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谈人类学的历史基础与人文价值(下)

人类学是什么？他的历史决定了它的认识特征。人类学的历史，正式肇始于19世纪中叶，其时，社会科学以欧洲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学科初创的时代，人类学在欧洲主要大学的社会科学布局中占据了显要地位。19世纪中后期，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明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国家的内部事务，人类学充任研究欧洲海外殖民地状况的使命。作为19世纪社会科学之一门，无论是其学科建制，还是其知识积累，人类学这棵知识之树，都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19世纪的人类学家，多为诚恳的学者。后世批判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家，说他们的学科是“殖民主义的侍女”，其实，这些人类学家从主观上还是有尊重“异类”的心境的①。19 世纪的人类学家是渊博的学者，他们漫游于大量的文献之中，为了求知，他们中还有不少耗费了大量精力周游列国，他们著述丰厚，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然而，那时人类学刚从其无所不包的幻想中脱离出来，无论是在研究方式上，还是在解释风范上，都存在着想象超过实证的缺陷。后世学者用“臆想”一词形容他们的人类学，不免有过分之嫌。但19世纪的人类学确在为这门社会科学作了重要铺垫的同时，犯有“历史臆断”的错误。

将20世纪初期人类学的创新视作是这门学科的“核心”，是针对我们今天的知识状况而言的。尽管这门学科在19世纪已有了丰厚的积累，但我们今日定义的人类学，却是基于20世纪初形成的学术传统而论的。

之所以将这些新学术传统形容成人类学社会科学化的成果，是因为考虑到此前形成的学术传统尚未奠定于当下人类学家认可的研究机理上，而这些研究机理的形成，恰是以在20世纪初期各“人类学发达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美国―――之学术思想从19世纪的观念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前提的。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英法社会学化的人类学、美国文化人类学，分别针对19世纪进化论的历史观、传播论的文化关系史观、政治经济学派的“意识形态观”阐述自身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将人类学定义为一门有自身独到的方法论、解释体系及价值的认识体系，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人类学作了认识与解释方式方面的铺垫。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有什么一般特征? 我以为，受文明观念影响的英法人类学家，与受文化观念影响的德美人类学家，各自缔造出不同的学科定位与基本研究方式，但二者之间还是有重要的共同点的。共同点是什么? 对于科学的冷静、理智与被研究的人自身的非冷静、非理智之间差异的深刻认识，使不少人类学大师觉悟到发现一种实实在在的“人”的概念，是人类学家应承担的使命。早在20世纪20年代，莫斯即在“一种人的精神范畴”一文中探索了这个概念。采取一种精彩的比较社会学观点，莫斯分析了原始民族、古代社会、现代社会的“人”的概念，并借此指出，在西方心理学“革命”出现以前，存在的诸社会，没有一个不将“人”与“物”、“人”与“他人”相联系。“人”的定义，从人与物、人之间的道德，向人的神圣性衍化，其终点似为心理学的“自我”的概念的显露，但却向来以“非我”的方式进行着[ 1 ] 。致力于从个体与个体之外的物、人、神之间相互依赖的方式，来呈现人“活生生的社会存在”之意义，不仅在作为法国年鉴派看护者莫斯那里成为志业，而且也在英美人类学中成为主流。不同国度中的人类学家，共同参与了一项伟大的事业。他们将知识与人生紧密结合，重新定义了社会科学，使它成为人文科学，从而有别于将世界与人生都看成是冷静、理智的存在的非人文科学。人类学在各国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下，成为一种接近于专注于研究人的生命力的学问，它致力于使“科学”走进了人生这个广大而复杂的世界中。

人文主义哲学家钱穆说过:

