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勇：想象的民族（国家）与谁的想象

前言

如果从学术史的源流来考察前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我们将会发现，没有迹象表明彼时已有人自觉而具体地运用“民族”的术语，用以构建一个统一的“中华”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期不存在这样一种世界观：它尝试将同时代的所有“民族”和“国家”都纳入中华帝国，并与中华帝国形成一种既定的关系。对此问题，一些国外历史学者已经证实“中华文化属性”的提法确实存在，这种“中华文化属性”显然是建立在一种道德法则(儒家观念)之上，而不是靠“民族”的纽带来维系;而用近时中国学者的话语来表述，即为“王者无外”、“大一统”的王朝国家经略思想。换言之，在前近代中国，一个既定的“民族”或“国家”是否被接纳为“华夏”的一员，主要取决于他们的统治者对中原王朝宣扬的儒家法则的接受程度。

历史时期，传统中国“大一统”的文化至上主义是与相对封闭、含蓄的中华世界体系相联系的，且能够很好地维护王朝国家与各周边“民族”地区、“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然而，当历史中国迈入近代世界之际，文化至上主义所依赖的认同准则备受冲击，逐渐显示出脆弱落后的一面，清季中国面临的无数次边疆危机可以援为例证。此诸态势引发了清朝统治者和社会精英的思考。稍后，与传统王朝不同乃至对立的近代“国家”概念开始被提出，并逐渐被统治者和社会精英所接受。

辛亥革命以降，利用新的观念、新的制度、新的国民，追求民族国家主义，缔造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使命更是吸引了万千知识分子献身于斯。如同传统的文化至上主义强调“夏”与“夷”之区隔那样，民族国家主义亦承认人口中的民族差异，但它坚持认为所有民族是同一个大民族的组成部分，尽管有历史上的民族差异，但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这些民族能够结合在一起。为此，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要求“民族国家构建”：它期待创造一个吸收所有民族的、全新的“中华民族”，将政治忠诚集中于国家，并且抛弃了那种认为中国历史和文化只是纯粹的汉族事务的观点。

不言而喻，“民族国家构建”历程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延续性。然则不幸的是，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1930年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回忆，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们见证了本国疆土遭受外来势力(尤其是日本)侵略的历史。尾随国家灾难而至的是国民政府、社会政治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处于国家社会边缘的边疆民族精英，力图恢复他们的国家(民族)边界及重构本国(族)的历史，这看起来倒也顺乎自然。彼时，在确认和构建新的国家(民族)历史叙述的过程中，演绎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对此问题，诸多先行研究已有关注，然则大多发于一端，或执拗于主体精英之认识及国民政府政治统合之考察，偏于边疆民族精英者亦间或有之。为此，本文拟设定一个研究框架。在这里，多层次的叙述结构被呈现：一方面，就这一时期在中央政府引导下开展的历史编纂体系进行研究，对学术界共同关注并具争议性的主题展开考察，试图发现隐藏在这些历史争论背后的答案;另一方面，本文还将花费较多的篇幅，着力考察此期边疆民族精英在参与民国“国族建构”的过程中，是如何对本族社群命运与中国国家前途之关系进行思考的;当然，作为一个主体行为者，国家(政府)在平抑“自我表述”与“他者描写”的过程中，究竟充当了何种角色、使用了何种手段，亦为本文所要关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主体精英的历史编纂与民族（国家）书写

民族国家构筑的终极目标为“举国一体”、“国民一致”，即所谓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故，要想成为一个民族，所属成员就必须积极地认同诸种共有属性，或者作为一种愿望至少能够被意识到。易言之，一定集团的成员，作为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特定民族，意识到相互之间的共同特性，并多少具有要求守护“己族一体性”的愿望，惟有这样，才能声称有“民族”之存在。这一诉求意味着最终否定国民中的民族多样性，于是，当民族国家在近现代东方国家构筑之时，它往往需要发展或培育一种专属于自己的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并且，缘于对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之需要，民族国家内部会产生这样一种诉求：就文化上统一的、同质的“民族国家”的要求而言，地方的或者族群的方言，应该被一种标准的国家共通语所取代;地方的或者族群的习惯、传统与历史，应该为一种规范的、官定的历史叙事与记忆程序所取代。

按照杜赞奇的观点，前述所谓“政治文化”之创出过程，其实质乃是旨在“铸造出”一个统一的、连续的民族主体的历史演进历程，或可称之为线性的、进化的历史研究公式。过往经验表明，历史学者在此过程中经常有意无意地充当了将自国自族历史文化的本身作为文化针线和补丁、逐步地缝缀到国家集体历史记忆之中的角色。那么，在1930年代前后的中国，这样一种基于对民族国家和民族历史叙述结构的诠释是如何予以施展的呢?

