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中国人类学之困境与未来

极为兴奋有这个机会能到中山大学来，因为中山大学不仅是中国人类学之重镇，而且中山大学人类学传统和美国人类学传统一脉相承，更是让人浮想联翩。中山大学拥有许多非常优秀的人类学学者，本来轮不到我来做讲座，但麻国庆老师盛情难却，我只好班门弄斧了。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做两个说明。一个是，讲座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不知道对方想听什么，能够接受什么。我先无的放矢，如果不着边际，你们可以随时提问题打断我，以便我们能够更好的沟通。另一个是，虽然我有一个详细的演讲提纲，但是我想放开思路讲下去。这样，虽然内容可能会略有重复，或者在细节准确性上会出一些问题，但整体感觉会更好。人类学做东西常常要有感觉，一个理论或一个概念在人类学手里应该是有血有肉的，因为在其理论与概念里应当具有人与文化的主观感受。

今天的内容我是这样想的，从两条线平行地讲，两个脉络各讲三个时刻。一个是西方人类学发展的脉络：它的起点、中间变化及今天的状态。同样我也会以这三个时刻讲一下中国。当然这仅是我所看到的，在座的老师们可能比我了解的更加深入，欢迎批评指正。中国这条线我对应着讲三四十年代的开端，八十年代的重建，以及我们今天人类学所面临的问题。形成一个三三对峙，一二三变化的两个平行线索。这样，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西方或者中国人类学发展之历程，而且可以看到两者间步调是否一致，以便我们追问问题的本质，从更宽阔的视野中梳理学科发展的脉络。

当然，西方人类学并非铁板一块，美、英、德、法，四个人类学传统在问题选择上，在机构设置上都还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其中只有美国是把考古和文化人类学放在一起，再加上语言和体质（现在叫生物）人类学，形成四个领域。英国的状态很多地方跟我们很像（中山除外），考古专业是在古代史这一块，不在人类学系里。今天所讲不走到西方各个不同人类学传统里去，只涉及人类学思想史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我先讲一下西方人类学第一个时刻，即专业的现代人类学之起点。从19世纪末开始，三个基本内容奠定了人类学成为一个独立社会科学分支的理论前提。第一，它有一个已经给定的好像自然而成的研究对象，所谓野蛮人，所谓未开化民族。比如当年一个人从欧洲跑到美国，第一眼看到就是美国印第安人。从语言、思想、习俗等等一系列表现上，美国印第安人和欧洲人的确非常不同，这个不同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他们感兴趣的题目和研究对象，比如，印第安人的语言在结构和表现能力上与欧洲语言，比如英语，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就给了他们一个研究的先决条件：即研究语言与文化差异之联系。不光是美国，太平洋岛屿，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特别是那些前殖民地，非洲的或南美的，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西方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我这里太简化了，因为这前面还有西方殖民主义历史，还有传教士到世界各处乱转的历史。总之，我的意思是所谓野蛮人的存在是形成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客观前提。

第二，19世纪末，除了有这样一个历史原因之外，在西方思想史上，出现了认知论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与十八世纪截然不同。再往前看到十五、十六、十七世纪，更是另一个世界。当然，十九世纪的空调没有二十世纪好（空调坏了，屋里热的要命）。我刚才开了一个玩笑，但是没人笑。我的玩笑谁都不笑。有一位法国哲学家伯格森，他写过一本小册子，翻译成中文可以叫《玩笑》。我在那本书里找到我为什么上课的时候开玩笑学生都不笑，因为笑和不笑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在里面。学生之间随便说一句话，因为他们处于同一社会状态，大家马上就会笑出来。如果不在这个社会情境里面，其他的人跟你说半天，开玩笑是没反响的，因为跟我没关系。伯格森说这是因为你不在我的教区。这个东西的篇幅并不大，但是里边对玩笑社会性质的解释确是入木三分的。

现在回过头讲十九世纪末的认识论。欧洲人不但发现了新大陆，还发现了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时间上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如果我们往回看十八世纪以前，他们对所谓野蛮人的看法，跟我们的儒家书里面说到野蛮人的状态是很像的，那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看儒家传统文化里面讲野蛮人并不是人，但是没有人逐渐要走到一个文明状态里的思想。对时间的感受，欧洲十九世纪确实是历史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刻。对野蛮人的研究本身不可能是这样一个认识论的前提，这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人类学能够在西方成为一个独立科学，一个最基本的认识论前提就是进化论。当然我现在只能是非常简化的讲了一下，即十九世纪和十八世纪有完全不同的思想风格。看十九世纪和十八世纪可以看出非常不同的东西，比如十九世纪我们熟悉的黑格尔，他所有的材料都是根据时间的概念来组织的。而十八世纪的孟德斯鸠，他概念基本上是空间概念，最核心的想法就是气侯对文化的影响。比如他认为太热的天气就不利于思考。从他的体系来讲，新加坡就很难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因为天气太热了，大家都是处于半睡的状态。但是看一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可以看出他的时间概念和历史感，即文明的进程是历史的演进，反动，再前进的过程。做研究或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除了一个眼前的具体项目，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时代的思想脉络。没有十九世纪的思想脉络，形不成人类学特殊认识论的科学前提，人类学也就没法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所以人类学一定是在十九世纪之后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十九世纪之前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个学科。

