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绍年 郭锡良：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二十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历程，总结了各个时期古汉语语法研究的特点。文章指出古汉语语法研究经历了构建系统、语法演变的描写研究、重视理论寻求解释三个历史阶段，目前第三个阶段正方兴未艾。

关 键 词：二十世纪/古汉语语法/语法演变/专书语法/描写/解释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回首二十世纪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历程，不禁使人十分振奋。这不仅仅是由于古汉语语法学自身的辉煌，也是由于古汉语语法学伴随着中国的近现代化事业而诞生，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诞生，而且标志着中国的学术思想摆脱了旧传统的羁绊，步入了近现代化的进程。百年来，古汉语语法学自身也经历了一个逐步现代化的过程，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目前，古汉语语法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中最具基础性的分支之一。

纵观百年来的古汉语语法研究，可以大致地分为前四十年、中四十年、后二十年三个时期：一是构建系统的时期（1898马建忠《马氏文通》发表――30 年代后期）；二是以历史语法描写研究为主的时期（1936王力《中国文法学初探》发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三是历史语法的描写研究与关注理论、寻求解释并重的时期（80年代初――）。这三个时期相互交错，相互包含，上一个时期的余波会延伸到下一个时期，而下一个时期的先河也会出现在上一个时期，不可能截然分开，我们之所以分为几个时期是为了反映本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学术思想的走势。因此三个时期的具体年代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古汉语语法研究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我们只能依据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的发表时间标出每一时期的上限，至于每个时期的下限只好定在下一时期的上限之前。

壹、构建系统的时期（1898――20世纪30年代后期）

中国的语法学从无到有，首先面临的任务是构建汉语语法系统。发表于十九世纪末的《马氏文通》，是一部以古汉语为研究对象的汉语语法著作，它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山之作。《文通》成功地引进了西方的语法学，第一次完整地构建了汉语的语法系统。《文通》使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文通》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端。

马建忠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最高成就是撰写了《马氏文通》。《文通》属于新学，自然受到了新派人物的赞扬，梁启超、孙中山、胡适都对马建忠和《文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注：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第93页，中华书局1936）、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以作文为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56）、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胡适学术文集》第3页，中华书局1993）。）不仅如此，《文通》还得到了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国学大师黄侃的充分肯定（注：参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第125―126页，中华书局1962））马建忠的《文通》同时受到新学和国学双方的认同和赞扬，足见此书的确是中西文化贯通融会的成功之作。马建忠的《文通》突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樊篱，显示了更加博大开放的胸襟和深邃独到的眼光，这在百年前的中国弥足珍贵。《文通》的意义不仅仅限于语言学，它是中国学术思想近现代化路途上的一座里程碑。在中国，当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还处于翻译西人著作、介绍西方成说阶段的时候，马建忠的《文通》已经率先进入了掌握西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具体问题的新时期。历史选择了《文通》作为中国学术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文通》的光荣，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光荣，也是二十世纪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光荣。

（一）《文通》构建了完整的古汉语语法体系

在《文通》里，词类、句法、句类三个方面虽然不很平衡，却了然分明，显示了马建忠对语法学已经全局在胸。词类，马建忠称字类。《文通》明确地主张汉语词有定类。《文通》指出“字类凡九，举凡一切或有解，或无解，与夫有形可形、有声可声之字胥赅矣”，“无字无可归之类，亦类外无不归之字矣”（1983：23页）。马氏清楚地了解字类是研究句法的基础，字类的确定同字在句读中的位置密切相关，他说“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1983：15页）

《文通》字分虚实，“实字”、“虚字”这两个术语虽然古已有之，但是含义模糊分歧，直到马建忠才第一次给了它们语法学意义上的定义，是《文通》把虚实之分带进了科学的领域。《文通》把虚字分为四类（介、连、助、叹），它对虚字的分类是从语法功能的角度出发的，这符合现代语言学的原则，也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文通》把实字分为五类（名、代、静、动、状），其中“代”和“状（副词，包括句法中的状语）”基本上是依据语法功能的标准划分出来的，“名”、“静（形容词、数词）”、“动”则是以词的意义和句法位置作为分类标准的。马氏说“字各有义…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故字类者亦类其义耳”（1983：23页），人们往往据此批评马氏误导后人，种下了“依句辩品，离句无品”的根源。这一批评并不全面，现代语言学认为词类是词的语法功能的分类，反映了各类词的分布总和。西方语言有形态作为词类的外在标记，而汉语缺乏形态，因而汉语词类研究困难重重。赵元任先生指出“在实际工作上，我们抄近路，求助于意义…通过一般的意义倾向，能找到某些形式特点”（注：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第8 页（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马建忠正是第一个“抄近路”的中国人。在西方语法学的启发下，马建忠注意到汉语里某些一般意义倾向相同的词在充任句法成分方面有相似的语法分布上的特点。但是，他只注意某类词常常充任某种句法成分，而没有注意到汉语词类同句法成分不是一一对应的，在汉语里不能仅仅依据句法成分确定词类，而是必须从词的分布总和中抽出能够体现各词类语法特性的区别性分布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如现代汉语某些词类用鉴定字作为分类标准）。由于马氏对词的语法功能的狭隘理解，只注意词所充任的句法成分，因而导致了对汉语词类的形式特点发掘不够。但我们不能苛求于马氏，我们应该承认：《文通》的词类观同当代科学的汉语词类观并不矛盾，它们是可以衔接的。回顾五十年代以来的几次汉语语法讨论，不少人的词类观还远不及马氏，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到马氏词类观的价值。

