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涛：模糊的突厥历史和抽象的泛突厥理论

何谓“突厥”

“东突”是一小撮民族分裂分子力图将新疆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变成一个独立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运动。从组织结构上讲，在当代，“东突”分裂势力已经不是一支统一的力量，他们有各种大小不同和分散的组织机构，并在土耳其、美国、德国、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罗斯等国家都建立了分支。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将新疆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

“东突”民族分裂运动的两个主要意识形态是19世纪以来产生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这两种政治思潮之所以能够影响中国新疆和整个中亚及西亚地区，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人民在宗教上基本都信仰伊斯兰教，在语言上基本都讲突厥语族的不同方言。“泛伊斯兰主义”比较容易理解，它力图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建立一个穆斯林统一体（“乌玛”），这里暂对泛伊斯兰主义存而不论，单就泛突厥主义问题作一多层次的考察。

要了解什么是“泛突厥主义”，首先得搞明白“突厥”是什么。

突厥是公元5世纪前后生活在阿尔泰山地区的游牧部落的名称。公元6至8世纪中叶，突厥部落游牧于漠北广大地区。突厥初属柔然，6世纪中叶并铁勒部、灭柔然，建突厥汗国，其势力范围最广时东起辽水，西抵里海，西南隔阿姆河与波斯相邻。6世纪末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后相继并于唐朝。唐末东、西突厥衰败，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关于6世纪之前“突厥人”的历史，多为一些神话传说，而没有并入唐朝的残余“突厥人”则继续其游牧生活，与其他部族一起融合、迁徙。作为古代部族的“突厥”虽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亚洲北部草原上不同部族的游牧人说着同突厥部族大体相同的语言，于是在南方的、操着与之完全不同语言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开始把他们统统说成“突厥人”。

严格地来讲，“突厥”不是某一个特定民族的名称，而是指使用基本相同语言（皆属突厥语族）的“部落联合体”。从起源上讲，生活于中国北方的许多古代部族，如匈奴、月氏、柔然、丁零、乌孙、敕勒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突厥部族的形成。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突厥人”在欧亚大陆腹地形成了土耳其人、阿塞拜疆人、鞑靼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吉尔吉斯人、维吾尔人等几十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统称“操突厥语诸民族”。在统称“突厥人”的时候，严肃的学者一般会使用“操突厥语诸民族”或“突厥各民族”这样的术语。土耳其学者也同意，“突厥”应该是一个通用的名词，指的是很早以来就开始讲着突厥语的那些部族。

根据语言学上的分类，“突厥语”是一个“语族”（language group），它属于阿尔泰“语系”（language family），“语族”之下又分成不同的“方言”（dialect），土耳其语、维吾尔语、吉尔吉斯语等都是突厥语的方言。笔者在土耳其访学期间曾遇到过很多来自中亚地区不同国家的人，他们选择来土耳其留学，除了经济上比较便宜和土耳其教育比较发达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语言上基本没有障碍。比如，一个来自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花四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土耳其语。

我国有学者指出，突厥是一种民族专称，而非民族泛称。它是一个历史地产生、历史地消亡了的古代民族：“6至8世纪乃突厥民族最为活跃的时期，8世纪以后，东、西突厥的汗统都已断绝。……至迟于11世纪，东、西两大支突厥部落相继消失了。其后裔加入了所在地的其他部落，改用了其他民族、部落的名称，与之混血，开始了新的历史航程。”

近代以来，某些西方的和土耳其的学者倾向于把匈奴人当作是最早的“突厥人”，把讲突厥语不同方言的民族说成是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突厥人”或“突厥族”的后裔。对国外学者的这种观点，我国学者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的共同弱点是：“……以语言学的优势掩盖了历史学的劣势，过分倚重波斯、阿拉伯文献而黯于汉文史料，结果导致突厥外延的无限扩大与突厥史研究范围的模糊不清。‘突厥’似乎已不是一个有其明确限定的历史古族名称，而是泛指西至达达尼尔海峡，东至河西走廊的庞大突厥语族，甚至变成连历史上的匈奴、蒙古都可囊括在内的北亚中亚游牧民族的共名。这一理解是根本错误的，我们不应盲从，而应批判地对待。”

