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荣：闻一多戏剧艺术的春天

青年时代的闻一多，热衷于戏剧活动，留美回国后，由于工作多变，曾中断此志。1938年 到昆明后，戏剧之心复萌，创作进入春天，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巨大成就。

一、为话剧《祖国》作舞台设计

西南联大文学院设于蒙自，闻一多前往任教，住在蒙自。1938年8月底，闻一多随文学院迁 回昆明定居。那时，学校已放暑假，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参加了云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 戏剧活动，11月24日联大开学，这些戏剧爱好者便积极酝酿在校内演出宣传抗日救国的话剧 。这一愿望立刻得到闻一多、孙毓棠、陈铨等老师的支持，并且选定了陈铨的剧本《祖国》 来排演。

《祖国》是根据法国剧本《古城的怒吼》改编的四幕话剧。剧情写日寇占领下的某一城市 ，一位教授不计个人恩怨和个人安危，与群众一起向日寇和汉奸进行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 故事。剧作“用一个脆弱的，恋爱至上的女子作为转换场面的枢纽”，“告诉我们从恋爱至 上主义者变成一个汉奸，正如从失败主义者变成汉奸一样，并不是一段多么艰难的过程。” [1]这出戏对于鼓舞人民的抗故意志有着很好的作用。具有丰富舞台设计经验的闻一多，担 任 了此剧的舞台设计并亲自制作，他还为排练和演出出了一些主意。

1939年2月18日，《祖国》在新滇大舞台首演。闻一多早早来到剧场，带领同学安置布景和 道具。演出开始后，闻一多静静地在一旁欣赏他和同志们近两月来劳作的成果，他看到演员 的出色表演，灯光和布景产生的效果，听到观众不时发出的慨叹声、笑声和掌声，还有“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昆明为之轰动。原定演出5天，至22日结 束，但观众要求强烈，又续演了3场。这在昆明演出史上尚属空前。重庆的报纸、上海的画 报都登出了《祖国》演出的消息、剧照和介绍文章。

闻一多的舞台设计，获得一派好评。丁心在《致联大剧团一封公开的信》中说：“闻诗人 设计的布景、电灯，使每个观众满意，特别是在色彩上，例如第一幕和第四幕，是同一地点 ，但是为了两幕是不同的场合，一是忠勇的场合用了黄色灯光，一是悲惨的结果，用蓝色。 同时两种不同的色彩，也分别了日夜。”[2]

《祖国》演出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剧团。演出结束后师生聚餐庆贺。闻一多十分兴奋， “举杯邀大家共祝抗战早日胜利，并说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他就要剃去自己的飘然长髯。” [3]

二、促成并参与话剧《原野》的演出

抗战以来，闻一多和所有中国人一道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这时他惊 奇地从“庄稼老粗汉”的性格里看到了“原始”、“野蛮”的力量。那么，怎样才能唤起“ 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伏蛰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4]呢？闻一多认为最好是靠“那‘不落 言诠’的音乐图书戏剧”。[5]可是，抗战戏剧正处于“剧本荒”之时。在此情形下，慧眼 独到的闻一多看出了《原野》与抗战的关系，于是他和凤子、吴铁翼联名以国防剧社的名义 电请曹禺来昆明执导《原野》，并致信曹禺说：《原野》鼓吹的就是反抗和斗争，“现在应 该是演《原野》的时候了。”[6]

1939年7月13日曹禺飞抵昆明。第二天，国防剧社为曹禺接风洗尘，闻一多、凤子等作陪。 席间商定演出《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闻一多自告奋勇担任舞台 设计。