人体解剖，据说是科学家寻求对于人体知识所必要的手续。然而人体是血和肉组成的一架活机构。血冷下了，肉割除了，活的机构变成了死的，只在尸体上去寻求对于活人的知识。试问此种知识真乎不真? 面对着一个活泼泼的生人，决不能让你头脑冷静，绝不能让你纯理智。当你走进解剖室。在你面前的，是赫然的一个尸体，你那时头脑是冷静了，你在纯理智的对待他。但你莫忘记，人生不是行尸走肉。家庭乃至任何团体，人生的场合，不是尸体陈列所。若你真要把走进解剖室的那一种头脑和心情来走进你的家庭和任何人的团体，你将永不得人生之真相。从人体解剖得来的一番知识，或许对某几种生理病态有用，但病态不就是生机。你那种走进人体解剖室的训练和习惯，却对于整个人生，活泼泼的人生应用不上。[ 2 ]

人类学家如同钱穆那样，拒绝了人类解剖学。

不同年代的人类学家对于学科有共同贡献，但如同其他任何人，他们亦不是超然的“上帝”，他们之中也存在差异。过去的人类学家往往将自己隔离于被研究者之外，使自身代表客观性。现在他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假如人类学研究的是人，那么，人类学家也应当算是自己的“研究对象”。采取田野工作方法，对人类学家进行人类学研究，我们能发现，不存在超脱于时代与人群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用自己的“行话”翻译被观察的“他者”。这些“行话”被他们说成是区分于“自然语言”的“科学语言”。其实，包括“民族”、“社会”、“文化”等等关键词在内的“行话”，都不过是在某个国度的某个历史过程中产生的。

我说，在中国写西学教科书，等同于在历史中进行“翻译”。其实，这话说得还不够准确―――我应当说，我此处之所为，乃是对于历史中的翻译进行有其自身历史的翻译。

人类学本身也是对于异邦文化的翻译，它也置身于历史中。19世纪中后期，欧美人类学家反复考究文化之别到底出自何由，得出进化论和传播论两种结论，要么将人之间的差异解释为“文明进步史”的附属品，要么将之解释为“民族精神”或“文明传播”所致。人类学家的解释，可谓是对“他者”的文化翻译(没有一个被人类学家研究的“土著人”关注自己的生活是否为全球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这一翻译，与当时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形成紧密相关。到了20世纪初期，人类学分化为英法派与德美派，一方主张注重研究社会内部的分化及解决办法，另一方注重研究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关系。分化背后的直接历史背景是欧洲内部的国族纠纷，更长远的原因，是欧洲近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国族组织的不同模式。

现代人类学诸学派形成后，分化没有阻碍相互之间的交流。比如，代表英国学派的拉德克利夫・布朗不仅在学术上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影响，而且足迹也广涉世界各大洲，他1920～1925年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任教，1925～1931年在澳洲悉尼大学任教，1931～1937年期间也访问过中国，此后才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而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等人类学家，都可谓是移民，他们本是“国际人”，且其理论对于世界各地人类学都有影响。

作为人类学国际知识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人类学，深受了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的影响，形成一个多学派并存的局面。通过翻译传入中国的进化论，曾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到启发民智的作用。20 世纪20年代以后，正是人类学现代派兴起的阶段，此时，不少中国学者直接受惠于欧美人类学大师，回国后形成各自的研究特点。除了在日本间接接受欧美人类学的一些学者(如卫惠林)外，1918年留学美国的李济，1921年留学法国的杨，1923年留学美国的吴文藻，1926年留学法国的凌纯声，同年留学英国的吴定良，1927年留学德国的陶云逵，1931年留学美国的冯汉骥，1934年留学美国的李安宅等人，在所到之国从师，直接接受了各现代人类学派的教育，在回国后，顺其所学展开大量研究，其中诸如吴文藻又输送自己的学生(如费孝通、林耀华等)出国深造。20 世纪20 ～30 年代，两代留学海外的中国学人既深受本土文史治学传统的熏陶，又接受了最新人类学训练。他们无论是在教会大学还是在国立教学科研机构工作，都致力于造就一门超越翻译与启蒙局限的人类学。[ 3 ]

