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谨：红伶残稿，可留真香

一

很难想象，出生在贫寒家庭，从小就被卖到梆子戏班里学戏且一辈子以演戏为生的荀慧生，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记日记，且持续数十年而不辍。他斋名小留香馆，故日记题名为《小留香馆日记》。

从一九二五到一九六六年的四十多年里，《小留香馆日记》累积多达四十四本（一说四十五本）。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批日记历经劫难，在社会剧烈动荡和政权几度更迭的数十年里得以保持全貌。“文化大革命”中荀慧生受到冲击，包括日记在内的大量财物均于抄家时被掳走，“文革”结束后家产被发还，珠宝失落不少，这批日记居然完璧归赵。悲剧总在意想不到的时候发生，荀慧生的《小留香馆日记》没有毁于战火和乱离，甚至都没有毁在红卫兵手里，却在荀家其后的析产过程中失落了大部分，至今不知所终，令人扼腕叹息。现在我们找到的，只是残存的六册，其中又包括两部分，一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一为四十年代，中间有多年的间断。不过，这六册日记记录的恰好是荀慧生艺术上最辉煌的年代。前一阶段，恰逢他从一位初获声名的演员成长为名家的重要转折点；后一阶段，更是他人生的顶点，是他一生中享誉最盛的时期。越是在这样的时期，他所遭遇的各类纷扰越多。因为无从得见全璧，我们很难武断地判定其他部分是更精彩抑或较乏味，但仅从这一部分看，

日记的整理者宝堂兄邀我为这部日记写篇序，我第一次完整阅读了这部分残存的日记，心情十分复杂。我想我不能说“先睹为快”，用“震惊”都不足以描述我的感受。这里所说的“震惊”，首先是震惊于日记的主人居然将他的真实生活内容如此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次，这些未经粉饰的内容，和我们以往所知的荀慧生的形象，实有太大反差。仅就这六册日记而言，荀慧生当年的生活状况，完全超出了我此前对这位名伶生活的想象与理解的极限。我不知道当这部日记面世之后，是不是很快就将有人依据这些可靠的一手资料，为荀慧生写一部更接近人物本真面貌的传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些曾经给荀慧生写过传记的作者们，面对这些日记大约会有些郁闷，因为通过这些日记，我们突然发现，坊间任何一部有关荀慧生的人物传记或其他记录性文字，都离真相太远。

荀慧生有一部完整的《小留香馆日记》存世，在京剧界并不是什么惊天秘密。二十多年前，某戏剧杂志上就刊登了荀慧生晚年日记里的一些片段，读来很符合官媒与官媒养成的社会公众对这位京剧大师的定义与期待，理智、阳光，并且有很多关乎京剧表演艺术的闪亮格言。然而细细辨析，其中的文字显然经过了程度不等的修饰与变动。整理者之所以要在日记公开发表时做这些改动，固有多种考虑，即使不愿认同其良苦用心，也无须轻率指责。但毕竟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样的修改遮蔽了日记的本色，恐怕也与艺术家撰写日记的初衷有悖。我不知道我们将要看到的版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历史，据我所知，这个由和宝堂等人悉心整理的版本，出于极端无奈的心情，也将做最小限度的删节。但我也同样深信，这个版本将会努力以最接近于日记原初样貌的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

我相信让荀慧生日记以这种近乎本真的方式面世，更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二

当我们面对《小留香馆日记》的原文时，才能切身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对名伶的日常生活样貌并无多少了解。无论是在民国年间还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各类报刊上有关他们的诸多报道与评论，几乎从未真正揭示他们的生活真相。坊间偶尔也有以伶人为主角的小说问世，其中毕竟夹杂或多或少的虚构成分，一般读者也不会将其当信史读；至于各类名伶传记，撇开为传主讳言的成分，作者纵算和伶人们再接近，也不可能完全了解他们的私生活和真实的情感世界，更难以奢望其切入如此深的生活细部和情感角落。现在我们拥有了荀慧生的《小留香馆日记》，总算有机会获得一个记述现代社会中京剧名伶日常生活最有价值也最可信的文本。

