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明：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空间的生产、使用、建构

摘要：本文通过对道路研究现状的批判性评述，试图结合功能主义的实证分析和现代性视角下的时空分析两者之长，将汉藏公路视为复杂动态的社会空间，从公路的生产、使用、建构和消费四个角度对现有的分析框架加以扩展，从而建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的“路学”框架。“路学”框架不仅关注道路的修筑过程及其相关社会历史因素，同时注重其象征性层面上的文化符号建构;不仅强调道路的实际使用功能，而且注重其更加广泛的消费价值，以彰显道路的现代性意涵。本框架采用“点”“线”结合，“动”“静”结合，“质”“量”结合和“史”“志”结合的具体研究方法，以期得出对汉藏公路空间的时间性、社会性、开放性和移动性的总体描述和剖析，以推动“路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路学”汉藏公路社会空间现代性移动性

从成都驾车向拉萨进发，318国道成都至雅安段全程高速，路况良好，车流量也大，和走在内地高速公路上没有多大差别。进入雅安首先看到的是路口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雕塑，凸显此城曾是茶马互市的重要节点。下午途径泸定，因水电站建设道路管制，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轮到单边放行。出城后沿大渡河岸继续前行，沿途水库淹没区的农舍和去年相比，许多已被拆除，断檐残壁，甚是荒凉。当晚夜宿来过多次的康定小城。第二天出城一路向西，翻越折多山时，载重卡车在坡道上喘着气缓慢又坚持地爬行，成了骑行摩托的当地人喜爱的超越目标。路边甘孜州政府树立的“打造生态景观大道”的巨幅标语牌和家乡沪宁高速边鳞次栉比的广告牌相比，显得有点孤单。沿途还看到几辆旅行社的大客车开往前方景点塔公寺。不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路边隔三岔五可见的骑行者(还有少量的徒步者)。这些人的最终目的地是拉萨，通常从成都出发，海拔3,000多米的折多山将是他们路程中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在岔路口新都桥镇吃午饭后，向北转向德格方向。沿途车流量明显减少，偶尔还得给走在公路上的牦牛群让路。

夜宿炉霍县城，从那里接川藏北线(317国道)继续行程。这一带的地貌是海拔较高但相对平缓的高山草甸，公路沿着高原向西北蜿蜒延伸，不时可见两边高坡插满五颜六色的经幡，常常数百面摆成整齐的几何图形，迎风招展，蔚为壮观。有的高坡上镶嵌着水泥白灰制成的巨大的六字真言，蓝天白云之下非常醒目。突然间，半山坡上开下来一排排看不到头的绿色军车，打头的车顶上摆着醒目横幅：川藏线运输团。上百辆车鱼贯从面前开过，整齐，威武，在高原上形成一条流动的长龙。车队过后，继续前行。看见路上两位朝圣者，双手前伸，匍匐倒地，磕头后再站起来重复同样的动作。几个家人或同伴拉着装有帐篷炊具的大车跟在一旁。看到这种景象，情不自禁地停车拿出相机拍照。抵达德格前翻越海拔6,168米的雀儿山，盘山公路上开了近两个小时，快到豁口时感觉胸涨气闷，典型的高原反应症状。看到路边的养路工人，油然心生敬意。下山时遭遇大雪，好在有惊无险，平安抵达德格。休整一天后继续沿317国道开往昌都，刚满怀激动地驶过横跨川藏分界线的金沙江大桥，却被检查站武警拦下告知，因为修筑新路，前方限行。刚才的兴奋一下子变为沮丧，原定去拉萨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笔者2011年6月田野调查笔记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最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见证了规模空前的基础设施建设高潮。笔者自1990年代起在中国西南从事人类学研究，对当地交通发展在短短二十多年间的突飞猛进印象深刻，同时又受道路所带来巨大变化的启发，在2006年启动了道路研究课题，并进而提倡建立跨学科的“路学”(Roadology)研究{1}，转眼已历时十年，行程数以万里。以上的田野笔记只是诸多次田野调查旅行的一个片段而已。这里除了显示人类学研究中充满不确定因素之外，更意在从一个侧面显示道路作为研究对象的复杂多样性，并坦陈笔者在研究过程中面对的最大困难，即如何处理道路拥有的丰富又流动的现象和材料。

