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泉：走进茶马古道的新田野――《龙蟠故事：茶马古道民族志》序言

2010年7月，我回丽江参加茶马古道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一天走了从玉龙县拉市乡到龙蟠乡的茶马古道，随后又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政协主席和秀琼等人一起去考察茶马古道的几个古村落以及著名的龙蟠渡口。我的学生杨杰宏博士也一起前往。途中知道他参与此次会议的筹备，已经在龙蟠乡走村串寨做了认真的田野调查。时隔两年，杰宏竟已经写出了这本《龙舞高原――龙蟠茶马古道民族志》，全书基于认真的田野调查，可见其用心学术，专注田野第一手资料的治学精神和踏实学风。

我曾在《茶马古道研究和文化保护的几个问题》[1]中谈了如下观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茶马古道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外多学科、多行业、多角度的重视，出版了不少论文和书籍。但就笔者所见，目前关于茶马古道的论著，除了部分是从历史、宗教、民族关系等角度进行研究的功力比较深厚的论著之外，更多的是边走边看边记录的游记和图文实录，而严谨地从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深钻细研的学术著作和田野调查民族志等还很少，特别是对沿线的村镇、商帮及其经济和文化变迁等方面进行细致调研的还不多见。我自己也曾写过一本文图兼备的《西行茶马古道》，我觉得类似的书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不能满足于写这样宏观谈论茶马古道整条线的书，而忽略了对这条古道沿线的村镇和人事进行认真的调研。

在丽江那次茶马古道的研讨会上，我也举了杰宏的《阿喜渡口民族志研究》等几个丽江青年学子在茶马古道沿线村子调研的例子，认为这是一个研究茶马古道的新气象。如果这样对茶马古道进行微观研究的成果逐渐多起来，我们将会从这种细致入微的田野民族志积累中，对茶马古道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一砖一瓦的积累，我们是很难建构起“茶马古道”研究的学术大厦的。

茶马古道是马蹄踏出的辉煌，因其线路多在西南边地高山峡谷间蜿蜒盘旋，往往为中原史家所忽略，与汗牛充栋的丝绸之路、大运河等线路遗产的文献记载相比，茶马古道文献记载确实乏善可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古道所蕴涵着的历史价值的逊色，反而突显了它对于中国，乃至东南亚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二战”后期茶马古道成为中国通向国外的唯一大陆交通线，国难时期撑起了一方危局，从中足见其历史贡献。正因为茶马古道在文献记载中甚少，且多穿越高原极地，所以对它的探知意味着必须深入实地，老老实实地行走、体验、访谈、考察。20年前，云南的几个青年学者也是在这样的行走过程中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而茶马古道研究的深层拓展更需要这样持续地“行走”下去，走实走深，方能走出一方天地。

茶马古道是由点线面构成的文化体系，正如前文所言，当下茶马古道研究现状而言，除了几种从历史的角度进行钩沉梳理深入探寻的力作外，以行走观察沿线民俗风物和进行面上评论的作品居多，而扎扎实实立足于点的实证调研并不多，由此影响了茶马古道研究的深入拓展。本书作者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如书中所言，“通过茶马古道一个典型乡村的民族志深描来揭示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通过茶马古道上的一点来联结它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区域，形成一个点、线、面结合的个案研究。于是就有了写一本茶马古道民族志的想法。”龙蟠无疑是一个较好的选择，“丽境大渡，总归阿喜。”龙蟠地处丽江、大理和迪庆藏区这样一个多元文化融合地带，在茶马古道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直至今天仍留存着丰厚的茶马古道文化遗留。通过对龙蟠一地的民族志“深描”，可以对这一区域的文化构成、民族关系、经贸往来、宗教共融有个由表入里的切实认识，其间，茶马古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世界已经形成古迹的诸多线路遗产相比，茶马古道至今仍活着，不少原来的老路仍在运转，而且仍有不少当年的赶马人还活着；好多茶马故事、赶马调、马帮传奇仍在这块土地上流传着。这也是选择田野民族志这一学术利器的理由所在。杰宏不管是在读研深造期间，还是在丽江、北京工作时，一直行走在滇西北高原，行成于思，从《溪村社会》、《纳西族民俗通论》到博士论文《从洞经音乐到纳西古乐》，无一不是行走田野结出的硕果。这次，他把学术视野转向茶马古道，并定位于龙蟠，也是多年秉持的学术路径的坚守与深化。

