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也谈人类学在中国的学科定位

【摘要】中国的人类学一直处在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夹缝中而生存。那种合并人类学于民族学之中的看法，不仅可能会打破人类学因为历史形成的在大社会学之内独立发展的既有格局，甚至会进一步增加一种学科定位的“错乱”。从学科发展的进程来看，人类学相比民族学更具一种包容性，它关怀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及其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及其发展。因此在美国，考古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都归属于人类学的这个范畴之内。实际上，今天民族学研究者应该深度反省的是民族学对于少数民族研究的局限性问题，不应该将比较中立的人类学涂抹上一种过于强烈的现代民族意识形态的色彩。解决今日世界的问题，唯有人类学才可能是真正有着一种全人类的眼光并以此去探索新知的一门学科，人类学家责无旁贷地要为其独立地位及发展而奋斗。

【关键词】人类学；学科地位；学术政治；民族学；社会学

【作者】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的人类学一直处在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夹缝中而生存。发展中国的人类学，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这已经变成不仅是人类学家们自己的一种诉求，而且也是在世界新的变局中文化转型所呼之欲出的一种诉求。但这种对于人类学学科地位不承认的学术政治，依旧延续着。

学科地位之争

人类学不仅要有一种所谓的“中国话语”［1］，而且，或许真的到了一个需要自己解救自己的时代了。这种自我意识和认同，相比过去似乎更为强烈。这是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类学背景的研究者进入到国内教学和科研机构之中，而自然生长出来的一种学科认同；同时还是时代发展到多元文化日益深入人心，世界的多样性和一体性交互作用影响到不同文化，并使其自身都在面临一种新的转型的当下现实所急需。因此，人类学这个学科曾经被绑架的地位，在今天需要有一种自我的松解，否则人类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在中国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得到确认的摇摆不定的难题。它可能既非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学，也非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学，它有自身存在的研究领域和独特视角，它的内涵和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应该得到特别的重视。

在我们今天学科划分过于明确的时代里，人类学专业意识的培养，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增加这个学科自身能力整体性的发展。现在，确实有一些身居重要位置的研究者，急于想要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之中把人类学并入民族学名下，以此来取代人类学之前在基本学科目录之外设置专业的尴尬局面，使二者合二为一，成为不是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而是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①]即便是有一种把民族学和人类学并列在一起的想法，实际的运行最后还是会一味偏重于民族学本身而不是人类学这一学科本身，人类学最后同样还会是一个没有自身地位、大家散兵游勇、但却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基础学科。人类学作为一个更为看重文化的学科，其与中国文化自身在世界的影响力是不相对应的。

上述的那种合并人类学于民族学之中的看法，实际上不仅可能会打破人类学因为历史形成的原本在大社会学之内独立发展的既有格局，甚至还会进一步增加一种自身学科定位的“错乱”。［2］而且，更为麻烦的是，因为一些民族关系研究者坚信，民族学和人类学是同一个学科，而言外之意就是，它们二者最终都是民族学。这显然是一种极为不尊重学科发展史的见到蛋糕就想分的现实主义者的遐想。当然，如果一定要为民族学与人类学同一论的观点找到一些论据，似乎也不难，因为这两个学科在中国的学科发展史上本来就有着一些分分合合的多头联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某一种依附于另外一种而发展，并非罕见，特别是在过去学科划分并没有那样细化的时代里，情况更是如此。

但再细想，他们最终的目的大约不是希望人类学能够在理想的环境下，与国际上其他人类学一样有一个在中国学科目录中的独立地位[②]，以使其在新的中国社会转型乃至世界文化转型的新环境下去大力发展自身。他们最终的目的大约是想以民族学这个名字来完全取代人类学或者使其成为附庸。从学科的发展和研究者的人心向背上而言，笔者觉得这不仅是有悖于前辈中国人类学家的不懈努力以及新辈人类学者的勤勉追求，同时也是有悖于世界上这两门学科各自发展、相互之间有一定借鉴的发展趋势。

宽于“民族”学的“人类”学

上述这样的看法，不仅没有充分的学科发展史上的依据，同时也违背了当今学科发展的一种国际大趋势。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今天有哪个国际一流的大学，它没有人类学的学科设置呢？又有哪个一流的有国际影响的大学，莫名其妙地会把民族学和人类学合二为一呢？这种选择显然是很不明智的，当然也一定是没有什么特别前途的，因为它缺少一种最为基本的不同学术取向间的包容性。

依据人类学学科史学家王建民的判断，就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而言，民族学在一定意义上等同于文化人类学，即“所谓民族学，按目前我国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大致上与文化人类学等同”［3］。他甚至最后很干脆地得出结论认为，“其中的文化人类学与中国所说的民族学有相当大的同一性”［4］。如果笔者的理解没有错，王建民的学科史的研究暗示给我们，民族学可以为人类学所包容，而不是相反。而且，就这两个术语的字面涵义来看，大约是谁能够包含谁或者究竟是谁更“宽”于谁，也是再清楚不过的。ethno 这个词根明显地具有“族群”或“民族”的意味，具体指某一个族群。但anthro则是指“人类”，即全部的人类的属性，因此人类学本身是一个涵盖极广的学科。这一点从一般西方人类学所大都包含的体质、考古、语言、文化这四门分支学科的广泛性也可以看出，它比民族学所指涉的范围着实更为广大。

