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虹：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

一、SARS危机，或研究的缘起

尽管公元2003年的年历牌刚刚翻过三分之一，但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否认对这一年的中国甚至整个世界来说，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将莫过于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或非典型性肺炎（Atypical Pneumonia）的流行。这一起始于2002年11月广东佛山市的严重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已经蔓延到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全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并开始影响到包括加拿大、美国、印度支那和欧洲各国在内的全球近30个国家（《财经》报道，2003；Rosenthal, E., 2003）。4月14日，因SARS肆虐而亲赴广州考察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用了 “我们很揪心”、“感到焦急”来表达对疫情的严重关切（胡奎，2003）。截至5月20日，感染SARS病毒的全球人数已经达到8000人以上，其中中国大陆5248人，死亡人数294人，这还不包括近2000例疑似病人（新华社a，2003）。并且，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动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合作，遏制住了发病的高峰势头，但这一疾病目前仍在流行。

SARS病毒的肆虐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或流行病学问题，同时也是一次严重的社会危机。我们所以说SARS病毒的流行是一次严重的社会危机，是因为这场灾难不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耗费了无以计数的社会财富，而且对人们的生活秩序、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整个人类文明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单从本文主题所限定的角度说，在这一危机发生和波及的前后半年的时间里，广州、北京、湖北、广西、海南、香港、福建、湖南、江西以及江苏、安徽和四川等10多个省市都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流言和谣言的传播现象，以及以抢购、群体性惊恐、民工和大学生无序溃散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强烈的不合作和不合理的社会恐慌现象。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说，流言（gossip）和谣言（rumor）都是在社会大众中相互传播的无根据不确切的信息。在汉语中，“流言”一词始见于《尚书・金藤》，其文曰：“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蔡沈注云：“流言，无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止此也”。谣言在中国史书上则有“谣诼”之称，始见于屈原的《离骚》：“众女嫉予之峨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注云：“谣谓毁也，诼尤也”。由此来看，流言和谣言虽然都是无根据不确切的信息，但两者严格说来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无意讹传的，后者则是有意捏造的（周晓虹，1998a：427）。考虑到流言和谣言的传播是匿名的，且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扩展（如果知道1张纸对折50次的厚度是地球到月亮的距离，你就能够迅速地理解流言和谣言传播的速度），很难寻访到它们的最初来源，以致我们常常无法确定传播者的动机，从而无法有效地将这两者分开；加之有些传闻事后证实并非毫无根据，只是在传播之时尚未获得官方渠道的证实，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常常会将流言和谣言统称为传言（Legend）。

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流言和谣言都是一种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或者说是一种以信息传播为特征的集群行为（Popenoe，D.，1986：547）。同时，它也是包括社会心理学家在内的社会科学家关注的研究主题之一。在有关传统中国社会发生的流言和谣言事件中，有两项研究值得我们在这里简略述及：其一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叫魂》（1990／1999）；其二是苏萍的《谣言与近代教案》（2001）。在前一项研究中，对中国历史有着相当把握的孔飞力，通过对乾隆时期档案的解读，向我们描述了1768年因民众相信一种被称之为“叫魂”的妖术流行，是如何导致了江浙等12个省份近2亿人口的社会大恐慌；而在后一项研究中，有着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双重背景的苏萍，则通过对晚清一系列著名教案的分析提出，利用谣言动员民众是晚清士大夫屡试不爽的反教手段之一。这一研究不仅揭示了谣言的另一面社会功能，而且使得我们能够发见，在反教谣言的背后，我们的民族隐藏着怎样的心理与社会危机（苏萍，2001：4）。

在西方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流言和谣言的经典研究当推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对1942年美国“珍珠港事件”中战时谣言的分析。这一谣言的传播是以美国民众对官方的“战时损失报告”的不信任为基础的，而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的分析不仅指出了形成谣言的两个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而且提出了谣言传播过程中的三种基本机制：削平（Leveling）；磨尖（Sharpening）和同化（Assimilation）（Allport, G.,& Postman, L, 1945）。这三大机制不仅为我们研究流言和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分析工具，而且表明流言和谣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一系列传播者行为累加或“群体贡献”的结果。

本项研究的经验资料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其一，2003年2月10日起至5月20日至的相关报刊文献，其中包括有关SRAS病毒流行及公众反应的新闻报道和市民与专家访谈。其二，2003年5月1－4日和5月24－25日，由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先后两次完成的 “非典型性肺炎流行的公众反应与社会后果”千户问卷调查。该调查对象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南京全国五大城市的2000余户居民（每次1000人／户以上），调查通过电话访问系统进行，通过当地局号随机生成的电话号码抽取调查样本。其三，2003年5月1－4日进行的同一研究项目的专家访谈。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通过电话访问系统，就与SRAS流行的公众反应和社会后果相关的10个问题，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和杭州的30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大众传播学家和人类学家进行了深度访谈。

二、SRAS传言的社会成因解读

在对SRAS传言的社会成因进行解读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其传播的过程作一个简短的回顾。

