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我们是谁？

说来惭愧，十几年前读乔斯坦•贾德那本《苏菲的世界》的时候，我对书中一上来就提到的“我是谁”的问题，还从没有考虑过。倒是因为刚刚看过成龙的一部叫《我是谁》的电影，让我对这个问题开始有了些兴趣。当然，套用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一语，成龙在电影里寻找的那个“我”，是笛卡尔所说的那个“我在”之我；小说中苏菲思考的那个“我”，则是笛卡尔所说的那个“我思”之我。用“五四”时期人们常说的，前者是 “物”与“肉”的问题，后者是“心”与“灵”的问题，两个问题不在一个量级上。

“我是谁？”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哲学家、宗教家自古以来就在思考，迄今人们也没有统一的答案。倒是类似成龙那个“我是谁”的“我在”与“我形”的问题非常现实，常会冒出来，让世人深感困扰。这不，前不久就有网友发帖披露说：“中国社科院在关于本国历史的对外英文研究报告中称：现在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是由元朝蒙古人创造并强行推广到全国的??现在意义上的汉族也始于元朝，汉朝时期的‘汉’只是国家概念而非民族概念，直到元朝蒙古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汉人为第三等，汉民族从此诞生。”发帖者忿然称：这些资料社科院“只对国外公开”，“我们本国人??连了解本国的历史，都没有与外国人同等的知情权。”

从网上可以很容易找到被发帖者作为证据节录的这篇“报告”的全文，它不是什么“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而是该院语言研究所一位研究员一篇并不很正规的署名文章。从那里面，也找不到发帖者所提到的那些会让一些人吃惊的说法。恰恰相反，文章明确讲，蒙古统治者虽因必须与汉人打交道而实行过一种混杂着蒙语用词和语法的汉语表达方式，即所谓“元白话”，但“元白话”太过洋泾浜，再加上蒙人统治时间不够长，故蒙人统治一结束，这种语言马上就消失了。其消失之彻底，以至于在随后明清两朝的各种文献资料中都再无踪迹可寻。

其实，说当今普通话从发音到用语深受胡语影响，和古汉语相去甚远，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此前的历史学研究、人类学研究、语言学研究，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一般人，尤其是江南闽粤地方的人，多半还耳闻过。让一些人因该帖而大受刺激的，应该主要还是发帖者所谓“现在意义上的汉族也始于元朝”的说法。但这样的说法不管是不是出自社科院的研究报告，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何况，即使发帖者所举的文章真谈到过这种观点，以那样一篇只有两三页长的文章来立论，本身就是不严肃的，连一家之言也成不了。

记得几年前，学界中有人质疑过，国内一般历史书该不该不管国际权威历史著作公认的标准，自称古中国为四大或五大“文明古国”之一。尽管提出质疑者并未长篇大论，反驳者也是三言两语，但可看出，围绕着这一问题的讨论核心是学术性的，也是极其关键的。那就是，对于“文明古国”这一概念，我们是否应该与国际史学界或人类学界持有同样的解释标准。

十分明显，一旦碰到标准问题，既使是为这种说法进行辩护的众多学者，也大都表现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因为他们都承认，如果照国际考古学上认定的“文明”标准，以文字、金属、城市和大型祭祀场所出现的时间为主要要素来做标准，古代中国这几方面的发明创造确实要晚很多。比如甲骨文的发明就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要晚一两千年，青铜器的广泛使用也比西亚两河流域至少晚一千年左右，城市和大型祭祀场所的建设与保存就更是远远落后于古埃及和古希腊了。他们强调：认定“文明古国”还应该有时间早晚以外的其他标准。比如，其文化的影响力问题、独特性、完整性和传承度问题等。古两河流域及古埃及的文字都没有传下去，它们那里的青铜器也十分匮乏，世界历史上只有中国的古文字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得到了延续，也只有中国是惟一真正广泛使用青铜器，并使其制作、造型和艺术达到极高水平的古国。

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一大好处，就是思想解放；而网络世界的形成，进一步促成了普罗大众对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包括过去只能是少数人与闻的学术话题的广泛参与。但破除迷信的结果，一方面促成了大量新观念、新思想、新观点和新研究如喷泉般涌出，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对建立在西方话语基础上的现代文明标准强烈质疑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泛滥。而今，在涉及中华文明源流问题上极具代表性的两个颇为极端的说法，就都出自于两类草根型研究者（他们多自称“民间学者”）。

一个是说汉人从血统到文化都源于北方戎狄、匈奴、鲜卑、突厥和蒙古人。如我们日常所说所写的汉语、汉字就非汉民族的原创；从我们近代以来奉为祖先的三皇五帝，直至秦始皇，包括唐太宗，都不是汉人，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多半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就是说，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华夏文化的血脉和根基，几乎都起源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所谓中华民族，本质上是“华夷共祖”，夷则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一方面农耕的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同源的关系，另一方面农耕的汉民族一直是游牧的戎狄、匈奴、鲜卑、突厥和蒙古民族劫掠压迫奴役的对象！

