注4〕法农也承认,自己曾经是“安德列斯群岛(西印度洋岛的一部分)的一个黑人学生,读的是‘我们的祖先高卢人’,认同的是一个全白人的真理。”〔注5〕1944年,法农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对法国的感情参加了“自由法国部队”,开赴欧洲战场。两年后,法农在战斗中负伤,获得“战斗十字奖章”,回到马提尼克岛。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法农亲身体验了法国的种族主义,这是他后来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所记叙和讨论的。

1947年,法农又到法国,继而在里昂大学学医,1951年通过学位答辩,在Saint-Alban医院当心理科住院医生。在通过医生资格的所有考试之后,他有了一个到阿尔及利亚工作的机会。1953年法农在阿尔及利亚最大的心理医院(Blide-Joinville)担任服务部主任。在医院工作期间,法农从事心理治疗的临床和理论研究,并从事一些治疗改革的实际工作。法农在这家医院工作的三年(1953-1956)正是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生根本转折的时期。

阿尔及利亚于1830年沦为法国殖民地。此后不断有法国殖民地居民移居阿尔及利亚,与当地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一次大战后,阿尔及利亚出现两个穆斯林运动。一个要求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另一个穆斯林运动先主张与法国合并,后来也越来越强烈要求自治,并在五十年代要求阿尔及利亚独立。1945年5月在阿尔及利亚Selif地区爆发民族主义起义,杀死90名欧洲人。法国政府大肆镇压,屠杀了至少1500名阿拉伯穆斯林(有报导说受难者多达一万人)。暴力使阿尔及利亚动荡不安。1947年法国通过阿尔及利亚地位法,虽然给穆斯林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大部分却不能兑现。阿尔及利亚继续受到法国的严格控制。1954年10月31日,阿尔及利亚发生暴动,暴动者以炸弹攻击警察局和建筑物。放火、伏击和破坏多达70起事件,多数事件都发生在奥莱(Aures)山区。当时的法国当局对民族解放武装斗争的性质极为缺乏了解,甚至以为是山贼(fellagh)作乱,决意以镇压解决问题。1954年11月1日,法政府派兵5万6千驻守阿尔及利亚,到1956年4月增兵至25万。暴力镇压不断升级。1956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发动针对平民的恐怖攻击,法国军队暴力镇压和并对民族解放阵线人员施以酷刑。

从1954到1956年,法农在医院里所从事的实际上是一种特定殖民处境下的心理治疗工作。法农先前亲身体验过的种族主义在阿尔及利亚的暴力冲突环境中有了全新的意义。这是法农《天下可怜人》一书被压迫者暴力反抗主题的主要来源。当时,法农同时对两种人进行心理治疗,一种是为阿尔及利亚独立而战者,一种则是法国警察人员。法农对他们的病案记录收集在《天下可怜人》中的《殖民战争和精神失常》这一部分中。这时候的法农对普遍而空洞的人道价值(他称作为“旧人道主义”)发生了根本的怀疑。

1956年夏,法农辞去了在Blida-Joinville的工作。他在《给住院部主任的信》中(后收入《为了非洲革命》一书中)写道,“近三年来,我全心全意为这个国家和居住在这里的人服务,我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努力和热忱。但是,如果每天的现实只有谎言、懦弱和对人的作贱,那么努力和热忱又能有什么用处?心理治疗的目的是让人在环境中不再是一个陌生人。我的良心要说,阿拉伯人是自己国家里的陌生人,他们生活在绝对的非我状态之中。”〔注6〕1957年1月,法国政府限法农在48小时内离开阿尔及利亚,当时法农已经参加了暴力反抗组织民族解放阵线。从此他作为革命理论家的声誉日隆,成为阿尔及利亚白人居民的暗杀对象和法国警察的通缉要犯。一次,他的吉普车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边界中了地雷,造成十二节脊椎骨裂,可以称得上为革命出生入死。

法农被驱离阿尔及利亚之后,到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的总部报到,担任各种政治工作,曾任解放运动报纸El Moudjahid的编辑,解放阵线医疗中心的医生,并被派往好几个非洲国家任大使职位。法农的主要反殖民理论著作《垂死的殖民主义》就是在这个时侯完成的。〔注7〕这部反殖宣言的著作被法国政府列为禁书。这时候的法农已经成为一个完全的政治知识分子。在1959年第二届非洲艺术家和作家大会上,法农作了《论民族意识的发言》(后编入《天下可怜人》一书的报告)。法农讨论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解放运动中应当如何起到积极作用。法农非常认同加纳总统塞古.杜尔对革命知识分子的要求(杜尔本人就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法农引述杜尔的话说,“为了有真正的行动,你必须成为非洲和非洲思想活生生的一部分,你必须成为群众力量的一部分,为解放非洲和发展非洲进步、幸福贡献一切。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必须在为非洲和全世界受苦人民的斗争中全心投入并完全与人民站在一起,否则决无立席之地。”〔注8〕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斗争中脱胎换骨,法农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其他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非洲知识分子。

