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人情变异中的红白事分离

一个正常的熟人社会的维持，一定是低成本、有效率的。高成本的秩序是无法内生的，会很快解体。

人情是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重要功能。随着现代性的侵蚀，农村人情普遍出现了异化。人情异化的程度与方式与村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社会原子化程度高的中部农村，人情异化最为迅速。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具体而言，农村人情名目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密，礼金越来越高，酒席花费越来越大，其结果是农民不堪重负，农民收入中的几乎1/3用于人情支出，有些农民因此退出人情循环，农村人情可能“盛极而衰”。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农村熟人社会失去了润滑剂，农村熟人社会甚至会因此解体。这是目前中国农村和农民难以承受之重。

番禺农村则形成了不同于中部农村的人情应对机制。具体来说，番禺农村的人情有三个特点，一是红事与白事请客方式和待客范围不同，白事或丧事是在社区范围举办，公共性程度很高，客人不请自来，本村民组的农户一般都会参与。红事的私人程度很高，是非请莫来，是只有请了才来的小范围的人情；二是送人情要退还部分礼金，比如送300元，一般要退还250元，经济条件好的甚至要全额退还。不退礼金就是失礼；三是酒席都办得不错，每桌酒席花费要超过400元，这样的酒席花费，使举办人情的主家一般都要亏损，来客越多，亏损越大。

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退还礼金。退还多少由主人说了算，主人如何来算？主人总不能借做事来敛财吧，总不能不要脸面吧，因此之故，在番禺农村办红白事收人情，是不可能赚钱的，借办酒席来敛财是不可能的。

办酒席不能赚而只能亏，办得越大，亏得越多，因此，理性情况下，酒席就要少办，不办。有些事情比如婚嫁，不能不办，但可以在小范围内办，并尽量少请人来参加，不请不来，一个不请当然不行，请得太少也没有面子，请多了则经济上承受不住。

因此，在番禺农村，红事如何办，办多大规模，可以随意，随个人经济条件，及随自己亲朋好友的多少。好朋友可以请，亲戚可以请，邻里也可以请。这是一个自由的可以建构自己人际关系并适应自己经济能力的空间。红事可以容纳传统的关系，也可以强化现代的各种关系。比如老年人做寿，子女可以请自己的结拜兄弟，也可以请自己生意上的伙伴来祝寿，这些来的人，是自己关系最为亲密的人。这样就构建和强化了一个自己人的圈子。

与红事这种私人程度很高的竞争性人情不同，番禺的白事则是公共性程度很高且社区性很强的事务。一般来讲，除特殊情况，白事不用请，社区范围的人都应到场，否则就是失礼。

正是通过白事，使一个农村社区得以发生制度性的联系。我们调查的绿村是建村历史并不久的沙田地区，村庄杂姓混居，如何在这样一个杂姓混居的地方建成具有自己人认同的社区，就必须要有社区性的制度设施，人情往来尤其是公共性程度很高的白事，正是解决社区何以可能的基本制度安排。

人情在维持村庄治理和秩序中的作用很大，因为正是人情循环与人际互动，使村庄这个熟人社会得以存续下来。人情循环中的一个原则是其模糊性和后延性，而不是即时结清，这使人情可以维持社区的人际认同。也正是依靠模糊的人情而非赤裸的权力，使熟人社会的秩序得以产生。中部地区人情异化导致人情循环中断，人情沙漠化了，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且村庄中再无自己人认同的再生产机制，农村熟人社会润滑剂消失了。这种情况下，每个个体就有可能凭借农村的熟悉来相互算计。

一个正常的熟人社会的维持，一定是低成本、有效率的。高成本的秩序是无法内生的，是会很快解体的。番禺农村通过红白事的分离，使农村人情一方面可以在维持农村熟人社会的社区认同上继续发挥作用，一方面又可以避免人情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正是凭借人情的循环与往来，使社区居民变成自己人，使农村社区成为一个遵循乡土逻辑的熟人社会。

来源：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