实际上，就学科史本身的意义而言，公允地说，民族学和人类学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并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中开展长期的各自独立的研究，且因为国别、地域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日益体现出各自在研究侧重点上的不同。比如临近的德国和法国，其民族学和人类学因为各自学术取向的差异而有着不同的研究旨趣。

不过，二者之间又绝对不是完全隔绝开来的，可能正相反，相互之间的影响和借鉴应该是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常态。王建民最近的论文曾经专门对此问题有过比较详尽的爬梳比较，由此而专门指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在西方学术脉络中各自的成长历程，同时还注意到了这两门学科在中国的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殊含义。［5］在此基础之上，潘蛟在为其编辑的三卷本 《中国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百年文选》一书所撰写的序言中，专门又对民族学的汉语译名问题的不适切性近来存在的诸多争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搜集和整理，最后也比较明确地指出，相比民族学而言，“人类学在译名上倒是没有什么争论”［6］。

换言之，民族学并没有一种研究对象指涉性上的固定性和持续性，特别是对于跨越了这门学科的原产地欧洲之后，经过了一种理论的旅行，到达像中国这样的有着自身民族问题及民族意识特点的文化之中，这种名称和对象之间的不相对应表现得更为突出。但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使得人类学处于自我隐蔽、自我失语的处境之下，“人类学”三个字不敢用、不敢提，直到最近20多年才真正有了一种从学术民间而起的名不正、但言顺的快速发展，至少在 20 世纪 90年代之前，很多人类学出身的学者并不敢公开地重提自己人类学的出身，而是不得已要用民族学来间接地指代人类学，实际还是人类学的内容。［7］

在一定意义上，从学科发展的进程来看，人类学相比民族学更具一种包容性。它不仅不是那样明显地把人群首先划定为民族，然后再分民族地去做一种具体的划定人群界限的研究。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民族学研究的套路，而不一定是人类学研究的套路。更为重要的，人类学不是单单研究相对一个大民族而言的那些小区域中的小民族，它关怀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及其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和发展。因此，在美国便有考古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都归属于人类学的这个范畴之内，一个人类学系的学科设置，也都包含这些方面的内容，美国许多著名大学的人类学系，多属于这样一种结构的学科设置。

人类学在中国的独立性

更为重要的历史背景是，人类学在中国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引入和消化的过程，逐渐通过与社会学的早期结合，而在发展着自身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领域和议题范围；并且，也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学科支柱，是大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学科，其他还有人口学、民俗学等学科。这实际上是在社会学恢复之初，在费孝通等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倡议之下，将其并入到了社会学的大门类之下；并且，从一开始其并不是那样明显地去强调二者之间的区分，而是强调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的合作发展。依据王建民的文章，在1995年召开的北京大学社会学建所十周年的讲话中，费孝通曾经非常明确地提出“多科共存，相互交叉，各得其所，继续发展”的十六字学科发展目标，再次强调了这种学科之间共同合作，繁荣发展的学科构建原则。[③]

在这样的原则引导之下，中国的人类学特别是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尽管没有一个独立的学科地位，但却有其自身独立的研究发展之路，并逐渐在社会学的大门类之下，形成了自己研究的专门领域。虽然这种关系因为很多人对于各自学科的不同的理解，曾经出现过一些不是十分令人满意的状况，但是，能够真正实现在社会学的这一大门类之下的独立发展，对目前的中国学科建设而言，应该算是一件延续自身学术传统的幸事。［8］

就人类学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来看，1981年在中国人类学恢复建设之初，著名的人类学家杨先生，便专门指出：“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都有从广义变为狭义，从名异质同变为独立、平等的趋势。我认为这种词义的变化，是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进步的象征。”［9］他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关系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随着方法和理论上的差异，这种各自独立发展的趋势显然是国际人类学发展的一个潮流。从世界人类学大会的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情况看，民族学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被纳入到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之中。而费孝通在1990 年 3月 17日撰写的“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一文中，同样指出了中国民族学是在现代国家强调民族平等的基础之上而有了民族研究，随之才逐渐地发展起自己的民族学。这门学科初始的只关注少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显然是因为民族学这门学科缺少一种人类学的那种包容性和整体性。而199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费孝通面对日本学界发表了“关于人类学在中国”的演讲，他再次提到了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强调了不论是人类学者、社会学者还是民族学者，面对现象的共同性以及各自研究途径的差异性。［10］更为重要的是，他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学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发展中，它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特殊性成长道路以及对于今天这门学科的影响，即民族学会更多的是关于在民族平等的前提下的民族问题研究。而且在这一点上，费先生的一个最大质疑就是，中国民族学的研究竟然不包括占总人口90%的汉族，这就意味着民族学这个概念所能涵盖范围的有限性，于此而成一比照，人类学的研究更为宽广，其品质的包容性也更为明确。

实际上，面对今天强调落实民族平等的社会需求，民族学研究者应该深度反省的是民族学对于少数民族研究的局限性问题，而不应该是再将一个比较中立的人类学这门学科，涂抹上一种过于强烈的现代民族意识形态的色彩。这样做，对于未来中国人类学在世界的舞台上更为独立地展示自身的成就，是极为有益处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楚费孝通在提及马林诺夫斯基对于西方民族问题看法时的那个核心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