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歧义之“花”

试图在精神与肉体之间寻找最短距离，使得这部影片充满了歧义

近日，在北京798内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的娄烨电影回顾展，引起了观众的浓厚兴趣。2007年，娄烨因影片《颐和园》被罚禁拍五年，在国内不能拍片。回顾展中，放映了娄烨在法国完成的影片《花》。该片于去年8月赴威尼斯电影节。

依旧是典型的娄烨风格。肩扛跟拍，镜头摇晃，不经意不规整的运动构图，造成一种凌厉的视觉效果，让人想起法国电影怪才雷奥・卡拉斯克的《新桥恋人》，而娄烨似乎更极端。跟拍产生的晃动镜头，长时间处于大景别状态，持续不加以断开，很多特写让大屏幕前的观众感到头晕。

显然这是导演意图。近距离的紧逼镜头，让观众更贴近女主人公“花”的精神状态，那种恍惚、无主、无根的焦虑，仿佛落入水中，脚下够不着底，只有拼命挣扎。观众看到女主人公的面庞越清晰，越是能够感到她精神上的朦胧。

但是，这也将“花”周围的世界置之脑后。她是一位中国留学生，学的是社会科学，影片里却看不出她对自己的学科有任何兴趣，对她的学校生活、智性发展有任何深入。除了一个上课的镜头，没有其他描绘。“花”活在自己的主观世界里，导演也更多地停留于此。这是他所锁定的“花”。

与剧中人物关系过于接近及认同，是第六代导演的一个普遍现象。孤独与无根，也是这批导演一再出现的主题。

娄烨、王小帅、路学长、胡雪杨、张元他们1985年进入电影学院，一方面享受了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带来的精神成果，即有关个性自由、人的解放和独立自主，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个进程的某些方面：第一批独立电影出自这些人，这些影片无关拍摄者的户口、工作单位。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如何从体制之内走出去，而是走出去之后怎么办；这不仅是一个拍摄体制的问题，也是一个精神问题。来到一片茫茫大地上，感到的不仅是自由的喜悦，也伴随着“自由的晕眩”（尼采）、自由所带来的无助及新的愤怒、对于自身的愤怒。

这时候，身体与性及时地出现了。这是人返回自身之后首先遇到的，仿佛是在黑暗中摸索到的一件东西，是在迷茫中的一个扶手。然而，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这时候的身体与性，并不具有它们本身所有的那种直接性，而更像是实现其他目标的一种途径。

这部影片中“花”与法国蓝领男友之间的关系，给人的感觉便是这样。尽管影片中有许多做爱的镜头，但作为观众，却一再感到被某个不在场的东西所干扰，那就是“花”的精神状态。她在身体上越“沉迷”，越让人感到她在精神上的飘忽无主。那部惹是生非的《颐和园》也是同样情况，女主人公“余虹”始终陷溺于身体的黑暗中，因为她仍滞留于某种精神状态。试图在精神与肉体之间寻找最短距离（这要求具有某种强制性），使得这部影片充满了歧义，因而它没有成为一部新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伴随着那位法国蓝领，影片展现了法国社会的“脏乱差”：阴暗的街道、狭窄的住房，粗糙的、参差不齐的人们。这倒是非常有意思的，令人耳目一新。这是中国人观看世界的新眼光。比较当年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这部电影体现出中国人的目光已与这个世界相持平。

“花”返回中国为一位法国记者当翻译。观众看到明亮的出租车、宽阔的北京街道、远处的高楼大厦，以及法国记者所访问的那些持异见者，所谈论的复杂话题，顿时感到轻松。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年轻女孩子，在电影院里低声说，“还是中国高端啊！”

穿行在不自觉的歧义之间，会使人物的行为缺少逻辑，任意且不可理解。影片中法国蓝领与他粗鲁的同事打赌，看看“花”是否会与对方上床，结果“花”被强奸了。不可思议的是，经历了这桩事情之后，“花”却与这位男友更加亲密。这个阐释过于任性和缺乏根基，令人觉得“花”只是导演手中的木偶而已。

处于漂泊中的人们，会时而觉得日常生活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向她招手、微笑。除了身体与精神，这也是娄烨影片中的另一个张力：对于日常生活的逃离与屈服。说到底，这是一个是否要妥协的问题。然而观众似乎不接受娄烨释放的这个信息，当看到“花”的中国男友劝她不要跟自己“较劲”时，放映厅里一片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