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如何去看纪录片

前几天邀请几位初相识的朋友观看纪录片，很快发现自己有些唐突了。这是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的纪录片，业内评价颇高。也许这几位朋友没有见过如此粗糙的影像――构图不规整，光线不充分，镜头摇晃不稳，没有解说词和音乐。他们喊着“受不了了”，要求关掉电视机。为什么观者的反响差异如此之大？

遇到这种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不认为是影片的内容让大家感到不适。我了解这些朋友，他们大多关注社会现实。那么应该是影像本身引起的反应？观看时一位朋友的评语让我恍然大悟。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伤残的丈夫躺在临时搭起来的窝棚里，妻子在他周围忙碌，三岁的小女儿给卧床的父亲喂饭。因为是夜间，光线不足，看上去就像发生在洞穴里。这位朋友认为这个镜头“像老电影”，因而“好”。

哦，原来纪录片要拍得像电影！那些更加接近电影的部分，更像剧情片的镜头，才符合人们对于纪录片的理解和期待，符合人们衡量影像好坏的标准。那些业内的朋友们啊，你们应该多听听普通观众的评价（他们可是其他领域的行家里手），这真的很有意思。

事实上，许多人并不知道，当纪录片作者（导演），拿着机器上路的时候，对自己所要拍的东西，以及能够拍到什么，仅仅是略知皮毛，有时甚至是一无所知。他们手中没有剧本，心中没有计划，只身一人，不带任何框架，在世界面前，运用自己“裸视”的目光。

如果要讲“独立”，这是一批真正独立的人。他们只需静下心来，耐心地观看和记录，尽可能不去惊动拍摄对象。有人将纪录片工作者比喻为“墙上的苍蝇”，一声不响地等待周围世界的动静。当然也有不同的纪录片风格，但这是基本的工作精神：尽量客观地呈现，不给现实化妆。

他们在某个地方扎了下来。2002年，宁瀛拍她的《希望之路》，选择了一趟从成都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车上满满的乘客，是秋天去新疆采摘棉花的四川农民。两天两夜之后，火车抵达，拍摄结束。赵亮的《上访》，拍摄时间前后长达12年。其中一个被母亲带在身边上访的小女孩，一开始还趴在膝盖上写作业，后来长大成人，结婚生子。这个结局不仅是赵亮最初没有想到的，当事人本身也没有想到。这中间还有许多发现：女孩并不是上访的母亲所生；她一度还成了县信访办主任的干女儿；她结婚时，生身父母出现了。

生活中不仅有许多意外，而且有许多我们视而不见的东西。在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方，存在悖谬、裂缝、中断和伤痛，有着我们无法解释的晦涩和歧义。很多事情你无法做出简单解释，此时纪录片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它粗糙不齐的外表，最大限度地包容着矛盾与分歧，为那些被忽视的东西，提供藏身之所。

2003年“非典”期间，黄文海在湖南一个小镇的麻将馆里，将机器对着整天陷在麻将桌上的人们。通过捕捉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现象，他拍出了乌烟瘴气的生活表象后面，人们内心的空虚、无奈、恐惧和期待，也拍出了我们时代精神的某个重要侧面。看完后，你不能简单地指责这些人的平庸，也许能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这部片子叫《喧哗的尘土》。

不提供对于事情的现成解释，而是挑战人们头脑中已有的概念，种种打磨得十分光滑的结论，为了易于消化而减缩了的“故事梗概”。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纪录片提供某些不为人所知的社会现实，还不如说它提供另类观看和感知世界的方式，提醒人们要尽可能地包容差异、边缘、缝隙这些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对纪录片来说，“开放”的要求，比“真实”更加重要：尽可能地朝向那些不经意的、被遮蔽的和未被命名的东西开放。

这与剧情片的要求不同――观众在电影院里希望故事向他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剧情片迁就他们的期待，删掉那些不重要的、多余的、硬碰硬的东西。此刻观众对世界的理解有多软弱，对影像的接受能力也就有多软弱。

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伊朗电影《纳德与西敏：一次别离》，注重影片的现实感，给人造成了某些纪录片的印象，这其中便包含了一个开放的影像观念。实际上这是近些年国际电影的某个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