以上面提到的短短几天路程为例，笔者在途中见到了卡车司机、摩托车手、游客、骑行者、汽车兵、牧民、朝圣者和养路工人等不同的道路使用者。就道路的用途而言，交通、运输、旅游、军事、宗教和政治层面清楚可见。就道路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军车、武警和标语牌是最直接的国家在场，牧民、朝圣者和摩托车手是当地人的代表，而骑行者和游客则是晚近出现的新角色。就道路的作用和影响而言，最直观的是当地旅游业及水电等基础设施开发的快速发展。对研究者而言，如何制订适当的研究计划去梳理纷繁复杂的现象是关键，而选定研究对象则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在跑遍西南中国之后，笔者最终选定川滇藏交界区的汉藏公路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汉藏公路”，指的是连接汉族为主体的地区和藏区的道路，最为闻名的当数通往拉萨的青藏、川藏和滇藏公路{2}。至于采用“汉藏公路”这一叫法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这样指称最为直观明确;也曾经考虑过使用“藏边公路”，但最后还是放弃――一方面是由于此叫法只突出了藏区一面，有以偏概全之感;另一方面也避免引起藏边到底属于“内边”还是“外边”的争议。“汉藏公路”的字序，除了反映历史上由汉区向藏区修路的通常走向外，并无重汉轻藏或其他特殊含义。众所周知，由于青藏高原的特殊地貌，进出藏区山高谷深，道路崎岖。但历史上这一地区仍然拥有一个颇成系统的路网，与周边地域互联互通，著名的有“茶马古道”和“唐蕃古道”等{3}。本研究的对象定位于能供机动车行驶的现代公路，古代和近代汉藏地区道路不在研究之列。

汉藏公路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几个显著特点：首先，历史相对短暂。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较，藏区是现代公路最晚到达的地区。从1930年代公路在藏区边缘出现算起，迄今只有八十年左右的历史;第二，发展迅速，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1950年代见证了青藏、川藏和滇藏公路的修筑，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沿途路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级和加密;第三，超乎寻常的知名度和媒体曝光度。几条汉藏公路(包括2006年开通的青藏铁路)被誉为“天路”、“朝圣之路”或“中国最美公路”，相关题材的游记、歌曲、摄影作品层出不穷，成为当地旅游业最好的广告。

根据研究对象的以上特点，笔者制订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计划：首先给汉藏公路八十年发展历史做一概述，着重讨论修筑公路的目的和过程;其次检视汉藏公路的作用，包括其具体使用情况和效果;最后考察公路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包括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诸多方面。然而具体着手后发现困难重重，主要的挑战包括如何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就研究方法而言，完成此课题的田野调查和通常情况不同，范围远远大于人类学者常常关注的某个村庄、社区、人群、机构或城市。虽然调查的区域聚焦在滇西北、川西和藏东交界处，但这仍是一片幅员广大的地区，总面积超过许多欧洲国家的领土，显然无法采用人类学者待在一地做长时间参与式观察的传统方法。1980年代以来流行的“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方法当然可以考虑{4}，但笔者在进行了多次不同地点的田野考察旅行后发现，要了解一条公路的全貌，还必须同时进行线状考察。汉藏公路研究范围的广度和深度要求研究方法的创新。最终笔者决定采取“四结合”方法来完成研究：即“点”“线”结合，“动”“静”结合，“质”“量”结合和“史”“志” 结合。详细来讲就是既考察公路全线又观察沿线多点，既有相对固定的参与式观察又有动态流动的田野工作，既用质化也用量化研究方法，既回溯历史也注重当代民族志。

