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现汉》新编规范，是耶非耶？

《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推出第六版，是最近国内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但在这个网络时代，恪守规范性、一直以来被广大师生奉为圭臬的《现汉》也遇上了难题：有人批评《现汉》太过保守，连“剩男”、“剩女”这类日常习见的词都不收；也有人说，《现汉》既然是“汉语词典”，就应名实相副，不应过度“西化”。是耶非耶？ 曾参与编写《汉语大词典》、并任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审多年的徐文堪先生从词典编纂的实际操作层面与理论层面，对《现汉》加以点评解说，同时介绍了相关历史，有心的读者自可从中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前不久，有上百名学者“上书”新闻出版总署、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举报《现汉》收录“NBA”等二百三十九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现汉》收录字母词，是否违法？

徐文堪：我认为《现汉》第六版这一内容并不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在2000年10月31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以第三十七号主席令颁布该法，规定2001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的核心精神是国家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它的第十一条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定和标准。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

字母词不是在该法颁布之后才产生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字母词了。比方说，当时很多出国留学的人要考GMAT，这就是一例英文缩写，它是人们口语中经常使用的字母词。说话聊天，用GMAT比较顺畅自然，硬要用对应的汉语翻译就比较别扭，反而阻碍了沟通效率。又比如，外国人在中国参加汉语水平考试，它的缩写是HSK，这也是通行的习惯用法。NBA就更不必说了，这个缩写，广电总局曾规定在电视转播中不得使用，而应称为“美职篮”，但很多专业人士和广大网民都认为不妥，现在也推行不下去了。

既然字母词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有些人可能比较习惯，另一些人可能不太习惯或不明白意思，所以就需要有人相应地编写工具书。我知道的最早的这方面的工具书，是上海辞书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的《字母词词典》，作者是语言文字专家刘涌泉，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副所长。此后学界又有相关文章和若干种字母词词典。有趣的是，刘先生在2009年的时候又出版了《汉语字母词词典》。我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工作时，也曾复审过一部字母词词典。

字母词有很多种形式，有时是英文缩写，有时是汉语拼音缩写，有时是汉英混搭，是否都叫字母词（字母词的定义和范围），要不要字母词，在什么范围内使用字母词，这些都存在争论。为了便利起见，人们一般把上述几种缩写都视作字母词。因为字母词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又有很多是已经约定俗成的，因此不能禁止使用；但有的时候也得规范字母词的使用，不能滥用。比如，一家影响很小的机构任意地制造和传播字母词，反而增加沟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就要运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行规范。

《现汉》从1996年的第三版开始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了一些西文字母开头的词。现在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如果在汉语文出版物中使用外国语言文字，就应该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做必要的注释，《现汉》就是在做注释工作，它把常见的字母词收入其中，有助于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不违法。

另外，《现汉》是规范性词典，从注音、收词、释义到例证，虽然未必全部恰当，但全书都在努力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学者可以对是否使用字母词有不同意见，可以写文章讨论、商榷，但举报就没有必要了。

9月4日的《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左看右看字母词》，作者是此次举报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徐文堪：这篇文章的几个主要观点我都不能同意，正好借它谈一些我对字母词的看法。作者说，大多数中国人不认识字母词，即使有几亿人学英语，也还有几亿农民不懂英语。我认为这与事实不符。举例来说，现在的农民看电视，也用手机、电脑，有很多机会接触字母词，看电视至少就知道台标CCTV是指中央电视台，并不能说农民对字母词一无所知。这位作者又说，在汉语中夹杂英语会让汉语变成不汉不英的语言，说话的时候不断在两种语言之间跳来跳去，影响交流的效率。但使用字母词的主要原因，恰恰是为了提高交流的效率。NBA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非要简称为“美职篮”就很别扭了。

他还说，汉英夹杂影响语言的美观，外国人就不在英语书刊中夹杂汉语。这也不符合事实， 我手边就有一本关于丝绸之路的论文集The Silk Road: Key Papers，随处可见大量汉语夹杂在英语里面，我们还可以再看一本叫作《佛教东渐》的日文书，书中假名、英文和汉语夹杂在一块，看上去也并没有让人觉得不美。实际上，几种文字混排在外文书中很常见。最后，这位作者说，使用字母词会从根本上危害汉语言的安全，再过几百年，中国人就不喜欢汉语喜欢外语了。许多语言中都有大量外语借词，韩语中就有大量的汉语借词，比例大概要占百分之六七十，韩语不也好好的吗？韩剧也还是这么流行。

他又认为吸收外来词不可避免，应该由国家把所有外文字母词翻译过来。这个工程实在太浩大了。因为每年产生的新词，特别是专科新词，数量实在太多。虽然我们有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做这个工作，但不可能把所有的外来词都翻译成汉语，对理工科还有医科的学生、老师来说，数学、化学公式也都只能直接用外语。退一步说，就算翻译，也很难做到信达雅。

比如，laser其实也是个缩写，台湾音译为镭射，大陆一般意译成激光，据说这是钱学森翻译的，这样译就很好；Operational Research译成运筹学也很好，但类似这样的翻译极少。如果每年都要把成千上万的词译成汉语，实在太费时费力，且根本无法保证翻译质量。欧盟现在有二十七国，过去没有二十七国的时候就专门成立翻译机构，花了无数的钱，也只能就几种主要语言进行翻译，到现在还是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更何况，汉语与外语互译比欧洲语言之间相互翻译要复杂得多。我国各个少数民族从汉语吸收新词，也是直接借入，而不是通过翻译。

