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志平：俄国鞑靼斯坦“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新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缘起

摘要：19 世纪末， 欧亚腹地的政治文化现象是“双泛”（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泛突厥主义发源于俄国的鞑靼斯坦，其切入点是语言教育，即“新式”的教育―――“扎吉德”运动。“扎吉德”运动，既是民族复兴运动，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我们在研究“扎吉德”运动时，还很难将它完全归于“双泛”中的哪一个。民族（nation）是由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构建、想象的产物，但构建、想象的必要前提是教育的普及。事实上，在古代文盲社会，是没有民族主义的。清末，新疆维吾尔族社会悄然兴起了一场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其源头是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教育。新疆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开辟了新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教育，它的贡献应予充分肯定。但是，其负面作用是：“双泛”借“扎吉德”教育大举传入新疆，在造就维吾尔族第一代现代意义的民族知识精英的同时，也培植出麦斯武德等第一批“东突”骨干。这伙人在为“东突厥斯坦独立”而奔走呼号，形成了一个分裂主义的帮派，这就是新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由来。

关键词：俄国；“扎吉德”运动；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

民族主义运动是近代的政治运动。“东突厥斯坦”运动不是古代农民起义，更不是群氓暴动，而是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一部分。以往的研究都将它的缘起，归结于近代亚欧地区广泛传播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双泛”），这种认识是很正确的，并已成为定论。我在三年前的一篇关于“东突”产生和发展的国际背景的研究论文 ，论及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运动作为“双泛”的纽带，通过近代维吾尔民间启蒙教育传入新疆。本文将深入追究俄国鞑靼斯坦的“扎吉德”运动与近代维吾尔启蒙运动的直接联系，进一步探讨它是如何植入新疆地区，并直接地推动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

一、“扎吉德”运动：“双泛”的交集和纽带

19 世纪，全球政治生活上有两个突出的政治现象：一是英、俄、法、德等列强的殖民主义扩张活动到了收官阶段，至这个世纪末，全球已被它们瓜分殆尽；二是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其中，既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又有殖民主义鼓动的或刺激出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即“泛―――主义”运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欧洲的“泛―――主义”运动盛行一时，如泛日耳曼主义（Pan-Germanism）、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Pan-Scandinavianism)等，而对亚欧影响更深远的是泛突厥主义（Pan-Turkism）和泛伊斯兰主义（Pan- Islamism）。

泛突厥主义植根于亚欧相当大地区的突厥语化，首先萌发于俄国统治下的鞑靼斯坦穆斯林社会，随后在行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得到丰厚的土壤。本文所谓俄国的鞑靼斯坦，指的是伏尔加河流域的鞑靼人居住地。这里曾有过的鞑靼诸汗国是建立在金帐汗国的废墟之上的，其中，克里米亚汗国（Крымское ханство）夹在俄罗斯与奥斯曼两大帝国之间，曾一度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保护国。1783 年，克里米亚汗国成为被俄罗斯兼并的最后一个汗国。

鞑靼人操突厥语并早已皈依伊斯兰教。在帝俄统治下的鞑靼人深受压迫，特别是克里米亚，随着鞑靼人成批前往土耳其而几乎去鞑靼化。鞑靼人本善经商，又是俄国诸突厥语民族中最接近俄罗斯中心地带的。至19 世纪，手握数百万卢布的鞑靼商人集团出现，在与俄罗斯资本竞争的过程中，新兴的鞑靼工商阶层民族主义兴起，表现为以宗教教育改革为面目的“扎吉德主义”（jadīdizm/джадидизм）与守旧的“卡迪木主义”（kadimizm/ кадимизм）的对峙。“扎吉德”（jadīd/джадид），源于阿拉伯语，与相对，意为“新的”，即新式教育，从语音方式、学习制度、教学方法、课程内容和设置、教材选取和编写等方面对传统伊斯兰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扎吉德”因此成为鞑靼社会宗教和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