虽然早在2002年12月到2003年1月间，随着非典型性肺炎在珠江三角洲的传播和蔓延，有关“非典”的种种传言就出现在广东省的河源、中山、东莞等地，但大规模的传言及与其相伴随的强烈的社会恐慌却出现在2003年春节后的广州。2月8日及随后的几天，广州谣言满天飞，其主要内容基本上与疾病本身有关，诸如“广州发生致命流感”、“不明病毒一夜夺命”、“打个照面或者对望都会传染” ……等；这类传言直接导致了广州及相邻省市的市民大规模的抢购板蓝根、食醋和医药用品。在接下来的2月12日后的几天，虽然在广州市政府2月11日的正面回应下，第一波传言已经退去，但第二波传言又起，而且借助着人们此时普遍存在的恐慌心理越演越烈。此时的传言除了“食盐可以治疗肺炎”外，和SRAS病毒的流行已经没有直接的关联，包括美伊即将开战，“食盐、大米、油要涨价”；以及番禺的“农药船沉没污染了饮用水源”等。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广州及邻近的番禺先后掀起了抢购食盐、大米、油及桶装纯净水和矿泉水的风潮，广州许多超市里人头涌动，队伍长达上千米（樊克宁，2003；戎明昌、陈明光，2003）。

3月，因为热火朝天的美伊战争（尤其是人类第一次用电视直播的方式直播战争）和“两会”的召开，公众的注意力被从非典型性肺炎的流行上移开，而此时SARS病毒正以北京为中转站，悄悄地向全国各地流行（《财经》报道，2003）。从4月初起，随着北京疫情的逐渐严重，与SARS有关的传言在北京开始大规模流行，其主要内容涉及某些地段和办公大厦的被封闭隔离或死了多少人，对食物和医药用品的大规模的抢购也随着传言及由此引发的恐慌而蔓延。从21日起，有关北京市城八区自23日起要“封城”的传言不胫而走（北京青年报，2003），其后更是发展到有人谣传北京“要用飞机撒农药的方式进行全城消毒”。在这一传言的影响下，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以学生和农民工为主体的离京溃散大潮。

上述种种现象还只是城里人的现代“杰作”。因为农村信息不灵，加之5月之前“非典”的流行尚未对农村造成现实的威胁，农民对SARS病毒的反应似乎要慢半拍。不过，从5月初起，随着疫情的发展和民工返乡的增长，一些地区的农民也开始参与到流言和谣言的制作与流传中来。5月3日，两湖地区开始盛传谣言，并且在4天内借助手机短信和电话飞传14省。此次传言的基本版是“一婴儿出生就能说话”，说只要家家户户放鞭炮即可防治非典。一时间，湖北、湖南、安徽、广东、江苏、贵州、山西、陕西、福建、江西、云南、四川、广西、浙江等14个省的部分农村鞭炮齐鸣，它将自今年2月起的“非典”传言推向了顶峰（张立、赵凌等，2003）。

我们在前文曾提及G.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给定的形成谣言的两个条件――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性，这一看法此后一直是有关谣言形成的标准观点（Shibutani,T.,1966）。事实上，正是重要性和模糊性，决定了人们获得对某件事件的解释的强烈动机。在我们的五大城市调查中，公众对非典流行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程度，对此“非常关心”和“比较关心”的比率之和达到88.0%（城市间的差异与不同城市在调查时期非典流行的严重性及脱敏程度有关，比如广州自2月起就流行非典，3个月以后关注度已有所降低）。按照盖洛普民意测验的调查，在现代社会，能让80％以上的人对同一问题产生兴趣的可能性很小（罗伯逊，1988：795）。这说明,非典的流行对公众确实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其实，SRAS病毒对公众的重要性并不单单取决于其对生命的危害程度，也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决于它的不可控性。尽管同另一致命性疾病――艾滋病（AIDS）全球近4000万人感染的严重性相比，SARS至今感染的全球病人数量不过是AIDS的五千分之一，但由于SARS病毒流行在某种程度上的个人不可控性，它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恐慌程度。［1］传染病学研究表明，AIDS是由于感染上HIV即人类免疫系统缺损病毒引起的，而HIV的传染渠道包括：性交、血液感染和怀孕或哺乳期母婴相传（翁乃群，2001：18）。对大多数人而言，相对检点的性生活（如稳固的性伴侣、异性恋等）、安全和正规的输血，基本上可以免除他们对感染AIDS的担忧。但是，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中人口密集的居住和生活方式，使得主要通过飞沫传染的SARS具有了相当程度的个人不可控性，这种不可控性提高了事件本身的严重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需要的是有关事件的清晰说明，借此来了解事件的严重性及确定自己的对应行为，而有关这一事件的信息的模糊则会增加人们通过议论获得某种合理性解释的动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SARS传播的初期，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无一例外的集体性“失语”。先看2月初的广州，尽管从2002年的11月起，非典就开始在广州周边的城市流行，但一直没有主流媒体给予正面报道。2月8 日－10日，当广州市内大规模传言四起的时候，主流媒体依旧保持了不应有的沉默。2月10日，《羊城晚报》才报道，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但由于报道语焉不详，不但未能使公众了解事件的真相，反而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因为它证实了传言的内容或部分内容的真实性）。直到11日上午，广州市召开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后，媒介才开始较为系统、正面地回应大规模的传言，并对SARS病毒的流行情况进行报道。在这里，有两点需要指出：其一，正是主流媒体的缺席及由此导致的信息的模糊，使人们在疑问的同时增加了通过相互议论获得解释的动机；其二，在相当的程度上主流媒体的开口说话，是传言“逼迫”的结果。我们可以将这一事实陈述为，传言对问题及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自己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