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家庭生存策略

【内容提要】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会性别维度是一个既关乎历史也触及现实的命题。“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对农村亿万芸芸众生来说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尽管这场“生存保卫战”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但迄今有关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仍付阙如。陕西农民侯永禄不间断写了60余年日记，作为见证人和当事人，他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这场生存危机的一些原始记录。从社会性别视角来解读，侯氏一家人应对大饥荒的生存实践、行动逻辑及资源权力不尽相同，他们的生存策略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本文从社会性别视野勾勒了一个普通农家生存之道的大致轮廓并着重描述了农家妇女的独特作用和贡献。这些微观经历不失为其时千千万万农村家庭普遍经历的一个缩影。

一、引言

1959-1961年对乡村居民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三年。在1958年狂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很多地方还搞起了“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的供给制。各地农村普遍实行吃饭食堂化，农家既不允许有存粮，亦不得自己烧火做饭。紧随这个乌托邦社会实验的失败，1958年当年史无前例的饥馑便在一些地方悄然而至，而后便在农村和城市各地迅速蔓延，并席卷了整个中国。措手不及的人们程度不等地遭遇了饥荒。可以肯定的是，当赖以生存的集体粮食供应不够“果腹”时，被逼到生存边缘的男女老少并不会听天由命地坐以待毙。当饥饿像齐脖的深水随时有可能将其淹没时，人们出于本能会想方设法寻求活命之道，而负责一日三餐的农家妇女则更是如此。

最近一二十年，国内外有关三年困难时期的探究越来越多。涉及乡村居民饥馑故事的纪实作品和饥荒亲历者的口述史也层出不穷。然而迄今关于那段历史的关注点仍主要放在饥荒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后果的政治经济方面。在有关大饥荒的叙事中，饥饿成了这段可怕社会记忆的主要内容，大面积非正常死亡及其人数这个沉重话题因而格外引人瞩目。持续三载的危机对草根亿万芸芸众生来说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尽管这场“生存保卫战”主要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的，但现有的著述仍主要侧重于个人的孤军奋战或社队层面的自救行为[1]。迄今为止，家庭的生存策略仍付阙如，更无人深入到被称为“黑匣子”的家户内部去探究不同家庭成员的应对之策。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单这场持续饥荒的后果及其回应的社会性别维度被忽视，妇女在荒年的遭际与作用也是“缺席”的。像任何灾难一样，由于男女两性角色和责任的不同，粮食短缺和饥馑的影响并不是性别中立的，两性的应对之策也同样是社会性别化的。

陕西合阳县路井镇农民侯永禄坚持写日记和记账60余年。作为当事人和见证人，他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场生存危机的一些原始记述，使我们得以窥视一个普通农家渡荒求生的某些侧影[2]。这些原始记录比今人的追忆更为真实而准确，因而也益发显得弥足珍贵。生于1931年的侯永禄1949年离开合阳县简易师范学校回乡务农，先后担任过乡团支部书记、互助组组长及初级社与高级社会计，三年饥荒期间仍是大队会计。1947年他与普通农家妇女赵菊兰结婚，先后在1950、1952、1955、1958生下了四个子女，依次取名为引玲、胜天、西玲、丰胜。在1960年12月最困难的时刻又迎来了名叫万胜的儿子。大饥荒开始时，他的长女不满十岁，母亲则年近六旬，已不再参加集体劳动。这八口之家主要依赖他们夫妇俩劳作，与子女少的村民相比，候家的生活显得尤为艰难[3]。

侯永禄记述了一家人在危难之际齐心协力顽强求生的日常经历，并用很多笔墨再现了其妻子的酸甜苦辣及特出贡献。从社会性别角度来解读一个男性眼中看到和写下的文字，我们不难发现，候家男女老少获取食物应对饥荒的生存实践、行动逻辑及资源权力的不尽相同，家庭生存策略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侯家微观经历的这些碎片，不失为当时千千万万底层农户普遍经历的一个缩影。

