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

原刊于本文基于2006年10月在“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研究计划培训会上的讲座写成。文章论述了口述史的国内外研究概况，阐述了人类学与口述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口述史与口承传统之间的概念区别。文章还借个人研究体会，指出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的局限性，论述了作者对于“人生史”研究的有关主张，及作者对于“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的意义与学术价值的看法。

“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试史”研究计划，是2006年夏天第一届中国人类学夏令营会间，与杨正文、彭文斌等同好，在阳明祠饮茶间聊出来的。今天借计划启动之机，非正式地谈谈个人的有关口述史的“见闻”和“体会”，以充作“研究参考”。

李绍明老师刚才讲了“民主改革”的历史定位。听了李教授的讲座，我收获很大。我曾撰文解释人类学这门西学的“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化”？其中一个局部，就是人类学这门学科跟近现代国族营造形成的密切关系。李老师的讲座，内容涉及边疆政治，重点通过西南地区“民改史”，反映了国族进程的实质特征。讲座对于我们进一步触及“事实的历史”给予了线索上的指南。

至于“口述史”，我带来一本叫做《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书。这是一本按部就班地介绍口述史的定义与方法的书，它引导大家如何进行研究计划设计、访谈、证据收集、摄像、档案收藏、教学、成果展示。做口述史，这本洋书，系统性强，足够充作导引。可我猜想，兴许系统性强也不见得是好事；读后，就具体课题，大家对其设计的“口述史”三字，还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历史已然清晰，为什么要对民主改革进行口述史调查？我以下将散乱地谈谈我所知的、与“口述史”这三个字相关的事儿，目的是要在解释这些问题中，把大家闹得“糊涂”些，减少“自以为是”。

口述史

口述史大家都听说一点了；人们或称它为“口碑史”。人们说口述史是历史学的分支，这一做法，出现于远古，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都堪称口述史作品。随着文字史渐渐占支配地位，口述史地位后来下降了。而说到口述史，人们还常将它与20 世纪上半叶推崇口碑研究的一些西方人联系起来。其实，在世界各地致力于采集口碑史料的学者，历来都有（我就不相信司马迁没有做过口述史），做学问，没必要言必西方。

最近一些年，国内不少学者关注口述史，不少社会科学研究者转向了口述史。比如，社会学界，即有学者组织“土改”口述史调查，他们想通过口述史研究，摸清楚“土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该研究牵扯到一些理论问题和观念问题，比如，怎么理解事件？怎么理解“斗争”？“回忆”被看成是透露真相的基本进程，想必课题组得出的结论，跟我们的所谓“历史常识”不尽相同。有社会学界同行认为，借助口述史来了解当年，是挖掘其“真相”的可行方法。

如此说来，人们对于口述史的期待是，它能为我们带来“真相”。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据说，去参与“土改”口述史调查的学生，有不少产生了迷惑。比如，我记得当年有个学生说过，尽管她致力于贴近“真相”，但老百姓的“回忆”没有严谨的纪年时间，他们时间概念混乱，颠来倒去，总是错将过去当现在，错将现在当过去，不清楚其前后序列，你问这时的情况，他说那时，有问那时的情况，他说这时。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间差”，可以造就一代新学者，他们怀疑“真相”之说，而转而相信，口述史研究先要区分“我们的时间”与“他们的时间”

“土改”口述史调查计划引出的问题，早已是口述史研究的所有问题。到底口述史研究能否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方认为，口头说的东西，比那些文字写的东西可信，文字写的东西，经过太多人为加工，为了把事情“说妥”，而抹杀真实。另一方则可能认为，口头说的东西，比文字写的东西还混乱，其包含的“真实性”，等同于无法把握的“混乱时间”。

学术毕竟不能停留于“分派”，而总还是要步步前行；即使有那么些从口述史研究得出怀疑主义的小年轻存在，也还是不断会涌现出信仰口述史的人――如同相信文字史的人也在猛增一样。如今，做知青口述史的学者有了，他们坚信知青的“回忆”远比文件上写的东西要活生生地真实，这里边有喜，怒，哀，乐，充满感情。对所有政治运动的口述史感兴趣的人也有了，就我所知，就有一本叫做《口述历史》的以书代刊的杂志，专门刊登这类记述口述史的文字。这叫做“口述历史”的东西，反映的是中国历次运动，当事人成为采访的重点对象，用活生生的语言“回忆”活生生的历史，有时使人感到惊心动魄。