闻一多本是舞台设计的高手，但他对此次演出的设计仍很认真。对《原野》的设计，他首 先在家里找出几个装美浮石油桶的木箱，放倒当作舞台，再用硬纸壳制作成布景和人物模型 ， 然后在“舞台”上摆来摆去，反复琢磨，还不时征求夫人和孩子的意见，最后选定了一个方 案。对于舞台设置，他绘出平面图后，与曹禺、凤子、孙毓棠等一起研究，然后制成模型， 再广泛听取意见而后投入制作；舞台布景则绘成小样，与大家共同商量后才正式绘制。例如 ：闻一多提出焦大妈堂屋里的桌子必须给人以Inassieness（即沉甸甸的意思）的感觉，以暗 示封建压力的沉重，曹禺完全同意。在仇虎逃跑一幕中，他用许多黑色长条木版于舞台后半 部大小错落地排列起来，演出时让人提一盏小红灯笼在其间穿去穿来，台下看去，大森林幽 暗深远，焦母的喊声发于其间，神秘恐怖之极，曹禺对此称赞不已。他亲自绘画的布景多采 用虚实结合甚至某些抽象技法，把荒原孤村的景象和大森林阴森恐怖的气氛表现了出来，显 示出荒野的原始、野蛮，有力地配合了悲剧剧情。曹禺对闻一多的设计非常肯定地说：“闻 先生的美术设计增强了《原野》的悲剧气氛，是对《原野》主题的最好诠释。”[7]

闻一多还和负责服装设计的雷圭元教授一同讨论人物服装，提出过一些宝贵意见。他认为 金子应该着大袖口镶黑边的红色姊妹装，仇虎则应是黑缎红里的短袍。他还亲自去估衣铺为 金子买来衣服。仇虎的衣服买不到，他又去选购布料，陪着演员上服装店量尺寸，按要求缝 制。这样的衣服既符合时代情景，又符合人物性格，演出效果很好。

闻一多又为《原野》写了演出说明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原野》“蕴蓄着莽苍浑厚的 诗情，原始人爱欲仇恨与生命中有一种单纯真挚的如泰山如洪流所撼不动的力量，这种力量 对于当今萎靡的中国人恐怕是最需要的吧！”[8]这句话体现了闻一多对《原野》思想和意义 的理解，透露出他希望演出《原野》的原因――与他寻求“原始”、“野蛮”的力量来激发 国人雄气的思想相吻合。

果然，《原野》于8月16日在昆明新滇大戏院开演，立刻引起轰动，虽然天天下大雨，但连 演九天仍场场满座。换演《黑字二十八》五天后，再演《原野》五天，至9月17日才结束。 《 原野》演出的盛况，在“云南话剧史上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9]朱自清当时即撰《〈 原野〉与〈黑字二十八〉的演出》一文说：“看这两个戏差不多成了昆明社会的时尚，不去 看好像短了些什么似的。……这两个戏的演出确是昆明的一件大事，怕也是中国话剧界的 一件大事。”[10]

《原野》演出的成功与闻一多参与发起、出谋划策、舞台设计及其认真投入的工作精神密 不可分。闻一多在这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后，许多人还记忆犹新。

《黑字二十八》的布景设计也是闻一多负责的，有的是他亲手绘制，有的是他指导艺术专 科学校的学生制作的。

三、策划彝族民间歌舞演出

1946年春，西南联大学生王松声带着毕恒光去拜访闻一多，谈他们酝酿了很久的计划：在 昆明组织一次彝族民间歌舞演出。事情的缘起是这样：1945年暑假，西南联大、云南大学和 一些中学的学生组成“暑假服务队”，在圭山彝族青年，时为昆明中山中学学生毕恒光的引 导下，去石林县（原名路南县）圭山乡开展农村工作。每到晚上，他们便看到彝族青年男女在 麦场上唱歌跳舞。这些歌舞优美奔放，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联大剧艺社负责人王松声便产 生了把这些歌舞搬到昆明去演出的想法。他和毕恒光交谈，毕恒光早有此意。之后，他们进 一步商讨了计划。他们决定请德高望重而又热心戏剧活动的闻先生作指导。闻一多听完他们 的谈话后，大为赞同，并说要把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其后，闻一多建议王松声、梁伦（舞 蹈家）和毕恒光赴石林、弥勒两县挑选演员并组织节目，由梁伦作指导，进行初步排练，并 把说明词写好，而后带演出队到昆明。闻一多则在昆明征求文化界人士的意见，联络各方， 争取得到广泛的支持。在联大学生自治会、联大剧艺社、新中国剧社等团体的帮助下，解决 了演员来昆的路费、在昆的食宿、排练场地及演出场所等问题。经过闻一多的策划，这次演 出实际上是“集全昆明艺术界于一堂”了。[11]