解决了研究方法问题以后，更大的挑战是采用何种理论框架来覆盖鲜活流动的日常道路景观并分析梳理其丰富复杂的内涵。中国大陆专门探讨道路的专著数量不多。1980年代交通部组织各省编写的公路交通史或公路史，以资料收集整理见长，对理论框架的讨论基本付之阙如。近年来声名鹊起的一些热门道路，如茶马古道，虽然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大多数论著流于空泛平淡{5}。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另辟蹊径，采用适合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新的视角对汉藏公路进行总体描述。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有必要对现有的道路研究主要理论框架先作一简要的评述。

二道路的现代性：现有研究框架评述

由于道路和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相关文献汗牛充栋，所以在此做一归纳性的概述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反讽的是，和道路在人类生活扮演的重要角色相比，学者对它的研究却不够深入，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道路史范畴，让社会科学研究者举出一两本称得上经典的研究道路的著作，是颇具挑战性的任务，这从反面彰显建立“路学”的紧迫性。以人类学为例，由一群英美学者撰写的《移动的景观：人类学视野下的小径、宽道和大路》(Landscapes of Movement: Trails, Paths, and Roads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是迄今为止少有的专门讨论道路的论文集。三位编者提供了一个从考古学角度对道路研究所作的概述，其中对古罗马帝国时代的讨论最为详尽。他们还对前哥伦布时代美洲道路，包括印加、玛雅文明及其他印第安地区的道路着墨甚多，遗憾的是世界其他地区被寥寥数笔带过，而中国和东亚地区则被整体忽略{6}。

如果勉为其难地对现有的道路研究做一概括，不难发现一个总体性的思路――传统的功能主义框架――注重分析道路的目的、功能、使用、后果和意义。道路的交通运输功能及其经济效益首先被强调。“要致富，先修路”，这句当下中国广为流传的口号是功能主义最直接和生动的注脚。无论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规模的高速公路路网建设，还是中国当今令人惊叹的高速公路的发展，从功能主义角度进行分析似乎都顺理成章{7}。除经济领域外，道路和政治的关系也广受关注。国家使用道路来加强统治、实现政治目的的案例，从中华帝国的驿道到古罗马和玛雅帝国的路网，都不乏专著讨论{8}。值得一提的是，相反的案例也为学者关注。耶鲁大学著名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 Scott)就发现，拒绝修路甚或有意破坏道路，是东南亚山地民族抵制国家权力入侵的条件和手段{9}。

台湾学者蔡龙保所著《殖民统治之基础工程：日治时期台湾道路事业之研究，1895-1945》一书，详细检视了台湾道路和汽车运输业的发展。该书以基础建设与作为殖民地的台湾“进步”与“发展”的关系作为讨论主线，认为“道路事业是殖民统治的基础工程，其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面之影响渐进而日益深化。日治初期，总督府透过修筑道路扩张政权至各方面，统治日趋巩固”{10}。蔡龙保关注的中心是道路对政治权力整合、经济资源开发、货物人口流动、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谈论的主体往往是修路决策者、修路的动机和目标，以及修建后的影响和功效。该书材料详实，立论公允，展现了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的长处。

然而，道路和社会文化的关系涉及面很广，除了经济、政治外，文化变迁、宗教流播、社区解体、人口迁徙、城市化、区域整合，环境冲击等问题，吸引了学者从文化、旅游、人文地理学甚至生态学角度加以探讨。新兴的道路生态学以“点效应”、“廊道效应”和“网路迭加效应”等概念分析路网对环境的影响，功能主义倾向明显{11}。1993年法国西班牙之间的朝圣道路――冈斯特拉的圣地亚哥之路(Route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引发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专家学者使用“文化线路”的概念。根据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2008年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The ICOMOS Charter on Cultural Routes)，“文化线路”是“清晰物理界限的陆地、水路或其他形式的交通通道，具有自身动态的和历史的功能并服务于特定和明确的目的”;不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