作为口述史的人类学

人类学家对于口述史，确是比较有发言权的。这门学科的“正宗”，是对于没有文字的人民的研究。怎么研究没有文字的人民？人类学前辈想了一些辙，其中最主要的，叫做“参与观察”，就是亲身去看、去体会没有文字的人民的生活。

人类学家在田野里面对的是有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的所谓“当地人”。公共活动，包括很多方面，大体上说，有冲突构成的公共事件，甚至战争，有年度仪式，这些活动牵涉到“当地人”的整个社会感，能把整个地区的人都调动起来。人类学家也参与到“当地人”的私人生活里，对于他们的人生礼仪，亲属称谓，生老病死，婚姻，生子，吃饭，生产，都花费时间去研究。人类学家从事研究时，注重超常的公共活动和日常的私人生活，想从这里头总结出一套有关社会生活的看法。

人类学家把对以上方面生活的考察，叫做“参与观察”。“参与观察”虽说被强调得很多，但不一定是人类学前辈田野工作的真实内容。进行实地考察的，不乏有沉默的学者，不过，多数人类学家以“能说会道”为田野工作的诀窍。“参与观察”中的“观察”，是靠眼睛，而要实现“参与”，不说话，那可不行。田野工作，是对话的过程，是跟“当地人”交流的过程，我们不能光看东西，光考察事件，而缺乏了解“当地人”的解释。人类学家用眼睛看，用嘴巴讲，用耳朵听，交流是本分。他们去田野，先跟“当地人”学习方言，掌握了一点关键词之后，和被研究者渐渐熟悉起来，会问到被问者的名字、家庭等等，人类学家要掌握人对人的称谓，除了明确的名字，还有怎么形容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父子，是姐妹，是夫妻，还是别的，还要问到他如何称谓世界万物――如怎么称“树”，假如是在英国，“当地人”就会说，那叫“Tree”。通过人与物的词汇堆积，人类学家学习当地文化，形成一套关于社会生活与认识的理解，通过研究“当地人”左邻右舍的称谓，我们对他的社会机制有了了解，再从血统关系、地缘关系（包括通婚关系）的梳理，领悟当地的社会组织。

人类学家认为做这些工作，为的是理解当地的社会基础，要解释更高层次的公共生活，不理解这个基本层次是不可能的。口述调查，是理解这个基本层次的窍门，但人类学家很少这么说。

再说，有实地调查经验的研究者必定了解，人类学中最基本的是亲属制度研究，而亲属制度研究，则又是对一种血缘－地缘合一的社会历史意识的研究。社会历史意识是通过嘴巴讲给我们听的。被研究者的祖宗是谁，前辈是谁，老婆是谁，丈夫是谁，孩子是谁，左邻右舍是谁，亲戚是谁，他们认识的人都是哪些类别，我们问这些问题所得到的答案，要么与活着的人有关，要么与死去的人有关，可没有不跟人与人之间的历史关系密切相关的。

人类学家是谁？有了上面这个铺垫，我斗胆说，我们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试想我们20世纪50年代民族大调查时前辈们用的法子――他们比西方人类学家更敢于诚实地承认，其调查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召开座谈会和进行访谈，而无论座谈会还是访谈，都属于口述。

在人类学的西方“正宗”，口述这种方法也是普遍的，只不过，“正宗”人类学家兴许是为了告诉人们，他们的研究不基于没有“实在证据”的口头言论，因而才努力将自己与口述史家相区分。事实上，研究所谓“没有文字的人民”，不跟他们说话，怎么了解他们的做法和想法？怎么能如民族志方法奠基人所说的那样，“从土著观点出发”？显然不可能。所以，人类学不免就是口述史，不承认这个就不大体面。