在荀慧生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他的艺术与人生，同时也看到当时的社会百态。荀慧生以演戏为生，在通常情况下他生活在以表演为中心的天地里，社会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只要对他的演艺生涯没有形成直接影响，大致不会引起他多少关注。但我们在这部日记里看到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占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荀慧生在日记里极为罕见地完整摘抄了当天北京《晨报》的标题新闻，其震惊与愤懑之情力透纸背。他这样强烈的反应似乎出于本能，因为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难”这个词就频频出现在日记里，不仅充分展示了这场变故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冲击，通过伶人们的相互交谈，也可以看到这场变故是如此强烈地影响了包括荀慧生在内的普通国民。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个词出现的场合与内容，更渐次发生种种微妙的变化。其中固然有各界人士积极组织和参与的救亡活动，有主人公参加各类义务演出的记录，但是，透过荀慧生的记载，我们还看到“国难”被不同人用不同方式消费，因而衍化出林林总总的众生相。其中不乏打着“爱国”旗号的离谱表演，他们对荀慧生和他的同行以及社会各界造成的困扰，实不能全然无视。荀慧生似有先见之明地洞察了这样的结果，他这六册日记所涉的时间段，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变化并不少见，却唯有“九一八事变”在日记里留下浓重的笔痕，恐怕并非偶然。

在这部分残存的日记里，恰好记录了现代京剧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有关荀慧生创作演出的许多事实，更可以从中得到最为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印证。比如一九三一年杜家祠堂落成的盛会，尽管当年的《梨园公报》印有特刊，但直接参与表演的当事者的记录，这却是独一份。且正因日记有出自主人公的独特视角，一些有趣的细节，是从未在其他记录中看到过的。比如第一天他的《鸿鸾禧》是和姜妙香合演的，与通常史料所载有异，但日记无疑更加可靠。还有，我们看到，为了这场演出，不仅主人杜月笙接送招待的礼数十分周到，道上的朋友们也无不倾力相助。日记里写道，头天戏毕之后，“张师以自卧之床相让，而自睡于门口床上”，实不失为一桩美谈――这里所说的“张师”，就是与杜月笙、黄金荣差不多齐名的海上闻人张啸林。荀慧生曾经很正式地拜在张啸林门下，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日记里言必称“张师”，而且看来，张也确实很眷顾他。

当然，荀慧生也记下了他“与小云、兰芳、艳秋合演《四五花洞》”这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若非杜家天大的面子，要让他们四人合演一折戏，简直是天方夜谭。提到合演《四五花洞》，不能不提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同灌《四五花洞》唱片的过程。说是一张唱片，其中四大名旦每人只有一句唱，许多人对他们四个人谁唱哪一句的争端，言之凿凿，仿佛真是一件大事似的，但荀慧生的日记对此并未特别交代，只是轻描淡写几笔带过。而杜家祠堂表演《四五花洞》时拍了电影这件日记里突出描述的更重要的史实，反倒不太听到人们提及。

京剧史上，有很多对八卦感兴趣的人们津津乐道却又语焉不详的掌故，有这份日记作为旁证，某些细节算是可以坐实了，而另一些近乎文学想象的揣测之辞，总算可以消停。

荀慧生虽然是京剧史上屈指可数的名家，与社会上三教九流都要打交道，但他日常交往的对象，仍是以同行为多。余叔岩之“健谈”，梅兰芳之“滑稽”，都与外行的印象大相径庭。由于是私家日记，他日记里提到各位同行时，评价有时不免过于“坦率”，屡屡提到某人“营业不佳”时，竟有种无法掩饰的幸灾乐祸。然而，这也正应了《增广贤文》里那句老话――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

