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忠良：从全球的濒危语言现象看我国民族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问题

一语言濒危的全球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步伐的加快，人类社会的发展正日趋走向国际化，跨越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交际显得越来越重要而频繁。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的距离在逐渐缩短。语言作为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也随着经济、科技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发生变化，于是语言求同（或语言趋同）已逐渐成为世界语言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趋势，并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发展。在这种语言趋同的大趋势下，不同的语言面临着不同的生存空间，有的语言跟不上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日益贬值，进而出现母语危机，并可能走向消亡。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濒危语言现象已逐渐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趋势并在不断发展，同时濒危语言问题也成为国际语言学界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被提升上了议事日程。1992年国际语言学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国际语言大会（International Linguistics Congress）上，濒危语言问题被定为这次年会的主题；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该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并在1995年11月18日至20日，在日本东京召开了关于濒危语言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成立了国际濒危语言咨询交换中心（International Clearing House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和亚太地区语言研究部，以协调濒危语言工作；同年，美国和英国也相继成立了濒危语言基金（Endangered Language Fund）。

从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来看，语言的数量是在不断减少的。据语言学家们估计，公元前，全世界约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到了20世纪，就只剩下6000多种了，现有的6000多种语言，在21世纪将有70％－80％陆续失去它的交际功能而让位于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大卫・克里斯托，2001，3）。据美国萨墨语言学研究所戴维・克里斯特尔于1999年2月在英国《展望》月刊上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会讲的语言共有51种，使用者不到100人的语言有500种，使用者不到1000人的语言有1500种，使用者不到10000人的语言有3500种，使用者不到10万人的语言有5000种。这些统计数字也许有其不太确切的地方，但它说明了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全世界现有的语言数量在不断减少，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语言在面临着消亡的威胁。就如戴维・克里斯特尔在其著作《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指出的：“世界上较小社团的语言可能消亡的速度确实值得注意。亚马逊河探险发现了许多新语言，但也发现语言迅速地消亡，因为那里的印第安人被处于统治地位的西方文化所吞没。在一代人之内，一种语言的痕迹有可能完全消失。政治决议迫使部落迁移或分裂，富裕的经济前景将吸引村子里的年轻人离家而去，新的疾病造成死亡。委内瑞拉库卢埃尼河下游仅一个村使用的特鲁迈语经1962年一场流行性感冒，把讲这种语言的人减至不足10人。19世纪，据知巴西有1000多种印第安语，而今天，只有不足200种了。”另据怀斯的统计，目前在秘鲁已灭绝的印第安语达84种，濒危或正走向灭绝边缘的语言有十几种。

其实，语言濒危的严重性还不止上述这些，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母语危机的还有很多。如埃雅克语，［1］早在远古时代居住在横贯阿拉斯加的育空河和塔纳河流域的土著民族就开始使用了，它是纳瓦霍语、阿帕切语等土著民族语言的母语。19世纪中叶，埃雅克族在阿拉斯加海湾沿岸的科尔多瓦四周建立了具有数百万人口的社会，他们拥有独自的语言、独自的神话和独自的诗歌，还有独自的道德观。现在埃雅克语行将结束其历史，一位名叫马利・史密斯・琼斯的埃雅克族女性成为了以埃雅克语为母语的最后一人，如今埃雅克这种语言只存在于琼斯的头脑里了。她时常独自念叨祖先的语言，“我很希望听听是什么声音”。而象琼斯这样没有交谈对手而感到孤独的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根据世界语言要览《民族学》的统计，仅剩一人作为母语使用的语言有52种，只有极少数高龄者使用的濒临消亡的语言达426种。同样，自欧洲人移民澳大利亚以来的200多年间里，澳大利亚已有150种土著语言寿终正寝，现在又有100多种语言“濒临消亡”。

也就是说，目前世界上大约6000多种语言，在21世纪，其中有一半的语言行将消亡，200年后，其中80％的语言将不复存在。可以这样说，人类有史以来，许多语言诞生后又渐渐消亡了，然而，像今天这样语言消亡的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

二我国语言濒危的历史与现状

我国现有55个少数民族，120多种民族语言。在历史上，我国有无数语言由于外部和内部的种种原因消亡了。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可以用“文字异型，言语异声”来概说当时的我国社会语言状况，上万个诸侯国，语言的种类很多。这些语言后来或者是融合了、或者是被替代了，乃至一些在历史舞台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等后来都无影无踪了。［2］而我国现有的12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包括台湾高山族使用的15种以上的南岛语系语言）中，有20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即使使用人口超过千人的语言，也并不表明它们有很强的生命力。有的语言虽然使用人口不多，但具有一定的生命力，目前还不属于濒危语言，如居住在云南中缅边境的独龙族使用的独龙语，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还不会很快消失；有的语言则不同，从各方面分析它已处于消亡的边缘。例如满族虽然有数百万人口，但满语仅仅有少数老人使用；畲族虽然数十万人口，但会使用畲语的不足千人，而且大多是双语人，其中的大部分人的第二语言比本民族语流利，可能再过若干年后，畲语也将陆续消亡。类似的语言还有仡佬语、塔塔尔语、赫哲语、阿侬语等，也都属于处在消亡边缘的语言。