家庭生存策略及其社会性别维度是一个既关乎历史也触及现实的重要命题。在整个短缺经济时代尤其是每年青黄不接时分，食物匮乏在很多地方几乎是一种常态。告别大饥荒之后，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并没有就此画上一个句号。农业部的统计数字显示，整个六七十年代的20年中，乡村居民人均粮食年消费量平均为179.4公斤，超过200公斤仅有1979年一年（207公斤）[4]。侯家所在的合阳县，到1979年底，全县98%的生产队负有外债，社员分配（包括实物折价）每人年均仅69元。1980年，全县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元的生产队占65.2%，个别生产队的每个劳动日值不到1角钱[5]。到改革前夕，中国约有2亿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和饥饿的阴影之中，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这意味着农民家庭的生存之战一直就不曾消停。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大跃进”期间，农村妇女就被动员起来大规模走出家门参加集体的生产劳动。她们逐渐从辅助劳力变为与男子肩并肩劳动的一支生力军。虽则身处社会经济生活的边缘，农村妇女渐渐成为家庭生活舞台上的主角，这为她们在家庭生存受到威胁时不遗余力地去呵护子女并维系家庭奠定了基础。尽管饱受食物匮乏之苦，她们在结构性限制之下表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和能动性。而今，农业主劳力的女性化脸谱和“男工女耕”的性别劳动分工格局在许多地方已变得愈来愈凸显[6]。到2012年粮食生产已实现了“九连增”，农村妇女尤其是留守农妇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她们的作用和困境一如从前淹没在政治经济的宏大叙述之中，很少进入决策者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讲，解剖侯家应对之策的社会性别维度也就具有别样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本文从社会性别视野勾勒了一个普通农家生存之道的大致轮廓并着重描述了农家妇女的重要角色和作用。为了将侯家的故事放在更广阔的场景下来考察，我们不妨先看看当地大饥荒的来龙去脉。

二、一个地方版的饥馑故事

农村是1958年“大跃进”的主战场。陕西全省从8月中旬到9月中旬短短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就迅速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入社农户占全省总农户的99.2％。到1960年5月 全省加入食堂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94.2％[7]。侯家所在地区早在1958大跃进时就已埋下了饥馑的祸根。 1958年8月他所在的高级社被并入了路井人民公社。各生产队纷纷一哄而起建起了公共食堂。到1958年8月，整个合阳县99.5%的农户已在公共食堂就餐[8]。到11月，路井公社宣布实行“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的所谓的共产主义供给制。

人民公社成立之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和共产风更加甚嚣尘上，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则随之一落千丈。“吃饭不要钱的政策一宣布，食堂真的也就不要馍票和菜票了，人们能吃多少吃多少；做活也就不记工了，……每天晚上，队长出工铃一打，临时组织突击队拉粪。几十人拉一个大胶轮车，送上一两回粪，回到食堂大吃一顿。”“干活磨洋工, 吃饭放卫星”以及“病人多、孕妇多、产妇多”等现象随之而来[9]。除了可以在食堂“敞开肚皮吃饭”和青壮年劳动力被抽去大炼钢铁，各种工程纷纷上马，粮食产量的骤减也就可想而知的了。与此同时，由于粮食生产上的虚报浮夸，征购粮任务一直居高不下。据官方数据，整个合阳县1959、1960和1961年征购的粮食分别占粮食总产量的33.2%、30.9%和47.4%。在全县粮食生产陷入最低谷的1961年，全年粮食总产为9737万斤，征购粮竟高达4611万斤[10]。这意味着农民手中可支配的粮食几乎都被掏空了。

路井一带1959年的年景还算不错。路井大队小麦亩产为275斤，劳动价值9角，比1958年还多了两角，但比起1956年的2.38元和1957年的1.66元已差远了[11]。 因持续大旱120多天，1960年路井公社的小麦亩产仅有165斤，路井大队也急剧下滑为206斤,比上一年减产70斤[12]，本来仅够勉强糊口的粮食就变得更为紧张了。夏收后，口粮分配便实行“以人定量，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各户凭票打饭。紧随其后，吃粮标准一压再压，一月比一月低。最艰难的莫过于1960年11和12月及1961年元月，每人平均每月只有15斤粮[13]。这可谓名副其实的低标准，远未达到北方社员300斤的留粮指标。对于像侯家这样人口多而劳力少的人家来说就更加困难了。