其中，荀慧生和四大名旦中其他三位的关系，是日记里颇有看点的部分。相对而言，他似乎和程砚秋的交情最深，而对梅兰芳则颇有微词。毕竟江湖风波险恶，尤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即使以梅兰芳做人的周到，也难免有些磕磕碰碰，不过说到底也没有什么大事。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是一九四三年底他和程砚秋的一段对话：“程砚秋来访谈，并送各友扇面互相写画，谈伊本身为人，晚年老时以务农为生，不再出演。现常至海淀农场施行农人生活，服装甚为俭朴，养性之乐。现余四人思想各不相同，梅之思想欲垂后世；尚仍以演剧为宗旨；程性好清静，以务农终其余年；余则以商业为求今后道路，想大不相同。”这时已经是抗战后期，程砚秋已经隐退至北京郊区务农，而梅兰芳从抗战开始后就谢绝舞台，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欲垂后世”――话说梅兰芳也确实因此获得很高的社会声誉，成为民族的偶像，这点他们算是看对了。其中最不靠谱的是荀慧生对自己“以商业为求今后道路”的安排与评价，从日记看，荀慧生貌似很有商业头脑，可惜的是他在这方面真是志大才疏。日记里用很大篇幅记录他不同阶段参与的各类与商业相关的活动，尤其是开办留香饭店，这些计划每项都曾经给他无限憧憬和希望，但是最终不仅没有获得期待中的收益，还给他带来多少不等的亏累，更使他不得不陷入大量纠纷中，牵扯了许多精力。民国十年后直到抗战期间，荀慧生在艺术上一路顺风顺水，确实赚了很多钱，他一心以为可以通过经商让财富增值，也不断有人围在他身边，给他出各种主意，然而种种投资几乎全以失败告终，临了还是得靠演戏。如此说来，四大名旦里，他其实是最糊涂的一位。

三

荀慧生是艺人，但《小留香馆日记》并不是一部“艺事日记”。作为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日记里和京剧艺术相关的部分自然是有的。比如某日荀慧生记道，他“归与菱仙师谈论唱腔，予谓腔之美，贵乎能运用。老腔固感不合时宜，然过于雕琢，亦嫌矫枉。鄙意只须就老腔稍微增损变化便可，似不必故弄狡狯，使人不易捉摸，以贻不通大路之诮。能于新旧之间得一中庸之道，斯为可贵”。这样的认识，既实际又深刻。

然而，荀慧生的日记不是为艺术史家或理论家写的，上述那些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与艺术活动相关的内容，只是日记里很不起眼的部分，散落在大量琐碎的其他记载里。日记中最主要的内容，都是舞台下的生活事件。

在阅读这批日记之前，我从未想象过像荀慧生这样的名伶的生活是如此丰富和复杂，尤其是他一直被毒瘾和病痛所折磨，就心理状态而言，他一直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从这部日记的前几页起，我们就看到一个既沉溺于毒品，又时刻想摆脱毒品对身心的控制的荀慧生。清代以来鸦片泛滥，社会各阶层都出现大量瘾君子，伶界也不例外。进入民国后鸦片逐渐失势，但是又出现了新的替代品，这些更具刺激性的毒品，有更强的依赖性，更难戒断。我不想说荀慧生的毒瘾完全是为应对繁重演出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为之的，尽管有时我们会看到，演出压力确实是他不得不加大毒品注射量的原因；实际上他也一直希望彻底戒毒，并且为之经历了外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花费了许多钱财，其中也包括很多冤枉钱。他的吸毒史几乎就等同于戒毒史，反过来说也成立，但这些努力却最终付之东流，令人唏嘘。我们只看到他在舞台上创造的卓越的艺术形象，他永远把最光鲜亮丽的一面展现在舞台上，而作为观众和欣赏者的普通观众，在崇敬与欢娱之时，无从得知他在搏命演出时要忍受怎样的痛楚，在创造精美的艺术作品时，需要付出的是什么代价。

从《小留香馆日记》的记载看，麻将在荀慧生日常生活中的分量真不算轻。他酷爱麻将，这既是他的娱乐方式，也不失为一种交际手段。那些他身边的文人墨客进得门来，通常是“手谈”“竹戏”，同行和其他客人来访，也经常打上几圈。演出之后，吃过点心，也经常来上四圈或八圈麻将，甚至通宵达旦。有好几个阶段，麻将几乎是他每天的必修课。状态不好时他输得很惨，这时就会在日记里留下一些抱怨，不过多数时他并不计较输赢。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