第三，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积累了相当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概念，它也正是社会科学兴起的时期。所以当时有很多具体社会科学的假设、命题和理论构思都被提出来了，你们可能比较熟悉，美国人类学家摩根十九世纪中提出的一些理论概念，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吧。当时除了有认识论上的变化，还产生了大量可操作的理论与概念，这是其三。比如摩根当年想了半天为什么印第安人如此不同，提出一些重要人类学假设。摩根本人是学法律的，印第安人没有一个成文的法律制度，他们是靠血缘维系来维系其生活状态的。但是从亲属称谓里面，怎么称呼父亲、弟弟、哥哥，在这样的东西里面能不能看到一定的所谓文化规范，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法律规范，就成了摩根关心的问题。像这样的问题提出后，到全世界做经验研究，到太平洋岛屿等等，就形成了现代人类学的兴起。我们可以用具体的材料来验证这些想法，有些想法当年已经形成了，但是没有实证的材料。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三个条件。如果把这三个条件加在一起，就可以看出现代人类学科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前提。它一定是以进化论为起点的，以社会科学理论为条件的，以野蛮人为对象的学科。摩根讲现代国家要占领土地，占领疆域，但在美国印第安人或者所谓的野蛮人中，基本的社会关系和理念都是通过血缘和非血缘的关系来维系的，不是以地域为前提的。他们的社会生活或者社会组织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是摩根为现代人类学提出的理论问题。如果已经有了这些概念，到其他地方做经验研究，找材料，试图在经验层面上证明这些想法，是现代人类学得以形成的第三个条件。

这三个条件在20世纪初把人类学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科学分支。这里面东西很多，可以提到很多十九世纪的人，但他们的想法都不是关于特定社区的想法，都是关于一般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想法。这些想法使在人类学成立职业人类学之后，到世界各地调查来验证的。这是三个核心条件，借此形成了到二十世纪初社会科学领域人类学的专业。后来有了开山鼻祖，他们写出一系列的民族志，使人类学写作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有点像文学作品的风格，介乎于社会科学理论分析和传记小说之间的一种状态。

现在回过头说一下中国，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初状态。我们第一时刻不是面对着非洲人或美国印第安人，而是从最一开始就是面对自己。当时一些老师们，如费老师等人类学家，他们的目光都是看中国社会，写作的对象实际上是西方人。这跟欧洲学者的第一条件是不同的，正好相反。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另外讨论。

因为没有欧洲看所谓野蛮人的心态，我们当时把自己基本上也是放在自己看自己怪圈里，不认为自己是走在历史最前面的。从进化论角度或者从历史观来讲，中国从明清到民国的道路，一系列大背景你们都很熟悉，我们从没有把自己放在进化的顶端。在认知上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支点，这是一个困境，西方进化论的想法从今天角度来看，从我们今天立场来看，是要批判的。但是从形成学科角度来讲，当年如果没有进化论，没有以时间演进为前提的社会科学，就不可能形成现代人类学。所以从道德、政治、情感来讲我们当然要批判进化论，但从学术史考量的角度来讲要肯定它，因为它有相当的历史意义。相反，我们自己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很清晰的脉络，很多出发点都是从研究中国问题而来，从把中国自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比较富强的国家出发，是个情感政治出发点，而不是新认知论的出发点。这是我们当年人类学研究的起点困境。

当时有些翻译，但是我们自己在建学科过程中，对一般社会科学理论与概念的积累，相比之下，非常薄弱。当年的东西很少留下，有战乱，解放之后又有学科调整，学苏联，所以探讨学科形成的条件，几乎没有系统。我没有讲具体细节，但在讲平行的关系里，我们和欧洲大不一样。当然，并不一定说不一样就是不好，并不是说不一样后面就不可以总结出什么东西。但是我们没总结，现在我们正在做总结。

现在我们很多东西还是在向西方学习，有很多的翻译，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们能不能体会到，人类学需要一个认知前提，以此而能把人类学和其他学术领域区分开，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个时刻是西方六十年代以后，即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而中国对应的是70年代末。还是先讲西方，殖民制度的解体，造成所谓人类学自然研究对象的消失，所以那个学科在实践上已经不可能像从前一样，依靠殖民政府统治到非洲去做研究。英国的人类学家跑去非洲做的时候，都是很自然就可以到英国殖民区域做当地的研究。但这个便利条件到这一时期没有了，美国战后到六十年代所谓印第安人已经基本消失了，已经很少了，所谓印第安人自然生存状态基本上已经消失了。这是一个变化，一共半个世纪，所谓野蛮人自然生存状态几乎就没有了。

随着各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人类学家开始对十九世纪形成的欧洲进化认知论提出非常强烈的批评。所以从六十年代开始人类学基本上就处于自我批评的状态。人类学里面有一个人叫做Fabian，他有一本书《Timeandtheother》，这本书到八十年代初就出版了。他对十九世纪欧洲思想把所谓野蛮人看成是一个滞后而不是平行的关系做了大批判。欧洲一定把其它大陆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个在时间上滞后的关系，这是致命的贡献。再举一例，Asad一九七三年出版了一本书。他指出了人类学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当时影响很大，这样就把学术弄得非常有政治味道。这就是七八十年代西方人类学总的走向：由学术导致政治上或认识论上的尖锐自我批评。这个跟原来经典理论有相当大的反差，学术就是政治是其基本假定。现在看后殖民主义研究基本上还是这个路数。原来十九世纪形成进化论的思想，造就了现代人类学。到六十年代末开始没落，二十世纪前半叶，是西方人类学发展最规范，最成熟的一个阶段。Boas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人类学教职是一八九八年，这也是美国第一个人类学教授。这一时间后，到六十年代，是现代人类学的黄金时代。之后，自我批评开始，很多人认为进化论是种族主义者的理论前设。因此从认识论上，现代人类学的理论前提受到非常严峻的挑战，批评人类学从六十年代开始成为一个人类学一个主流。

这时也出现很多新的理论。六十年代是全球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格局变化的另一起点，我们文化大革命跟这个是完全平行着的。美国六十年代是反越战，民权运动和性解放。因而从这一时期出来的社会科学概念非常不一样，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如果把Asad的思想一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