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可：流动性与风险：当下人类学的课题

摘要：人类学历经百余年发展形成了今天的多元局面。与过去不同，今天的人类学更多地面对“流动性”的问题。“流动性”构成了当今社会的一个特点。通过人类学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流动性”有关的社会问题。而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弥散化和风险，应该是当下的人类学所应当认真面对的问题。
关键词：流动性；发展；全球化；弥散化；风险；人类学

迄今为止，人类学已历百余年。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人类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也发生了许多转变，形成今天的多元局面。首先，人类学所讨论的问题已经涉及了人类生活各个方面。其次，人类学已经从研究如老僧入定般“滞后”的社会与文化转到聚焦于“流动性”(mobility)。本文视流动性为全球化的主体，讨论中国的发展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许多社会问题都有其特定的时空条件和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政治条件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人类学的透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变化万端的时代，人类学学者可以用自己的视角与知识来回应那些视人类学为躲避社会问题之象牙塔的观念。

一、变动中的人类学与多变的时代
人类学起源在本体论意义上追寻诸如“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类问题。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存在需要解释，人类学的奠基人试图提供这样的解释。因此，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人类学和宗教似乎有着同样的起源。宗教的起源与存在都是因应人生如此短暂的事实，试图给人们提供某种生存意义的解释。人类学也有着相似的逻辑，但它的出现当然与宗教不同――后者主要是对死亡现象的某种“应激反应”――因为死亡的存在而引起的对“存在”意义的思考。而人类学的奠基人希望知道的是：人类是如何走到今天，他们究竟通过哪些途径，以何种方式走到今天。这是人类学最初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人类学者要么从时间的维度，要么从空间的维度，力图勾勒出人类社会文化演化与传播的图谱。当年这些今天我们称之为演化论者或者传播论者的人，都相信欧洲文明乃文明的极致，相信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进步。他们虽然是欧洲文明中心论者，但却也看到人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理解至今依然闪烁着人文主义的光辉。在人类学发展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此前，人类学的旨趣可谓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宏观叙事。此后，转入具体而微的实证研究，之所以如此，盖因“一战”。随着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于1922年分别将特罗布里恩德人(the Trobriand Islanders)和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带入“文明世界”，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志(ethnography)研究就此开启①。
从那时起，人类学有了独特的看家本领――参与观察。人类学者走出书斋，深入田野，从各种角度观照(perspectives)审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分属于不同文化与社会的人们。也同样从那个时候起，通过亲历的实地研究，人类学者写下了大量的作品，为丰富人类的知识宝库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人们开始了解：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的光谱是如此的绚烂多彩，我们再也不能用传统的标准和眼光来看待我们所遇到的不同与差异。丰富的民族志作品不仅为人类克服与生俱来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提供了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的透镜，也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往来互动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思想平台。
然而，如果一味地强调文化为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异”之所在，那么必然会在认知上给人们以误导。换言之，如果我们认为不同的人们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存在着某种本质性的差异，那就无异于强调人类的多样性是源于某种先天的因素，即便这种因素被堂而皇之地冠之以“文化”。文化相对主义缘于对种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反思，带有反对种族差异基本预设的强烈指向，此即人类之间的差别是由文化所决定的，而非由任何生物性遗传所决定。因此，无论你来自何种“种族”，你之所以是“你”取决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而非其他。这一基本假设开启了早期文化人类学的“濡化”(enculturation)之说。由博厄斯(Franz Boas)和他的学生们所奠立的文化相对主义是理解“他者”的钥匙，但是将之推至极致，则可能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本质化。这就是为什么盖尔纳(Ernest Gallner)对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会有所批评。换言之，文化，不应成为另一种“借口”来申诉和推诿任何与己的差异及其不同的价值。我们应当透过对文化差异的解读来求导全人类所共同享有的思想与价值，我们认为，人类的共性远多于彼此间的差异性。在全球化的当下，这样的文化理解尤其重要。
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除非把文化相对主义推至极致，人类学者绝不否认人类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学说或许有许多人不同意，但他试图揭示的恰恰是所有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本质性的东西。这样的信念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战后即投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权撰写的涉及人类学的文件，参与撰写《关于种族的宣言》(Statement on Race)。列维-斯特劳斯通过思辨力图说明所有人类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在表现出来的不同与多样的背后，其实是相同的原则与规范。这种对隐藏于多样性之中的同一性之探索与理解，是全球化的当下所需要的。
流动性是今天的世界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一。流动性指的是包括资本、信息、人口、族群，乃至于文化等在内的全球性流动。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全球化的主体就是流动。这种流动不是单纯的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直线式的运动，而是全方位的互动、扩展与传播(expansion and diffusion)。全球化给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太多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们不得不对社会科学里的一些常规的重要的概念重新进行思考。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学术界，几乎所有的专著、论文，以及学术会议和各种讨论，都会涉及全球化的问题[1]。一般说来，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较多地关注经济的层面及其所引发的后果。对人类学学者而言，全球化则有着更多的内容与意涵。正因为流动性强烈地刻画了近些年来的世界，有些人类学家也就此认为，应当把对方法与概念的重新理解提上日程。
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所谓的“多点田野研究”(multiple sited fieldwork)的问题。有些学者敏感地发现，人们已经不似过去那样固定于一个地方。全球化已经在改变人们的世界。如果说，当年对这种所谓的多点田野的想法，可能只是对于传统人类学的反思而提出的一种创新，其本身未必一定是剧变中的现实所使然，但这些思考者至少已经感受到，这种最终可能导致人类社会文化发生某种实质性变化的趋势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到了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又有学者提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即便只在一个田野点进行研究，也得在概念上将之考虑为“多点”(several sites in one)。因为“空间”(space)成为“地方”有赖于人们不同的人文诠释，故而每一个“空间”可以有如多个“地方”(various places)――只要人们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意涵[2]。换言之，当我们在某一个地点进行实地研究时，应当有一个更为宽泛的视野，将之考虑为网络上的一个联结点或者一座楼房中的某一层，与前后左右上下都有联结。我们可以在这么一个点上感受到其他点或其他层的存在与影响。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信息网络、通讯卫星的普遍运用，以及交通费用的相对低廉，地球上许多不同文化已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叠加，甚至混杂再生。我们很难用传统人类学所定义的文化概念来思考今天的文化。许多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都把文化视为某种束缚在一起的整体(bounded entity)，有着明确的外围或者“边界”以及地方性。无论是格尔兹[3]或者萨林斯[4]都如此强调。正因为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传统的文化理解已经不敷所需，它如同紧身衣那样束缚了人类学家的想象力和解释力[1]。于是，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写文化”(writing culture)的某种余绪，有些学者提出了有关“当下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的设想，明确建议文化应该“去狭隘化”(deparochialization)，以适应当今色泽瞬息万变的社会文化光谱[5]。
然而，正如已故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问题的全球化[6]。今日的许多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已经不再局限在哪一个具体的国家，而是可能同时或者先后发生在许多国家，甚至整个世界。互联网时代使我们的星球四通八达，相对低廉的交通费用使得更多的人有经济能力进行跨国旅行。这些改变在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商品物资、人口、信息、资本流动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隐忧。恐怖主义组织、贩毒集团已然跨国并国际化，而即便在医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新出现的各种传染病更易于传播。
当今世界有着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像以往那样，终生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生活，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可能是跨区域，甚至跨国、跨洲、跨大陆。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中国公民，其人口数目也具有意义。不仅中国公民跨国、跨大陆生活，中国本身也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士将它的某些地方当做他们跨国生活中的一个侨居点。不同文化背景者交错杂居必然带来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问题。当我们面对着文化“他者”时，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同时又必须坚信：所有的人类，无论在外貌上和文化上与我们有多么不同，彼此间共享之处依然远远多于相异之处。人类学仿佛就是为跨文化交往与对话而生！我们应当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类所谓的“古训”视同毫无意义的“垃圾话”(trash talking)。