将人类学等同于口述史，会遭受同行的指责――我们这门学科不是那么恢宏吗？怎么可能等同与小小的口述史？

的确，人类学不等同于口述史，而更多地想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套本来也是用口述史的方法搜集到的材料，这些概念，如亲属制度、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等等；套了之后，人类学家还发现自己从事的是“科学”，而“科学研究”有物理学模式，有生物学模式，人类学家借鉴这些，造就了结构、有机团结等等概念，自以为摆脱了小小的口述史的纠缠了。然而，人类学家不能太自信，试想，当他们遭遇历史学家责难时，怎么办？人类学家总会转而强调口述史是自己的长项，而且比只研究有文字的士大夫的历史学家高尚，更有独到之处。举个例子说吧，前些年几位历史学家参与几位海外人类学家的研究，他们一起去了一个村子，历史学家到了村里，忙成一团，四处搜罗写有文字的纸张，人类学家镇定自若，仅仅去拜见了几个老乡，聊了聊天。回来，双方互相讥笑，一方说：“嘿嘿，我们找到了如此之多的文献，瞧你们这些无能的人类学家，啥资料没有，空谈一天！”；另一方反唇相讥说：“你们这帮没有见识的历史学家，就以为文字才是资料，不知道文字也是活人写的，是骗人用的，你们被骗了，哈哈！”（故事情节被我说得比较生动，其实对话双方都比较友善，特别是没有如此狂暴）。怎么理解这个争论？这争论与以上提到社会学家的“土改”口述史调查引出的争论是一样的。这令人想起，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与年鉴学派史学的争论，老列老是运用神话，而史学家说，这样不行，神话不足为据，老列却说，神话比历史更真实。如今“田野”替换了神话成为人类学这个足球场的“守门员”，假如没有“田野”，人类学家就好像没有存在必要了。当历史学家讥笑我们没有搜集到文献时，我们多伤感啊――我们的专长不恰是研究没有文献的民族吗？

人类学家有的为了兼容并包，而把自己视作口述史的把门人，有的自以为远比口述史研究者高尚，而极力将自己区别于口述史专门家，有的为了解除尴尬，说自己的口述研究法比文字研究法更接近真实。而无论如何，他们的学科，左左右右，都与“口述史”这三个字有关系。近半个世纪以来，大体的潮流又是，他们渐渐地离口述研究法越来越远。原因何在？首先是一些研究文明社会的学者，他们认为，为了理解有文明的国度，人类学家应挣脱“参与观察”的桎梏，更多阅读文献，进行历史研究，“采访死人”；其次，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再也不相信自己的五官――特别是眼睛与耳朵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眼睛是带颜色的，“观察”不过是涂色，耳朵即使再好，也不能听见“土著”说的话的“弦外之音”，加之，“土著”也不是不会说谎，不会编造谣言的，所以怎么能说口述史就比文字史真实？人类学家一时没了主张。

口述史与口承传统

以上“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目的只有一个；我想借“胡言乱语”指出，要进行口述史研究，不能不先意识到，在这个领域中向来存在一个答案不同的问题：口述史是不是比文字史真实？在“土改”口述史课题中，这个问题已在国内学界显现，而尽管近来中国学者热衷于通过口述方法来再现“真实史”，这个问题也并非不存在。“真实史”的危险性自身表明，没有不受“主观性”约束的历史；而对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略有所知，则又能意识到，口述史给人的“亦真亦幻”的感受，实在浓烈。人类学田野研究之“正宗”，实多为对没有文字的人民的研究，因而，口述史的方法本是核心，而人类学家为了装点门面，却东拉西扯，借来太多社会科学概念，使自己的学问有别于口述史。

兴许跟以上这点有关，人类学界还进一步区分了口述史与口承传统。口述史与是口承传统区别何在？为什么要有区分二者？

对我而言，口述史，或英语的“oral history”，将人们的口述信息视作历史素材。虽则学界对于这些素材是否比文字记载真实存在争论，但是，口述史这个概念，重点强调的恰是“素材”。口述史的研究宗旨，与把握历史的真实性直接相关。而口承传统呢？这个概念就是“oral tradition”。过去有不少学者用“oral cycle”来理解口承传统，说口承传统的特点就是：叙事是靠嘴巴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