奂平清：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摘 要]大瑶山调查在费孝通的民族研究有着重要地位。1935年第一次大瑶山调查时,费孝通主要以体质人类学为视角，从体质、文化、语言等方面研究特定民族。以这次调查及对民族的认识为基础，费孝通曾对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提出质疑。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在思考中华民族“多”与“一”的关系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必须要从历史的视角、从整体研究和微型研究相结合中探讨中国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各民族交往融合等问题，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重要理论。费孝通对大瑶山的历次调查，深刻地反映出其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的历程。

[关键词]费孝通;大瑶山；民族研究；理论自觉

民族研究是费孝通一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在1935-1988年间，费孝通曾五次到广西金秀大瑶山做实地研究和考察。如果算上他在1951年担任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时在广西龙胜等地的瑶族村寨的访问考察，就有费孝通“六上瑶山”的说法。[1]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民族思想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首次大瑶山调查时，费孝通主要是从体质、文化等方面研究少数民族及其特点，后来逐步转向更注重从历史角度探究民族的形成过程，更注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以探讨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与交融过程、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凝聚力等问题，最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的历次大瑶山调查，清晰地反映出其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历程和轨迹。

一、费孝通的第一次大瑶山调查及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质疑

费孝通曾指出，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在理论上则可以说史禄国老师的ethnos论是个“促成剂”[2]。

费孝通于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师从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学习人类学，计划依次学习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实际上只完成了体质人类学的学习计划。[3]因此，虽然史禄国的ethnos（民族）理论有十分深刻和丰富的含义，远不限于体质人类学的窠臼，但费孝通对于史禄国关于ethnos思想的理解，是在晚年时才逐渐深入的。[2]受吴文藻、史禄国两位导师观点和建议的影响，费孝通于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决定在去英国留学深造前做一个国内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研究。在1935年10月18日至12月16日期间，费孝通偕同妻子王同惠进入广西金秀大瑶山做民族研究。因在考察中遇险，费孝通受伤，王同惠不幸遇难，对瑶山各集团逐个进行调查的计划也就未能得以继续。此次大瑶山调查，是费孝通最早接触民族问题和实地考察少数民族。[4]在这次调查中，费孝通自己主要是用体质人类学的人种类型分析法，测量瑶山居民（包括苗、瑶、壮等“特种民族”）的体质。在大瑶山调查后，费孝通根据王同惠的笔记整理完成了《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篮社会组织》一书。在江苏老家养伤期间，费孝通做了“江村经济”调查。1936年10月，费孝通携带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两份资料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受导师弗思（Ｒ.Ｆirth）的建议，费孝通决定用“江村”调查资料而不是大瑶山调查资料撰写博士论文，随后受到到马林诺斯基的注意并在其亲自指导下完成了《江村经济》博士学位论文，这一研究也成为了世界人类学里程碑式的作品。费孝通在从英国留学回来到昆明后，虽然导师吴文藻正在云南主持中国民族学会和民族学研究，但费孝通主持和组织的是农村社区类型比较研究，以探索战时及战后中国农民的生计与农村的出路，对民族问题也就没有机会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在费孝通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对民族及民族问题的认识，主要是以首次大瑶山调查的认识为基础的。

1939年，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并论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认为中国各民族在数千年的混合过程中早就没有了纯粹血统。而且，中国人自来没有种族的观念,只有文化的观念，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开始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了。“五大民族”是中国人作茧自缚的叫法，易成为帝国主义分化中国的借口。因此，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凡是中国人都属于中华民族。[5]此文发表后，各报刊纷纷转载，也引起了热烈的论辩，许多学者积极响应和支持，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费孝通以在大瑶山调查中对民族和文化问题的认识为依据，就“中华民族是一个”进行论辩。与顾颉刚在nation（国族）层面理解“民族”不同，费孝通认为所谓“民族”是语言、文化及体质上相同的人，中国除了“五大民族”，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在广西大藤瑶山中就看到不但瑶汉之间有明白的界线，而且就是在瑶民之间，各个族团根据了他们在文化、语言、体质上的不同，各有组织，不相通婚，时有冲突”。中国人在文化、语言和体质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中国要达到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种族”或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政治上的不平等。[6]

顾颉刚对费孝通的质疑做了长篇答辨，指出自己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目的不只限于“政治的统一”，更是希望达到“心理的统一”。顾颉刚还称自己之所以“冒失地闯入社会人类学”专业领域，完全是出于时代的需要，面对帝国主义分化中国的各种宣传与政策，“研究人类学和人种学的人”都应当“从实际去考定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族”，而不应随声附和说中国有五个民族，否则就会为分裂势力所用，“陷国家于支离破碎的境地”[7]。

