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晓辉：多元文化视角下的中国音乐人类学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十分迅速。从其发展历史来看，音乐人类学是文化对话与文化交流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因为音乐人类学研究人，研究人类的音乐文化，在不同文化背景面前，音乐可以使人相互沟通。反过来，音乐人类学以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音乐研究为核心，促进了文化的多元与共存。

音乐人类学沟通多元文化

文化是多元的，各民族、国家生存的环境不同，语言不同，传统和习俗不同，文化也就各不相同。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和演替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演替为蓝本建构起来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的进化同时存在着离异和趋同两种取向，人类文化的演进同样并存着这两种取向，以至于人类文化的总体构成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总是处于新陈代谢之中。这一过程又必然保持了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

人类学对文化所处的生态系统进行了认真研究，斯图尔德根据人类谋生的主要手段，把人类分为狩猎民、采集民、畜牧民、农民等。其后，众多的研究者基本接受了他的划分方法，同时作了相应的修订。

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美国，博厄斯使文化研究进入了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主义阶段。在英国，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研究带入了结构功能主义和功能主义时期，他们与古典进化论者的主要分歧在于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上。他们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把文化视为一种生活方式，认为文化是具体的和特殊的，所以他们的文化观与泰勒的典型文化已有了很大的差别。

基于文化构成和其价值的关联性，文化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发展的，一是趋同，二是离异。趋同是一种纵向发展，也就是趋向于共同的方向，从发展来看，这种阶段也是必要的，因为纵向的认识求得了统一，巩固了前一阶段的发展。但所谓“同”也不是绝对的，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这些因素就会使趋同的方式崩溃，而代之以离异的阶段。

历史上中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影响最明显的是：其一，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接受佛教的传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二，明末清初时期，基督教文化大量传入；其三，五四前后，西方现代文化大量传入。至此，中国文化在当代呈现出了多元的特性，并且它的多元性呈现于若干个层面，从里到外，由浅到深显示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多质、原态、开放、共生的形态。由于中国音乐人类学在多元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这就造就了中国音乐人类学横向开拓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音乐人类学从文化上来说，是文化对话的重要途径，通过音乐交流，能使不同的人得以互相沟通。多元文化中对不同音乐的研究是音乐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拿音乐欣赏来说，它可以提供给我们多种多样的快乐。如果把不同文化中描写同样主题的作品放在一起来欣赏，就会得到不止是体会一种作品的乐趣。

音乐的社会功能是人类学家关心的问题

在音乐人类学产生的初期，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及音乐的社会功能，这个问题是人类学家一直探讨的问题。在对音乐人类学研究的过程中，音乐创作似乎是创作者个人的事情，他们的创作活动好像与文化并不相关。但是经过认真分析，事实却正好与此相反，任何文艺创作都必须立足于一定的文化背景，主要为具体的人群服务。音乐作品的引进、交流、传播在各民族间无时不在发生，但引进与传播是有条件的，每个民族总是按照本民族的意愿和习惯有选择性地引进和接受外来艺术。

大多数人都听过俄罗斯作曲家鲍罗丁的交响音乐《在中亚细亚草原上》，作曲家介绍作品时写道：“在平沙漠漠、一望无际的中亚细亚草原上，传来了不大听见的俄罗斯和平歌声。从远处可以听到马和骆驼的脚步声，以及东方曲调的奇异的歌声。一个土著的商队渐渐走近。它在俄国军队的保护下，穿过无边的沙漠，平安自由、无忧无虑地赶着路。商队渐走渐远。俄国人的歌声和亚洲人的曲调结合在一起，构成共同的歌声，它的回声逐渐消失在草原的空气中。”在作曲家文字引导下的欣赏者，都会把对音乐结构的感知与草原的气氛相联系，但人们的感觉并不一致。戏剧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也很受外国观众欢迎。京剧《三堂会审》中的人物对白是本剧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但在国外演出时，翻译人员煞费苦心，也难以表达戏剧中人物内心刻画的精妙。音乐艺术虽在进行跨越国界的传播，但是在欣赏和利用上，却找不出通行世界各国之间的准则。