欧洲的泛-民族主义通常是以民族语言为标志而行动的，无论是泛日耳曼主义，还是泛斯拉夫主义，都是如此，可谓是语言民族主义。受其影响，鞑靼斯坦的民族主义也不例外地首先诉斥于语言，那就是突厥语。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伽普林斯基（Измайл БейГаспринский ，1851～1914），他是俄国泛突厥主义运动的思想鼓动家。伽普林斯基主张，社会重建的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的核心是通用统一的突厥语言构建。他从开创新式教育法的“扎吉德”学校开始自己的事业，他甚至宣称，学校驱逐世俗科学，直接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规定。1883 年，他明确提出“突厥人”的“三统一”行动战略，即：《Единство в словах，мысляхи делах！》（《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

如学者指出的：

泛突厥主义的概念属于它自己所有，但许多策略甚至某些术语却都是抄自泛斯拉夫主义的，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领导发起和传播泛突厥主义会是鞑靼人，即受俄国统治年代最长，受天主教化、俄罗斯化压力最大的那个集团。其中特别是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距奥斯曼帝国中的突厥居民较近，因而受到后者影响机会较多，而且他们四周都是异族，作为一个实体存在下去唯一指望就是与其他突厥集团取得联系。

伽普林斯基还精心设计了一套察合台式（Файдалыэглендже）通用突厥文，实际上是阿拉伯字书写的鞑靼文， 并以此于1883 年创办《译文报》（俄文版：Переводчикъ；鞑靼文版： ）。《译文报》成为伽普林斯基宣传泛突厥主义和与卡迪木主义斗争的武器。“扎吉德”教育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喀山、奥伦堡等地，有：《》（解放人民）、《》（晨星）、《》（民众革新）、《》（生命）、《》（觉悟）、《》（消息）、《》（安慰）、《》（太阳）、《》（生活）、《》（乌拉尔）、《》（闪电）、《》（镜子）、《》（星星）、《》（语音）、《》（时间）、《》（沉淀）、《（新世纪）、《》（蝗虫）、《》（舒拉）、《（锤子）、《》（鹰）等等。其中《译文报》影响最大，其发行量从最初的320 份至鼎盛时期的万份以上，不仅广泛发行于俄属鞑靼斯坦、突厥斯坦、阿塞拜疆，甚至还流传至土耳其、伊朗、埃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俄国鞑靼人还将这份报纸携带至中国新疆，泛突厥主义就是通过这些鞑靼人和这份报纸传播到新疆的。

伽普林斯基的泛突厥主义主张号召俄国国内“突厥人”联合起来，声称非暴力，在与卡迪木主义的斗争中或多或少带有反抗帝俄专制统治的倾向。帝俄当局对这场民族主义运动相当警惕，不时采取压制、遏制手段。伽普林斯基的弟子们不得不流亡俄境外，主要的去向是土耳其，从而推动了那里的泛突厥主义运动，泛突厥主义的重心开始移向土耳其。比较一下俄国鞑靼斯坦与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可以发现，它们的缘起都有东方面对西方的冲击―反应的色彩。不同的是，前者多以以教育为主题的宗教改革为主要话题，相对温和，甚至有点文化韵味；后者多以如何挽救频临死亡的帝国为主题，其政治斗争气氛愈演愈烈。从这一点看，它们还并非一出笼就反动得不得了。但归根结底（如我们原先的一本小册子概括的那样），它是操突厥语诸民族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逐步觉醒的民族意识的扭曲反映，它不能成大气候缘于找不到一个现实民族的现代化运动作为其历史载体，其理论、观念、思维都是来自狭隘的西方民族国家的思想体系，走下去不回头，很容易滑向反人类的极端的种族主义的烂泥坑。

泛伊斯兰主义，是另一个重要的政治运动。它是股宗教政治思潮，又是19 世纪以来亚欧地区盛行的连绵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泛伊斯兰主义内容包罗万象，因鼓吹者的诉说而异，在“穆斯林大团结”口号下，它与近代几乎所有的伊斯兰政治思潮和运动，诸如泛阿拉伯主义、泛突厥主义、伊斯兰现代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亚及中亚一带是这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地区。近代以来，这一地区的政局动荡不已，其中总是能听到、感受到泛伊斯兰主义的呼喊和行动。