对于顾颉刚的答复，费孝通再没有写回应文章，辩论也没有再持续进行。费孝通在后来的回顾中称自己没有再写文章辩论的原因是这种涉及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 [8]。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应该是费孝通在此次辩论中有所反思，认识到在民族国家问题上，他之前的学科视角确实有其缺陷，顾颉刚的民族研究视角与立场则对其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而且他也是接受了顾颉刚上述劝告的。在费孝通的相关作品集及年谱中，都没有收录和提到1939年与顾颉刚论辩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有学者认为“大概是编辑者没有找到” [9]，其实真正的原因应该是费孝通自己不愿意收入。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在基本立场、论证方法与观点等方面，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高度的相似性与一致性。费孝通后来在民族研究中对历史因素的重视，无疑是受了顾颉刚的深刻影响。

二、建国初费孝通的民族调查及对中华民族“多”与“一”关系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费孝通参加了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其研究重点也由农村社区研究转向民族研究。

在1950年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访问和民族识别工作中，费孝通深感我们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知识太少，因此倡议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调查。在参与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中，费孝通也在思考“中华民族”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的，如何看待汉族、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困惑，直到1989年他提出“多元一个”理论后，才初步走出了这一郁积多年的困惑。[2]

1952年费孝通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并从事民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在此前参与筹备建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时，费孝通就提出建议，聘请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的专家到民院执教和从事民族研究。他自己呀承担了综合介绍各民族历史的基础性课程，在编写此课程讲义的过程中，他深切体会到中国各少数民族在起源和发展中的密切关联，中华民族也正是在这种各民族间密切关联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

费孝通在对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在很没有训练、没有充分准备好的情况下冒冒失失地上阵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搞调查，虽然收集了不少资料，但在理论方面并没有多少东西。[10]他认为，这些调查工作帮助了国家规定民族成分的工作，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政策依据。在这些调查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突出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这对当时的民族工作是适宜的，民族学的学科地位也得到承认。但是，把研究对象限于少数民族的民族研究，其主要缺陷在于将部分从整体中割裂出来，使得我们难以看出与汉族的关系，也难以看出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所处的地位，也不易掌握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只能是民族学范围内的一个部分，而不能在二者之间画等号” [11]。费孝通在与林耀华合写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中也指出，民族学不是仅仅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也要研究汉族。[12] 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费孝通的民族研究也随之而终止，他关于民族研究的许多反思与设想也就没有了深入开展的基础。

三、1978年后费孝通的大瑶山调查及其理论理论

1978年，费孝通应邀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时，顺路重访大瑶山，并产生了对大瑶山这一民族研究的“良好园地”和“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念头。之后他安排胡起望等人对大瑶山开展深入调查研究。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到大瑶山调查，对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时的区划问题及“以粮为纲”政策对当地生态和经济所造成的重大破坏进行了反思。1982年，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时，费孝通参加庆祝活动，并第四次上瑶山考察当地的发展状况。1988年，费孝通五上瑶山，并到了1935年的调查地六巷。

在第二次大瑶山访问调查后，费孝通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族研究的讲话和文章，对中国民族理论做深入地思考与探索。与第一次大瑶山调查相比较，他在研究视角和方法等方面有了重大的改变，包括在民族研究中更注重历史因素、更注重微型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探索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凝聚规律等问题，其研究视角也更具理论关怀和全局意识。这些改变对他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深刻地反映出他在民族研究上的理论自觉。

（一）在民族研究中注重历史分析

费孝通在反思中指出，过去我们对“民族”的认识是很片面的，更多地关注民族及其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关注民族的“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 [13]。“民族”实际上是随社会历史的运动而发生变化的，因此，“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对各民族现况的调查研究，也必须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在学科上说就是社会学或人类学必须和历史学相结合”[2]。以大瑶山瑶族为例，其各个集团的语言不同，以前认为是方言的不同，但后来研究发现，其中花蓝瑶、茶山瑶和盘瑶所讲的话分别接近苗语、侗语和瑶语，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些不同的集团分别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迁徙到大瑶山的，自然也就保留一些原来的语言。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作微观和具体的观察，只能借助相关史料、遗迹和现在仍然保留的风俗、习惯、传说等加以推考。[10]正是对历史因素的重视，使得费孝通能够将一向不看重史料和历史研究的社会人类学功能论扩展为“历史功能论”，使得功能论的包容度和诠释力到了增厚与加强。[14]

（二）在微型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中探索民族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