人类学家在探讨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时指出：“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通过艺术形象，在本民族中造就特定的激情，从而达到民族内部行为的协调。因此，可以归纳为文学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制造激情，凭借激情协调人际关系。”实际上，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早已是音乐学家研究的重心。

有机连接音乐和整体文化

文化形式的多样性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形式的多样化仅仅是文化多元性的浅层表现，而决定文化形式多样化的则是文化多元化的内容。如今，音乐人类学家正在探索在多元文化中寻求音乐人类学的生长点。从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来看，音乐人类学研究从利用殖民者、传教士、商人、旅行家等从殖民过程中采集来的音乐标本展开的所谓“扶手椅”式的研究，发展到以扎实、规范的田野工作为基础的研究，参与观察、民族志、深描、主位、客位等人类学研究方法都被音乐人类学吸收、采用，成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在当代中国，多种文化中的音乐艺术解读是创新民族文化的一个必要条件。音乐人类学在多元文化的中国传播，首先要对它进行阐释，在阐释它的时候，肯定跟它在其本土中被阐释的情况不一样，有许多方面会不知不觉地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去解释，这就难免有误解、误读。反之亦然。在中国，音乐人类学家注重音乐与文化背景的关联性阐释，因而，只要和音乐活动有关的时间、空间、人物、内容、行为方式等，都成为确定音乐意义的重要参照。

在中国，音乐人类学获得较为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音乐意义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诸多探索。许多中国音乐人类学家为了阐释音乐的意义，在试图把音乐和整个文化的有机联结上作了很多可贵的尝试与探索，对整个人类学研究和音乐学研究有独特贡献。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与时俱进

中国音乐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人类学在中国发展迅猛，几乎渗透到了音乐研究的所有领域。中国音乐人类学研究可以分为音乐人类学经典译介、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三个方面。其中，理论研究可以分为方法论研究、学科概论两个方面；应用研究可以分为中国音乐文化研究、外国音乐文化研究、跨国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三种类型。

中国音乐人类学家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以音乐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音乐本质上看，音乐属于情感意识领域，它无法表达明确的具体性实物，它只是一种意念、感觉，是人们用声音来交流感情的一种工具。人类学家把音乐确定为人的主体意识的反映，认为音乐艺术是主观的、直觉的和情感的。俄罗斯著名学者尼・彼・杜比宁在其论著《人究竟是什么》中指出：“劳动成为人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环境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人化了的世界的创立，根本改变了人对外部条件的适应力的形式。出现了人工的、不是由自然界而是由人创造的劳动工具，征服了火，出现了住宅等等。结果，形成了社会遗传的机制，依靠这种机制才开始实现人的祖先的前进发展，同时这种机制使进化走上了新的、协调进化的轨道。”可以看出，人的文化必须立足于人的生物学现实，那么，音乐人类学家研究的以人为本是以人的生物性前提下的社会存在为本，以人类艺术创造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情感与理智相统一的客观实际为本。

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如果其理论永远原封不动，那就不能为今天所用，更不能为世界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接受和利用。因此，首先要使音乐人类学现代化，为当今人们所了解。中国音乐人类学家非常努力，他们力求对中国音乐人类学理论进行现代诠释，并推向世界，使其成为21世纪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元文化的中国，音乐人类学理论的现代化决不是封闭的、口头上的，它必须站在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前沿，了解人类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了解人在思考什么。通过文化对话与参照，才能弄清当今音乐人类学学科的研究目的，弄清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成功之处，弄清哪些是可以补他人之不足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音乐人类学研究走向世界，更有益于全人类。

在中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研究发展过程中，西方音乐人类学理论的引进也只有在相互比照中产生互动，使双方都得到发展。在美、英等国，音乐人类学较早地运用人类学方法，以跨文化音乐研究来讨论音乐艺术，当其传入中国时，也被进行了改写和变形，这些都是受到多元文化影响的结果。在世界多元化的今天，不同的文化之间需要沟通，互相支持，互相吸收。音乐是沟通人类灵魂最好的桥梁，音乐人类学就是要让人类通过音乐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作到不同文化共存和互补。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