所谓后者的大胆言说与前者完全相反，但对传统说法也同样极具颠覆性。它说的是，传统所谓华夏文化源于黄河流域是完全错误的。真正的华夏文化是创造了人类远古水稻生产技术的中华糯民所创造的，因而它只能产生于水网发达的长江流域。也正是由于中华糯民将这一生产技术扩展到全世界，因而也就成为了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也即世界一切古代文明的缔造者。换言之，长江流域的汉人，或者具体说是湖南地区的糯民，是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古人类，包括两河流域苏美尔人、自认为“印欧”人的古欧洲人、印度早期居民达罗毗荼人和地中海高加索人的祖先。除了非洲黑人和大洋海岛上的土著，世界上一切掌握了农耕技术的古代民族，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欧罗巴人、印度人等，都是与黄种华人杂糅后的雅利安人再繁衍的结果。不仅如此，从英伦三岛到欧洲阿尔卑斯山，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到中东欧的匈牙利，早先都是黄帝家族在西方的领地。匈牙利人的先祖，是黄帝家族的欧洲势力；希腊是黄帝后裔大禹受命征伐埃及法老后所得的封地，金字塔是中华先民祭拜天地祖宗的“众帝之台”，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是大禹之宫。换言之，人类文明的源头，不在两河流域，不在古埃及，更不在古希腊，而在长江流域，即源自于华夏文明。

凡是读过亨廷顿《我们是谁？》的读者，相信都能意识到，自从亨廷顿在他前一本书中预言21世纪人类将迈入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激烈冲突的时代之后，许多人都开始变得格外敏感和冲动起来。身为学者的亨廷顿，自己就很明白地在他的新书中写道：“我是以一名爱国者和一名学者这样两种身份写作本书。作为一名爱国者，我深盼我的国家能够保持团结和力量，继续是一个在自由、平等、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作为一名学者，我发现美国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现状存在着一些引人入迷的、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可是，爱国之心和治学之心有时是会有冲突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尽量努力争取做到超脱地、透彻地分析各种现象。但仍需提醒读者，我对于这些现象的选择和说明很可能还是受到我的爱国心的影响，因为我希望发现它们在美国的过去及其可能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而他研究美国人种、民族属性及其文化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因为他发现，如果在新的文明冲突的时代，美国人不能维护和发扬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美国建国者所树立的“美国信念”，美国就很难继续赢得国人的一致热爱并保持世界道义领导地位。

身为具有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学者尚且会如此考虑问题并研究问题，也就不难想象充满悲情意识和历史屈辱感的华夏子民会如何思想了。“我们是谁？”亨廷顿提出的这个问题，显然也正是今天不少中国人也在思考和研究的问题。但这里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亨廷顿关心的是：“三个半世纪以来为这里的各人种、民族和宗教信仰的人所接受，成为他们自由、团结、实力、繁荣以及作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义领导者的地位的源泉”的“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而我们中许多人关心的却是，从远古泥河湾人类活动到三黄五帝华夏文化的源流，及其那个时代中华糯民“天下无敌”的伟大意义。

对于今人来说，究竟是弄清远古的人种谁主谁从、文化发明的谁先谁后的问题重要呢，还是弄清近代以来中国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传承、断裂、变化经过，以及民族国家形成条件下何以有些民族走在前面，中华民族落在后面的原因重要呢？这照理不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如果亨廷顿们都不免会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考虑未来世界的安排，许多国人会受民族主义情绪影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也就很容易理解了。比如，有些人就公开怀疑说，西方学者从来都是西方中心论者，相信人类最早产生于古地中海。后来中国等地发现了大量考古成果，西方学者因为害怕中国崛起，因而拒不承认人类起源于中国，都转去鼓吹人类非洲起源说去了。按照这些怀疑者的说法：“中华黄种是祖种祖族，进化过程中又衍生出白种和黑种。所以中华黄种进化最成熟，脑容量最大，个子不高不矮（智力型），智商最高。”如果中国人再统一起来凝聚起来，肯定又会天下无敌，这是西方最怕的。

这种言论很容易让人想到18世纪前后在英美流行过的种族主义思潮和20世纪前半期在德国、日本风行过的种族优越论。查一下17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应该不难发现，近代以来许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后开始处于上升期的时候，这种基于民族自豪的朴素感情生发出来的文化优越，乃至人种优越的心理，都曾经对那些亢奋的爱国者产生过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但人种和基于人种的文化真的那么重要么？至少，像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大概是谈不到有多少这方面的优势的，然而它却依然能够在当今世界占据头等地位。这中间的原因显然和人种纯粹及古代文化优越与否毫无关系。而建立在现代分子生物学基础上的分子人类学诞生后，人们更可以用科学的检测手段证明，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纯正”的民族或种族，大家早就都是混血儿了。

而这一番考察更让我了解，与其跟着当今火热的民族国家话语，去询问和研究“我们是谁”的问题，倒真不如多从自身的角度多问一点“我是谁”的问题。太过执着于“我们是谁”，往往容易在人世间造成越来越多的族群隔阂和冲突；多问一点“我是谁”，或许更能让我们多明白一点生命存在的真意义，并使人与人之间更多些理解和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