侯氏一家人度日之难不言而喻。侯永禄曾细算过这样一笔帐：“我和菊兰按一般人的口粮标准对待，每月20斤，母亲年老做家务，不参加集体劳动，口粮标准为每月18斤，引玲、胜天都为16斤，西玲11斤，丰胜９斤，全家７口人，每月共分口粮110斤，每人平均不到16斤。３个月共有92天，每天３顿，共276顿。全家人每顿饭共吃１斤２两粮，每人吃不到２两粮” [14] 。由于家无存粮，侯家只得靠食堂给多少就吃多少。试想，那个年月没任何荤菜、荤油或零食可吃，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这点粮食连最低限度的生存需求都难以满足。1961年春节前夕，当地黑市物价飞涨，一张红纸卖到2元，一斤萝卜5角，一个蒸馍1元。侯永禄上集市转了一圈，啥也没敢买就空手回了家。这一年他给孩子们的压岁钱仅有0.1元，五个子女平分每人仅有2分钱。到了1962年，侯家的家庭财政仍入不敷出。全年的现金收入共计434.08元，现金支出为509.3元。值得注意的是，这年鸡蛋卖了11元，却未见有买肉的任何记录[15]。

耐人寻味的是，深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濡染的侯永禄，几乎未在字里行间留下“饥”或“饿”等字眼。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从中找到其全家人忍饥挨饿的许多例证。1961年1月27日侯永禄写道：“保管员侯寻荣来我家办理有关手续，见我面黄肌瘦，身体虚弱，便关切地问：你身体咋成了这样子，得补一补，到街上买几斤菜吃一吃，身体自然会好起来。我苦笑了一下说：是呀，菜能补，买菜要花钱的，只是家里连饭都吃不上，还买啥菜？我又看了看炕上幼小瘦弱的万胜，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想把娃给人的想法” [16]。由于生活穷困，加上劳动繁重，菊兰的奶水不够孩子吃。“娃总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所以得了消化不良的毛病，身体瘦成一条子。[17]” 有一次，因又吐又泻而严重脱水，万胜连哭叫的精神都没有了,啼哭起来只是微弱的“哼哼”声，像小猫在低低地叫唤。幸好他们及时向西安来的医疗队求救孩子才得以活命。

因饥饿难熬，路井公社社员把地里的红薯根和红薯蔓都刨来充饥。村里村外的榆树皮也被人剥光吃掉。1961年夏收后食堂散伙，社员开始分户吃饭。此时的口粮标准依旧很低。侯永禄1961年6月23日是这样写的：“这一年，路一大队的粮食平均亩产是我入社以来最低的一年：小麦亩产132斤，豌豆亩产23斤，扁豆31斤。”当地出现了相当多浮肿病人，一些人还因此而丧生。据官方统计，从1960年11月到1961年7月，路井公社累计发病3570人，占总人口的10.6%，其中浮肿病人1478名，死亡728人，占总人口的2.11%。死亡牲畜1500多头，占总数的31.6%[18]。位于较富庶的关中平原的路井公社尚且未能幸免这种惨剧，像四川、安徽、河南、山东、甘肃等重灾区就可想而知了。

这里的情形应该说不算是最坏的。虽没有足够的食物，但至少集体的食堂没有完全断炊。生产队和大队在努力维持正常的生产活动。在公社一级，路井公社社长对粮食高征收进行过抵制，尽管难免遭到批判并受到撤职处分。所幸的是，一个回乡省亲的省宣传部干部发现父老乡亲挨饿后立即将实情报到了省里。省委为此派来了工作队专程做了调查并督促当地很快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其中包括发动社员大造“人造肉精”等代食品，返还原先征购过了头的粮食，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成立救助浮肿者的病人灶，省里还专此派来了医疗队等等。侯永禄一家人正是在上述地方背景下开展自救和渡荒的。

三、社会性别化的家庭应对之策

由于严格的户籍管制，灾荒降临后，被捆绑在集体之中的社员没有离开其村社的自由；纵然外出逃荒也往往难以找到活路。这就注定了绝大多数人只能在村域范围内乃至周边地区“靠山吃山”或“靠水吃水”。高王凌在其书中罗列过人民公社时期各地农民五花八门的反抗形式，其中包括瞒产私分、村里村外的大偷小盗、捡拾、公开拿集体财务、经营自留地、从集体借粮、外逃、弃农经商、开荒、砍伐山林、听由集体调遣外出当“民工”等等。在饥馑之年，乡村居民自然会继续诉诸这些方法。尤其是当集体的粮食供应靠不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