最近，中国新发现语文研究课题组在贵州进行调查，发现80年代还有人使用的羿语已经完全消失。列入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计划的木佬语，也仅仅有几位70多岁的老人还勉强会讲。可以预料，再过若干年，现在会使用木佬语的几个老年人一去世，这个语言也将消亡。另外，像语言使用人口很少的普标语（约50人使用）、木雅语（约1500人使用）、格曼登语（约200人使用）、怒苏语（约800人使用）、基诺语（约10000多人使用）、达让登语（约700人使用）、业隆话（约450人使用）也都正面临着消亡的危险；除此而外，属于侗台语族仡央语支共8种语言，包括仡佬、木佬、拉哈、拉基、羿、布央、普标、恩（环侬）都属于濒危语言。［3］

语言濒危是一种全球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所表现的濒危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而从上表的数据可知，在我国语言使用人口在千人以上的，情况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语言虽然人口不多，但其语言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如前述的独龙语；有的语言虽然使用人口很多，超过数百万人口，但已经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如满族使用的满语，仅有极少数的老人使用；有的民族虽有数十万人口，如象畲族，但会使用畲语的人还不足一千，而且大部分人的第二语言比母语流利。类似的情况还不少（见前述）。

由于语言濒危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一种现象，日益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的普遍关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根据各自的语言情况，采取了不同的积极的保护措施和抢救对策，以延缓濒危语言的消亡速度。如美国1990年制定了支持土著居民保护自己语言的法律；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保留土著民族语言的计划给予资金援助，1927年曾一度消失的乌尔娜语由于纳入了大学教育计划等，如今已有50人能自如地驾驭该语言；埃及的一部分科普特派基督教徒，从几十年前开始就在家中尽量使用仅在宗教仪式时才使用的科普特语，从而避免了科普特语的消亡。［5］又如1988年，日本有100多位语言学家联名给政府写报告，要求建立抢救濒危语言的基金，并获得了政府和一些财团的支持，建立了环太平洋地区的抢救濒危语言的基金；［6］英国的威尔士语处在英语的包围之中，在急剧衰落的危急形式下，经过努力而使其恢复了元气。［7］在我国，濒危语言问题也引起了我国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的关注。2000年10月16日，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在我国，这还是首次把濒危语言问题作为专题内容来进行讨论的会议。这次会议着重围绕濒危语言在我国现阶段所表现出的个性特点与世界范围内濒危语言问题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以及如何立足我国弱势语言的实际进行语言资料的保存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交流。这次会议对推动我国重视和加强濒危语言问题的研究，无疑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在国内，濒危语言通常理解为使用人口比较少、社会使用功能逐渐萎缩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许多民族语言因使用功能弱，加之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书面语，规范程度低，所以一般都处于濒危的状态（只不过濒危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许多领域逐渐被汉语取代，使用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逐渐被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汉语取代，以致有些既没有民族文字又缺乏通用环境的少数民族语言已经面临即将消亡的地步。因此事实上，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或趋向濒危状态。”于是，国内的一些著名语言学专家针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的情况，提出了界定是否属于语言濒危的对策性建议：“就目前我国的语言实际来看，弱势语言和强势语言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否将处在马上消亡，或者能否将那些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就会消亡的语言看作是濒危语言，因为它们确实处在马上消亡的境地。”［8］

针对目前我国语言濒危的情况，一些有识之士为抢救这些濒危语言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比如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语言学家对一批新发现的或者早已发现但未进行过系统调查的语言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和描写研究。出版了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四川民族出版社）和《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丛书》（上海远东出版社）等一些较全面反映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面貌和类型的研究成果，弥补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民族出版社）的不足，深化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如香港城市大学王士元教授主持的“中国南方的濒危语言”项目则使用现代化科技手段记录和保存濒危语言，用计算机处理语料，展现了科技手段拯救濒危语言的前景。台湾有关科研机构和南岛语言学专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先后实施了《台湾南岛语言调查研究》、《台湾土著语言的比较研究》、《高山族的社会语言学调查》等调查研究计划，并且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国内外知名的语言学期刊《民族语文》杂志自1979年创刊以来，不定期地刊发了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大量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语料，深受国内外语言学界的一致好评。然而，濒危语言资料的抢救和保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语言学专家和有关人士的积极参与和有关部门、机构的积极配合，还要有政府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没有多方面的配合，语言保护和抢救计划都将难以实施。当前，我国正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对我国的影响无疑将是巨大而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会影响到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西部是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西部大开发涉及包括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在内的12个省区。这里居住着51个少数民族，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90％以上，占西部地区总人口的30％，使用着60种以上的语言、30种文字。民族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重要特征。而语言除了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外，还要受到社会发展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将给民族语言带来一系列的影响，尤其是对濒危语言的影响。面对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如何处理好民族语言的发展和保持问题，如何处理好民族语言文化的宏扬和保护问题，以及如何在西部大开发中充分发挥民族语言文化的作用，是我们应该深入探讨、研究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换句话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我们提出了如何才能保护好人类的生态环境，以便更好地开发和利用好我国民族语言文化生态资源，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抢救濒危语言文化资料的重要课题。

三我国语言文化生态的保护和利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