二、流动性与当下中国
如果说流动性是当下世界范围内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境内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是，前者通过“跨国”而凸显，后者则体现为“跨地域”。如果说阻挡跨国流动的是边界、海关的话，阻碍中国人口自由流动的则是户口。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大量的农民离开土地与家乡，流入城市或者各类工业园区，寻求自身发展的机会和更为美好的生活。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大量的流入非农业生产领域的农民成为了“农民工”。户口制度在社会治理上造成了中国语境内一种特殊的不平等和“类种族隔离”，也因此成为了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巨大障碍。由于长期以来户口制度提供给了城市居民一些必要的、与民生相关的社会福利与特权，致使原先业已存在的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开了距离。这种被拉开的距离不仅表现在公民待遇的层面，而且还深入到人们的观念里。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城里人对他们的歧视立即呈现出来。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依然无法在其务工之地定居下来。正是由于制度的不合理所产生的特殊社会形貌，遂有学者将之称为“城乡二元结构”。正是由于这种二元结构，致使以农村户籍为主的流动人口成为城市里的“另类”。
不独农业户籍人口如此流动，许多受过较高教育的年轻人的生活也处于流动之中。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许多高校毕业生都青睐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类大城市。但是在这些城市里，他们也面临着种种问题。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使众多这类收入体面的白领，或者有其他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士，要么成为“房奴”，要么在“逃离”和“留下”的两难中艰难抉择。如果一个社会资源分配合理的话，偌大的中国怎么可能就“北上广”成为年轻人的逐梦之地？但与此同时，不容否认的是，也由于资源和人才如此集中，“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研发基地和最具活力的创新园区。这不仅推动了这几个城市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