对于上述问题之解答，首先应认识到，它与中华文明起源之探索这一主题颇有关联。长久以来，“中华文明起源于何方”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毕竟它事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身份归属。早在民国初年，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其结果，由于受西方学者及其相关研究成果之影响，在1922年前后，国内的主流观点倾向于“汉族西来说”。迨至1920年代末期，这种原本纯粹的学术观点逐渐附会了政治与资源野心。某些西方与日本学者在“学术调查研究”的名义下，常常声称“发现”当地非汉族群为“以色列后裔”、“印欧民族”，或与日本大和民族有密切的民族文化联系，用以服务于攘夺中国领土之目标。作为回应，中国民族历史研究者开始关注“边缘”与“主体”之关系，以期凝聚国族。

至少在1920年代中后期，一些历史学者开始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过程中阐发他们的近现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观念：正如为了保持当代中国疆界的稳定性，边疆民族被描述为中华民族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样，那些曾经在历史中国疆土范围内活动过的国家和民族亦被描述为当前中国民族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观通过产生和保持的一种镜像――即中国国家现在是并且一直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服务于彼时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之稳定性和不可分裂性。一些历史学者试图以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国家为立论点，以现有的民族(族群)为考察范围，勾稽这些民族(族群)的世系源流。这种研究范式的早期例子，在王桐龄撰写的《中国民族史》系列文章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些文章对非汉民族的历史叙述，从古代延续到近现代，直至它们被纳入统一的中华民族当中。值得指出的是，1930年代以前，诸如此类的历史研究成果极为罕见，几乎很少有学者对非汉民族融入中华民族(无论是前近代时期还是近代)的历史做过严格的考证。

前述那样一种研究趋向，在19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表现渐次明晰。自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边疆地区以降，中华民国突然面临一个重要的议题，即它必须为自己所宣称的拥有中国东北领土和民族之主权提供严谨的历史证明。最早试图证明历史上中国拥有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绝对主权的一本著作，乃是傅斯年于1932年编纂的《东北史纲》。傅斯年使用了历史学、考古学及神话的研究方法，用以辅证自己的论点。傅氏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东北地区及其民族一直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处于历代中国皇帝的直接统治之下。

在傅斯年看来，民族是历史的最首要之因素，并且，现代中国民族从其源流来说是多元的。尽管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傅斯年重点研究了那些多元的起源，但他坚称他所处时代的中华民族是由不同民族的习俗、文化积累而形成的，而不是在其他少数民族融入一成不变的汉民族的进程中形成的。傅斯年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著名的“夷夏东西说”。他认为，在上古时代，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生活着东西两大族群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然而在稍后完成的《东北史纲》一书当中，傅斯年不再强调“东”与“西”的竞争与对立，而是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强调指出：先秦时期的中国各地一些不同的民族，经过殷、周两代政治文化发展，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秦汉以后成为一体的具有高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

后来者会发现，利用历史文化来阐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联性并据此强调边疆少数民族“诸夷”与中原汉族的整体性，由此建构一个整体性乃至实体性的“中华民族”，乃是傅斯年民族思想的核心。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其初意即是为了构建一个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一以贯之的“大一统”情形，从而勾连出中华民族血缘、地域的统一性。不言而喻，这种历史叙述结构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隐喻――傅斯年强调中国史有一个连续的民族主体，而且这个民族主体就是华夏(汉人)，乃是为了确证：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延续不绝的历史性民族。

尽管《东北史纲》一书在学术上存在诸多瑕疵，因以遭致一些学者的批评，但就学术研究范式与方法论而言，它确实具有开拓性意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同时代其他学者对待中国古代民族历史研究之态度及其对待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与地位的思考方式。顾颉刚历史研究取向之演变，可被视为一个范例。最初，顾颉刚对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与傅斯年之进路相比，可以视为一个反证。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顾颉刚对民族主义神话的剖析可谓不遗余力，他试图证明汉族关于大禹的传说其起源却是非汉族的，以打破汉文化纯洁性的神话及其历史叙述结构本身。这一时期，顾颉刚宣称中国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上古民族“原是各有各的始祖”;同时，顾氏还预设了一个历史隐喻，即外来者与边缘族群周期性地赋予了中国文化以新的活力。

然而，顾颉刚关于中国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神话的研究和考辨，在时人看来，多被视为破坏中国自古至今绵延不绝之历史，是对前述傅斯年所主张的“中华民族历史大一统体系”之解构，亦可谓对当下中华民族统一性之讽喻，因以遭致国民政府当局与傅斯年等一干学者的批评和非议。1929年，顾颉刚编写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缘于此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非圣无法”。负责审查此教科书的戴季陶即指出，学者对此问题作学术上的讨论并无不可，但不能在教科书上作如此明言，否则会动摇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在戴氏看来，中国之所以能够团结为一体，全赖于人民共信仰自己出于一个祖先，如今竟然说三皇五帝并非事实存在，这等于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给消解了，如此一来，这当然不是一件小事。

不久以后，随着日本侵略中国之深入，顾颉刚的历史叙述体系开始发生转向。1932年，在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察哈尔的德王亦假借了“民族自决”的名义宣言内蒙自治，这给了顾氏一个“强烈的刺戟”。翌年夏间，顾颉刚与吴文藻前往考察，认为这不过是几个上层分子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要自己的地位有举足轻重之势，做出一番投机事业而已，“以‘民族自决’开始者必将以‘出卖民族’终结，果然两年之后德王就投到日本人的怀抱里去了”。推原此种情形之造成，顾颉刚认为是“民族”二字的作祟，本来“番和汉，番和回，回和汉，通婚的不计其数”，血统之间早已混合，却因被新传入的带有巫术性的“民族”二字所诱惑，大家替他拼命而已。顾氏深切地感受到，亟须创立一种理论把这些帝国主义者的“谬说”挡住。1938年，顾颉刚出版了《中国疆域沿革史》一书。这里他指出，此书之目的不仅是为了向日本帝国主义证明历史的真相，揭明其抹煞事实之行为是徒劳的，也是为了教育国人：中国在唐朝以前就已经拓展到了东北、蒙古乃至高句丽，对上述地区拥有主权。顾氏之初意，乃是为了使国民了解先民开疆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同时也是为了证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能够战胜蛮族毁灭性侵略而保存自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