至于马氏所言“字有一字一义者，亦有一字数义者。…凡字之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1983：23―24页），仔细分析《文通》给出的例句，我们可以看出这些话主要是针对一个汉字可以表达若干个不同的词这一语言现象而发的。一个字可以表达若干个词，只有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它表达的是哪一个词，这些不同的词当然可能分属于不同的词类。但是，马建忠在处理词的同一性方面不够精确，例如，他认为“止”字在主宾语、述语和定语位置上的意义不同，因而处理为三个词，使“止”字分属名动静三类，从而在理论上留下了漏洞。马氏没有认识到划分词类并不是给具体词义分类而是对概括词进行分类，汉语的谓词性成分自指化以后不可能构成新词，（注：参看宋绍年《古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指称化与名词化》（载《古汉语语法论集》，语文出版社1998）。）处于主宾语和定语位置上的“止”，同谓语位置上的“止”属于同一个概括词，也属于同一个词类。马建忠是主张词有定类的，但上述确认词的同一性方面的漏洞却留下了滑向词无定类的桥梁，《文通》在词的同一性方面的疏漏被后人演化为“离句无品”、“词无定类”，这并不符合马氏的初衷。

在句法方面《文通》首先建立了“词”和“次”两套概念。“词”即句子成分，“词”分七种：起词、语词、表词、止词、司词、转词、加词。“次”是专门用于分析名词和代词组合关系的一套概念，也即指名词、代词在句法结构中的位置和分布。“次”有六种，两两相关，构成三对：主次和宾次、偏次和正次、前次和同次。“次”的设立显然是受到西方语言名词、代词具有格语法范畴的影响，汉语不具有格语法范畴，因此“次”的设立是不必要的，我们可以把“次”与“词”合并起来。事实上《文通》的“次”和“词”在内容上大部分重复，只有偏次和正次是“词”没有涉及到的，这对概念用来分析名词性偏正结构，偏次即名、代字充任的定语，正次即名、代字充任的中心语。

《文通》还设立了“读”的概念，从定义上看“读”是指主谓词组，（注：马建忠《马氏文通》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83）“凡有起、语两词，而辞义未全者曰读。”）但实际上包含的内容很多。“读”是马氏受西方语法中不定式短语（infinitive  phrase）、 分词短语（participialphrase）和从句（clause）可以充任句法成分的启示，而设立的汉语句法概念，“读”实际上指充任句法成分的各类谓词性词组。马建忠并不是简单地照抄泰西的葛郎玛，他没有试图在汉语里寻找根本不存在的、分别与不定式短语、分词短语和从句各自相对应的形式，而是紧紧抓住汉语谓词无形态变化的特点，深入研究了汉语谓词性成分可以较为自由地充任句法成分这一语言现象。“读”概念的建立对分析结构繁复的汉语句子是非常必要的。

在句类方面，马氏把句子分为两类，他说“句之为句，似可分为两类：一则与读相联者，一则舍读独立者”（1983：425页）。当代汉语语法学一般把句子分为单句和复句，复句下位再分为联合复句和主从复句。这种分类显然不同于马氏，但二者之间存在对应关系。马氏的“与读相联”之句大体可以对应后代的单句和主从复句；“舍读独立”之句大体可以对应后代的联合复句。马氏的句读理论虽然有模糊甚至自相矛盾之处，但是马氏对句子的分类却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我们既然承认谓词性词组可以充任主语、谓语、宾语、定语、补语五种句法成分，从而把这些类型的句子分析为单句，为什么不能承认谓词性词组也可以充任状语，从而把主从复句也分析为单句呢！取消主从复句，把一般认作从属分句的成分分析为状语，似乎更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

谈到《文通》的理论基础，以往一般认为仅仅是泰西各国的葛郎玛。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里说过“十九世纪末期，欧洲的语言学已经很发达了，而马建忠似乎并没有学过语言学，他所著的《马氏文通》只是受了西洋葛郎玛（grammar）的影响”（1981：174页）。迄今，在文献中确实没发现马建忠学习西方普遍语言学的记载，但是，有迹象表明马建忠是了解欧洲语言学的，《文通》的理论基础是笛卡儿语言学，又称为普遍唯理语法（注：参看宋绍年《论〈马氏文通〉的理论基础》（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4期）。）。《文通》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葛郎玛，而是包含了更深刻的普通语言学理论。《文通》对于古汉语语法系统构建的贡献是全面的、系统的，百年后的今天，站在当代语言学的高度重读《文通》，仍会有常读常新的感觉。

（二）对《文通》体系的完善与修正

《文通》的出版引发了汉语语法研究的热潮，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里，出版了数十种以文言为研究对象的语法著作。其中有些是《文通》的简缩之作，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是也有些著作以英语语法为参照系，对《文通》的语法体系进行了补充或修正，使《文通》的体系进一步得到了完善。

章士钊1907年出版了《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这部著作的主要贡献是划清了字和词的界限，对《文通》作出了重要的修正，指出“一字可为一词，而一词不必为一字。泛论之则为字，而以文法规定之则为词，此字与词之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