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价值观上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民族主义的，后者是宗教主义的。在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中是没有民族概念的，至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它那里只有穆斯林和异教徒之分，穆斯林不问种族、语言，都是一家人。民族主义发韧于近代西方，它重体质、血缘、文化传统，而且更重语言，宗教则在文化传统上有重要的位置。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泛伊斯兰主义受哈米德二世推崇，一度有些影响，它作为伊斯兰教改革派受到保守的宗教势力的强烈排斥，另一方面又受到民族主义的嘲讽。如研究者指出的，哲马鲁丁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并不是一种传统的宗教感情，而是与现代反殖民、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有相似之处，可称为宗教性的原型民族主义。1870 年，泛伊斯兰主义的开创者哲马鲁丁在伊斯坦布尔大学堂的演讲中把西文中的nation 对译成阿拉伯语中的milla（millet），他号召伊斯兰民族（Islamic nation or milla）团结起来。millet 的前置定语仍然是穆斯林或伊斯兰，表示他的这个主义不只是在倡导传统意义上的穆斯林团结，而且要在传统的millet 上仿效民族主义运动，将全体穆斯林建构为一个统一的“伊斯兰民族”。 这似乎是用民族主义改造宗教，或者是借宗教推行独特的民族主义。

俄国鞑靼斯坦泛突厥主义的发展却是另一种景象。伽普林斯基的泛突厥主义除了要与沙俄当局斗智，还要与保守的宗教势力争夺地盘。它行事相对温和，着力点在教育，从“扎吉德”运动入手。事实上，在“扎吉德”的旗帜下，鞑靼斯坦的泛突厥“精英”，一直没有与泛伊斯兰主义真正交恶，只是偶然对它有所攻讦，从来没想过与之决裂。在大多数情况下，泛突厥主义披着伊斯兰的外衣小心谨慎地掩盖自己的真面目。1914 年，第32 期的泛突厥主义报纸《伊犁》（Иль）发表的社论说：“伏尔加流域的鞑鞑人、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吉尔吉斯人、高加索人和突厥斯坦人以及逊尼、什叶派都是统一的穆斯林，是手足同胞，具有共同的需要，尽管生活各异，也曾彼此为敌、相互残杀，但仍然是同胞兄弟，希望能够互相理解、和睦相处。” 可以说，鞑靼斯坦的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在“扎吉德”运动中交集，或者说，这两个看似不大相容的主义在“扎吉德”运动中获得联系的纽带。从这一点上看，“扎吉德”运动，既是民族复兴运动，又是宗教改革运动。所以我们在研究“扎吉德”运动时还很难将它完全归于这两个主义中的哪一个。因此，我们针对这一事实，将致力于鞑靼斯坦“扎吉德”运动的两个主义称为“双泛”。

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的反苏维埃活动主要是“巴斯马奇运动”（Басмачество，1918～1923），其社会基础是中亚的反动封建巴依“， 扎吉德主义”是其意识形态，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此运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两面旗帜。青年土耳其党三雄之一恩维尔帕夏（EnverPasha），亲自指挥土耳其军队窜入中亚，亲临指挥巴斯马奇匪帮反苏维埃的叛乱， 自称“突厥斯坦艾米尔”，甚至狂妄地向苏维埃政府发出通谍：“布哈拉、突厥斯坦、希瓦人民自由独立的决心不可动摇。” 恩维尔帕夏1921 年毙命于战场。当时正处在苏维埃政权与巴斯马奇匪帮决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严肃指出：

非俄罗斯民族受过民族压迫，它们的这种地位对当地居民中的共产党员也不无影响，这些共产党员有时不善于把本民族劳动群众的阶级利益同所谓“全民的”利益区别开来。我指的是有时在非俄罗斯共产党员中间可以看到地方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东方就表现在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