在一年多的调查中，杰宏走遍了龙蟠的山山水水，对这方水土倾注了深沉的关怀：走村入寨，与田间老农共话茶马旧事今情，钩沉古道沧桑；奔走于悬崖荒野，破庙古渡，辨识断碑残碣，捡拾失落的文明；寻访那些高僧、名士、儒商的后裔，直面命运多舛的时代风云，还原被遮蔽和曲解的历史；重温古道苍茫，用脚步丈量茶马古道的长度、温度……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为龙蟠一乡树碑立传，而是把龙蟠一地的历史文化、现实情境置放于茶马古道这一大历史下，由此来写“茶马古道”这部大书，这也是本书价值所在。

悦读性与思辨性的有机结合是本书的第二特点。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学术文章往往是枯燥无味的，主因是里面的教条框套太多，陈规相袭，其实学术不只是说理，更是说事，深入浅出，返璞归真才是至境，就民族志而言，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行者》、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忧郁的热带》、林耀华的《金翼》、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等无不如此娓娓道来，意味深长。民族志无非是为所研究、描述的对象服务，我们不能盲从西方眼花缭乱的理论沼泽而不能自拔，而应根据实情量体裁衣，运用多种有效手段为研究对象服务。本书中既有写实风格的地名考证、地方档案辨析、田野实录，也糅合了作者本人的感悟、思考，这种夹叙夹议，形散神不散的叙述风格不仅深化了文本的理解，也增强了文本的悦读性。所以比起以往强调写实的田野报告而言，这种尝试无疑具有实验民族志之风，值得提倡。

悦读性源于文本的活态性。民族志不可能完全达到客观、真实、理性，自以为是的客观真实往往带有片面性，所以多角度、多时空、多方位的视角转换是必须的；同时，民族志不纯粹是坐而论道或描述客观事实，理想效果往往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茶马古道上的诸多历史风云已经变幻成了传奇、故事，而其间史实有多少则无从判断，但这些传奇、故事无不蕴涵了历史与现实的合理性因素，因为它们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思潮。这些传奇、故事虽不是史实，但又属于历史的一部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现实与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传统肌脉中得以融合。作者在梳理龙蟠茶马古道的历史记忆时，把现存的古迹、文物、文献作为重要的物证，但因这些“物证”大多残缺不齐，所以更多转向了田野口述史，这不只是起到了以野补正之作用，而且更吻合“活着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情境，因为这些当事人心目中的茶马古道鲜活如初，从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仍在跳动的历史脉搏，感受到茶马古道并未远去，仍在时代风云中穿梭、延续。

另外，本书值得一提的一个亮点在于以古论今，古为今用。写历史往往滑入泥古歧路而迷失方向，作者并没有一味地鼓吹复古之风，强调所谓的“原生态”文化，而是基于传统之道的理性认识，对茶马古道的研究方向、现实应用、旅游选择、保护传承提出了独到的思考与建议。作者认为茶马古道研究不能单一地为旅游经济服务，而是应该打通历史脉络，弘扬其主体精神，促进不同民族、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思想等方面的交流、理解、合作，以期达成共荣共赢的大同格局，这无疑是茶马古道的意义所在，也是文化宗旨所归。从这个意义上来，这不只是一本单纯的地方文化读本，而是一本关于茶马古道意蕴深远的融纪实与理性思考为一体的力作。

茶马古道，千百年来一直横亘于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间，只有不断地深入其间，才能有可持续的深度研究。田野也是历史，而且是历久弥新，常走常新的一部大书，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走入茶马古道这条永远的新田野。

谨以上述感言，表达我对杰宏的祝贺与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