若说20世纪上半叶欧美人类学具有“国别特征”，那么，也便可以说，同一时期中国人类学的“国别特征”正在于兼收并蓄了欧美人类学的种种“国别特征”，成为一个多元的学术体系。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类学已形成三种具有地区特色的风格。其中，受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影响的“北派”与“南派”，分别以燕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为中心形成自己的圈子，前者关注深入的民族志研究(社区调查) ，后者注重物质文化与跨民族关系研究，在经验资料与理论知识的积累方面，分别都有各自独到的开拓。此外，20世纪初，即有大量外国人类学家或业余人类学研究者存在的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在同一阶段也开始增添中国人类学家。“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政治中心暂时西迁，内地成为“抗战基地”，西南地区一时成为中国人类学家的聚集区。燕京大学、中央研究院等教学科研机构各在西南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基地，华西协和大学的人类学家们更致力于西部民族的研究，他们结合民族志与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开创了有特色的学术类型。

“北派”、“南派”、“华西派”，各自在不同的名义下研究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名称同时并举。尽管各派有自己的解释倾向，但综合似也是各派的共同特征。当时的中国人类学家，已在汉族乡村及少数民族村寨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不少人类学家也基于见闻或规范民族志田野工作，草创了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视野。尽力在中国语境内完备人类学这门西学，似为当时各派(包括倡导“中国化”的“北派”)之共同追求，但这却没有妨碍人类学渐渐获得了“中国特色”。在欧美，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主要在于人类学致力于研究作为殖民主义“治理对象”的非西方。而在中国，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分，却没有那么显然。对于境内各乡村与民族地区的人类学把握，既有学术自身的宗旨，也呼应当时社会变迁规划与边疆政策实施的需要。

要学习研究人类学，把握它的历史性与社会性，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其精髓―――包括人类学在内的人的任何造物，都是情景化的，与历史相关的。

19世纪中后期与20世纪上半叶，西方人类学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从文化进步主义转向现代功能主义、社会学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这个转向的历史大背景，是帝国时代向现代国族时代的过渡。但不能简单认为，人类学是这一历史大背景的反映。在不同的阶段中，人类学与其身处的政治，既有“迎合”的一面，也有“反迎合”的一面，既有“实用派”，也有“批评派”。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类学的“反迎合”与“批评”特征获得了主流地位。在同一时期，人类学的这一特征也在中国等非西方“近代化中”的国家中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学也随之出现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内部及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西方内部，美国对于西方社会和社会科学整体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此前的社会科学“欧洲中心主义”向“美国中心主义”转变。发达国家分为战胜国与战败国。西方以外的地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寻求民族国家主权的运动愈演愈烈，并在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中获得制度化支持。接着，一大批“新国家”随之产生。“三个世界”的论断比较精确地体现了这20多年间世界格局。在这个新的世界格局里，西方人类学出现了危机。殖民地脱离殖民地宗主国，使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限制。尽管第三世界人类学家继承了西方人类学的部分遗产，但他们对那种将他们当成“原始人”、“古代人”的做法极为反感。为了使人类学与自己的国家一样具有民族自主性，他们不仅对帝国主义时代的人类学加以抵制，也力求创造一种适合于自己国家的新人类学。面对世界格局的这些变化，西方内部的人类学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在英国人类学界，功能主义和结构- 功能主义的理论主张得到部分修正。从人类学学科定位来看，这个时期出现了将人类学与“科学”区分开来的人文主义主张。为了排除人类学的知识霸权色彩，人类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学家从事的工作与文化格局之间的关系，主张将人类学视为“人文学”之一门，以此来表明人类学在跨文化理解中的重要意义。到50年代，人类学也出现了重视历史过程和社会冲突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英国人类学家反观了他们的前辈在想象非西方文化时忽视的文化动态性和文化内部多元性。在美国人类学界，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形态遭到了批评。人类学家的眼光不仅从美国本土的印第安人研究放大到海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