5月17日，演出队来到昆明，借宿于联大师范学院。在编导团的指导下，作了进一步排练。 19日晚，举行招待演出，新闻、教育、文化、艺术各界人士三千多人出席。演出受到好评。 演出毕即举行编导团会议，闻一多等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会上还给编导团分了工，以便具 体负责：闻一多、费孝通、查良钊、楚图南、尚钺等先生任顾问，王松声、赵、梁伦、 聂 运华、徐树元诸先生分别担任编导、音乐、舞蹈、朗诵、舞台组组长。在编导团的具体指导 下，对节目再作了整理提炼。

5月24日，“圭山彝族音乐舞踊会”以圭山彝族旅省学会主办的名义在云南省党部礼堂公演 。这一天，闻一多异常兴奋，带领全家前往观看。表现战争的“跳鼓”、“跳叉”、“跳鳞 甲”勇武豪迈，气势雄壮；表现爱情的“阿细跳月”、“大箫”、“一窝蜂”优美热烈，纯 洁健康；记述历史的“阿细的先基”深厚悠远、充满幻想；反映娱乐生活的“架子骡”、“ 拜堂乐”、“三串花”、“猴子搬包谷”、“鸽子盗食”生动幽默，趣味盎然……那木叶， 那口弦，那大三弦的音乐各有特色，富有表现力。二十多个节目组合成一个艺术整体，真切 地表现了彝族人民的生活与感情，深深地征服了观众。演出大获成功，昆明又一次轰动。座 券销售一空，团体订票接连不断。但仅演出两天，省党部便以“演出受共产党利用”下令禁 演。大家很着急，王松声，侯澄，毕恒光又去找闻一多。闻一多出了一条绝妙的主意：找张 冲。张冲是彝族将军、滇军元老、台儿庄大战名将，威望极高。张冲听后，立即找省党部书 记长交涉，始得重演。此后，观众越来越多，不得不将每晚演出一场改为日夜各演一场。本 应多演一段时间以满足观众的愿望，但演员们要回家去收麦插秧，不得不于6月3日结束。

演出期间，昆明各家报刊纷纷报道演出情况，刊登评论文章。演出结束后，《时代评论》 出 了评论专集，刊登了楚图南《劳动民族的健壮的乐歌和舞蹈》、徐嘉瑞《圭山的彝族歌舞》 、费孝通《让艺术在人民中成长》、梁伦《山城看彝舞》、杨明《彝舞看后》等。闻一多则 为专刊题词：

从这些艺术形象中，我们认识了这民族的无限丰富的生命力。为什么要用生活的折磨来消 耗它？为什么不让它给我们的文化增加更多样的光辉？

这个题词既是对彝族歌舞的赞扬，又是对阻碍它发展的势力的指斥。

此次演出是彝族民间歌舞登上城市大舞台的开始，它在昆明史无前例，在中国艺术史上也 是第一次。它开创了把彝族原生态民间文艺搬上大雅之堂的历史。它也是“五四”以来所倡 导的文艺民族化和民间化的一次光辉实践。

演出结束后，闻一多兴奋地说：“我多年的愿望实现了。”[12]闻一多的“愿望”，既指 将民间歌舞搬上城市舞台，又指自己对《九歌》的研究和改编。

四、撰写《〈九歌〉古歌舞剧悬解》

闻一多早有把屈原的《九歌》改编成剧本的愿望，并把它写入了《九歌》的研究计划。多 年来，他为写《九歌》剧本进行了种种构想，但始终未找到理想的表现方式，彝族民间歌舞 打开了他的想象空间，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才在极短的时间内奋笔疾书，写出了《〈九歌 〉 古歌舞剧悬解》（下称《悬解》），“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这完全是意外之喜！

严格地说，《悬解》是改编剧本，在闻一多看来，是恢复，即恢复楚国《九歌》的演出原 貌。闻一多研究《楚辞》十多年，多有创见，此次改编是集毕生所学而为之。他自己也说： “大家都说我对《楚辞》有些研究，我一生研究《楚辞》的成果都凝结在这里了。”[13]闻 一多对《九歌》的见解，主要集中在《〈楚辞〉校补》、《什么是〈九歌〉》、《〈九歌〉 的 结构》、《怎样读〈九歌〉》、《〈九歌〉解诂》等篇章里，而这所有的见解和观彝族歌 舞而得到的新见又都集中体现在《悬解》里了。因此，《悬解》既有文学价值，又有学术价 值。  

闻一多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