1960年,法农代表民族解放阵线出访马里时突然得病。同年12月诊断为白血病。在莫斯科治疗时,法农的病情突然恶化,医生建议他到美国去接受治疗,但法农选择回到突尼斯,在10个星期内写就他最著名的《天下可怜人》。尽管法农痛恨他称作为“私刑者国家”的美国,但最后还是同意到美国首府华盛顿接受治疗。由于他的病情已到晚期(另有一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故意延误对他的治疗),法农于1961年12月6日去世,享年36岁。他的遗体运回突尼斯,又秘密运过阿尔及利亚边境,以最高军礼安葬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陵园,享受革命烈士待遇。

二. 法农的民族解放理论

从法农的个人经历和与1950年代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发展的关系来看,法农反殖民理论的脉络其实不难梳理。从上个世纪三十到五十年代这三十年间,代表“正义事业”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二分对立是形成当时知识分子立场分歧最重要的现实因素。在法国同在世界许多地区和国家一样,知识分子的集合和分裂都受这两个意识形态板块的相互作用左右。对知识分子来说,只有“左翼”和“右翼”的定位,没有“独立”的空间。三十到五十年代是二十世纪最充满暴力的年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和集中营,二次大战和冷战的核战争威胁,包括与法国有关的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殖民主义暴力统治,这些重大事件无不散发着暴力的血腥。暴力也因此成为各种政治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包括革命马克思理论和反殖民民族解放斗争理论。法农的革命思想就是在这两种理论的紧张关系中形成的。

民族解放理论和革命马克思主义同为激进的革命理论,但是,在法农那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和谐。法农的民族解放理论明显疏远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主要是因为他和法国共产党在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立场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对法农这个政治知识分子来说,革命理论不是教条,生存斗争需要才是革命理论唯一的依据。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欧洲率先发生,欧洲工人阶级会带领世界进入全人类解放的时代。法农不同意这种看法。法农的民族解放理论是独立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法农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距离是他在西方学界被另眼相看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农是由自己的生存经验和斗争需要一步一步走上民族解放革命之路的。法农的老师和精神导师瑟赛尔提倡黑人要有种族自豪,但并不以种族立国的民族解放为要务。法农自己开始也很认同法国,是后来的生活体验使他一步一步地疏离了法国。1940年,亲德国的维希政府派到马提尼克的官员都是一些与纳粹合作的种族主义者,岛上的黑人与法国人的冲突日益尖锐,影响了法农对法国的看法。1944年法农参加“自由法国部队”,发现部队里也存在着许多种族歧视,进一步加强了他的民族意识。法农在里昂学医时,与“托洛斯基分子”来往,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法共党员则意见不合。当时的法共因需要配合苏联与西方合作的需要,刻意淡化殖民主义问题,而托派则在反殖民主义问题上持比法共激进的立场。二战后,法共在殖民主义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1945年5月,阿尔及利亚爆发民族主义骚乱,参与政府的法共公开要求予以镇压,明确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共当时也坚持把越南保留在法联邦之内。到了1949年,法共成了在野党,这才又转变为反对印支战争的立场。印度支那恢复和平以后,法国继而面临了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的问题,法共立场再次表现出动摇和犹豫。它呼吁“和平”,并不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1956年3月,法共同意让政府拥有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行使任何镇压手段的权力。直到1957年法共才公开赞同阿尔及利亚独立。这个时候法农已经被法国政府勒令,离开了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期间,法农接近的都是一些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法国人士,其中包括萨特。萨特是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积极支持者,他的《论犹太人问题》深刻地影响了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萨特后来更是为法农的《天下可怜人》作序,支持反殖民主义运用暴力,对暴力的肯定甚至超过了法农本人。

投身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法农是一个政治知识分子。政治知识分子是以实际斗争需要来确定理论选择的。在法农那里,理论是用来解释实践,不是用来设计实践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因得不到法共的支持而舍弃革命马克思主义。法农的精神导师瑟赛尔原为法共党员,也是因为与法共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分歧而退党。他在写给法共主席多列士的信中说,“法共党员们有一些明显的毛病:习惯性地要求(殖民地)融入(法国),下意识的沙文主义,深信西方处处优越(和欧洲资产阶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