也有人提出机器翻译。机译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机器翻译的前提是实现人工智能。这件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人在做，原来的设想是很快就会成功，但实际上直到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取得实质突破。今年是人工智能之父图灵诞生一百周年，图灵说过，人工智能成功的标志是，人机对话，但人分不清和他对话的到底是人还是机器。目前，我们离真正的人工智能还遥不可及。

此文作者还主张对公共出版物进行监管，这在技术操作上很难进行。他主张对专用领域和通用领域进行划分，但这样的划分也很困难，比如“DNA”，如何划分，算“专用”还是“通用”，各人的标准是不同的，无法用行政手段加以统一。

另外，他有些误解，比如说中国的丝绸，英语将其翻译为silk，其实英语并非直接来自汉语，silk是从拉丁语来的，而拉丁语又是从希腊语Sēres来的。中国古代的翻译有很多是音译，二十四史中大量少数民族的词都是音译的；佛经中也大量用音译，如“般若”。甚至还有整部书都是音译处理的，《蒙古秘史》一书没有蒙文，全是汉字音译，只有旁译用汉语词作了些解释，实际上就是用汉字转写。因为用字是有规律的，可以将其还原为蒙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现在自然不需要这样做了。

有没有汉语词典收录字母词的先例？

徐文堪：晚清有一位留学日本的汪荣宝，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过书，回国后做了小京官，后来还做过驻比利时、瑞士、日本等国的公使。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与叶澜合编了《新尔雅》，有“释法”、“释教育”、“释格致”等篇目，其中就收录了“X光”这个词。汉语词典收录西文开头字母词，这是最早的一例。汪荣宝是对语言文字很有贡献的学者，例如，他还写过一篇音韵学论文（关于音韵学，他一生可能就写过这一篇论文，但影响巨大）：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钢和泰（过去都说他是俄国人，实际上他是爱沙尼亚人）的论文《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这篇文章说，通过梵文翻译中国汉语的例子可以研究中国的古音，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汪荣宝接着在另外一个杂志上发表了论文《哥戈鱼虞模古读考》，根据外文和汉文的对音来研究古音，引发了一场关于音韵学的辩论，章太炎反对他，钱玄同、林语堂等人都写文章支持他。这场论战，对中国传统音韵学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当然，章太炎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也有很大贡献，如台湾现在还用的注音符号，主要就是他制定的。

有关于词典编纂的专门学问吗？

徐文堪：以前编词典主要靠经验，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的Lexicography逐渐兴起，也就是国外的“词典学”，我们这里往往叫“辞书学”。有一位捷克裔美国学者叫兹古斯塔，他在“布拉格之春”事件后到了美国，在伊利诺伊大学当教授，后来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71年他出版了《词典学概论》，这是词典学成为一门学问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本书已经有了中译本。中国最早出版词典学著作的是胡明扬等先生，胡先生主持编写的《词典学概论》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见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相比，起步不算太晚。

《上海书评》曾刊登《现汉》书评，引起热议，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现汉》？它有哪些缺陷和不足？

徐文堪：《现汉》从1956年开始编写，至今出到第六版。最初编写时有这样一个背景――1949年之后我们强调语言的规范化，1955年还开过一个关于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学术会议，当时提到文字改革，具体是三项工作：一、推广普通话，二、简化汉字，三、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就要和汉语规范化结合起来。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又加以规范的通用语言，它不是单纯的方言。当时的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主持编写词典，最初是吕叔湘先生主持，接着由丁声树先生主持，1965年完成了词典的初稿，不过只是内部发行，没有公开出版。“文革”时，词典受到了批判。“文革”后编纂工作又陆续恢复，至今出到第六版。因此，我们评价这部词典，要先读读前言、凡例，了解本书如何收词、如何定位，才便于评价。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部好词典。当然，不排除其中还会存在各种问题；随着历次修订，词典的质量还在不断提高。

对语文词典的评价，最重要的是立目（收词）、释义、例证等几个方面。《现汉》强调规范，所以收词时强调的是较常见的词，数量较少。《现汉》对词的解释虽然准确，但有些词检索率不高。第六版修订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剔除了很多陈旧的词，过去漏收的词又重新补入。第五版还做了一项尝试，就是标注词性，标注的时候还注意到词和非词的区别。顾名思义，《现汉》是实用的工具书，所以在以词为主的基础之上，还要收录一些词组、短语甚至名句。汉语和外语不同，后者自然分词（书写时，词与词之间是分开的），汉语中词和非词的界限就不很明显。

朱绩崧先生在书评（编按：见今年8月26日《上海书评》文章《【北京人】只“指北京猿人”吗？》）中提到“北京人”的释义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因为“北京人”是“北京猿人”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是个词；而区别于“上海人”、“广东人”的“北京人”则是一个“词组”。因此，作为主要收录词的《现汉》就只将“北京人”释义为“北京猿人”。

《现汉》还要收录专科词，语文词典对专科词的解释要区别于专科词典中的解释，语文词典对专科词的选择范围也与专科词典不同。还是以“北京人”为例，《辞海》的性质是语文兼百科，以百科为主，它也收录了“北京人”，但它的释义是指曹禺的一个剧本《北京人》，这个明显不属于《现汉》的收词范围；当然《辞海》还有“北京猿人”这个条目。

又如，“鸡蛋”是一个词，外语词典肯定会收这个词。《现汉》之所以没有这个词，是因为它无需解释，就是“鸡下的蛋”。但“鸭蛋”不同，“鸭蛋”除了是“鸭子下的蛋”之外，还有“零分”的引申意思。《现汉》对“鸭蛋”的处理办法就和对“北京人”的处理办法不同了。它处理“鸭蛋”时作出两个释义：一个是“鸭子下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