也就是说，突厥民族与突厥语族是有明确区别的两个范畴，而西方学者却混淆了这两个范畴，“……以语言学研究顶替和取代了历史学研究，得出了近世突厥语族诸族皆为突厥的后裔，拥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的错误结论。”

泛突厥主义与突厥学

“泛突厥主义”的思想认为，所有讲突厥语的诸民族是同一个民族，他们的祖国应该是“土兰”（Turan）；他们应该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通过创造一种突厥人的“共同语”，使“突厥人”达到政治、思想和文化上的统一；他们主张将所有的“突厥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民族联盟。当然，泛突厥主义者也明白，要同时实现所谓“突厥人”的独立和统一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转而主张不同区域的“突厥人”可以先行独立建国，然后再实现所谓的“突厥联盟”。

泛突厥主义是一种“大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现象，也是近代历史上的一个新鲜事物。尽管有关它的定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学者们一般都承认，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欧洲，并从欧洲向世界各地传播。在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些所谓的“大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可以叫“泛”民族主义，比如，在19世纪的欧洲就出现了泛意大利主义、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等。称其为“大”或“泛”民族主义，原因就在于，它主张把讲相近语言、有相似文化的不同民族说成是一个民族，并在这些群体中鼓吹民族主义情绪，煽动他们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国家，完全不顾这些民族生活于不同且分散的区域这一事实。

这种以语言-文化为号召的民族主义，最终往往又会走向一个虚构出来的共同起源（种族）。所以，语言-文化的民族主义跟种族-民族主义通常难以区分开来，尽管在不同的阶段它们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强调语言、文化，还是种族因素，这些东西都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创造，而是新兴知识精英阶层的发明。比如，恩格斯曾说过，泛斯拉夫主义就是“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的”。

通常认为，泛突厥主义出现在19世纪的中亚鞑靼人地区，当时的中亚面临日益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压力。因此，泛突厥主义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对俄国压力的一种反弹。同时，对泛突厥主义而言，它的思想资源主要就是来自欧洲。

对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讲突厥语诸民族而言，在19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统一的突厥意识，当时的“突厥人”也早已遗忘了自己的古文字和历史，是欧洲的“突厥学”研究开始重新发现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当时有一些欧洲学者（德、法、英、俄）开始研究残存于中亚草原上的古突厥碑铭，进而引起了对突厥历史和文化的极大兴趣。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很多混乱，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把“突厥语族”混同为“突厥民族”。除了一些严肃的学者，当时对“突厥”感兴趣的很多人制造这样的混乱，主要是服务于不同的殖民主义列强。泛突厥主义者耳熟能详的欧洲突厥学家的名字有德经、阿瑟?大卫、范伯利、莱昂?加恩，等等。

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祖师爷”齐亚?格卡尔普就明确地将泛突厥主义的思想根源追溯到“突厥学”，在讨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起源时，他曾经指出：“法国历史学家德经所著的与匈奴、突厥和蒙古有关的作品，以及英国学者阿瑟?大卫打算献给塞利姆三世的《突厥语法》中对突厥语言的概论，都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19世纪末，莱昂?加恩的作品传入奥斯曼帝国，他研究了有关古代突厥人的历史与文化知识，加恩的作品以文学风格写成，影响很大。格卡尔普说：“1896年我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我最先买的书就是加恩的历史作品。该书似乎就是专门为了鼓动泛突厥主义理想而作。”

范伯利是匈牙利的突厥学家，他曾在1861年开始其中亚之旅。他化名雷什特，并乔装改扮成一个托钵僧，在中亚地区游荡了三年，然后返回匈牙利，又从那里直接去了伦敦，为英国殖民当局效力。范伯利在他于1868年出版的书中说，所有的突厥族群都属于同一个人种，并可以根据体质特征和习俗再进行细分。在1871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中，范伯利还提出了建立一个大突厥帝国的泛突厥主义方案。尽管后来范伯利收回了自己说法，并认为泛突厥主义只是一种妄想，但他所提出的泛突厥主义方案却被一些极端主义者所接受下来。

古代突厥部族消亡之后，在从中亚到西亚的广大地区，能够使讲突厥语诸民族仍然认同于“突厥”的就剩下语言了。“突厥学”则以貌似客观的学术“复活”了一种突厥意识，并被中亚和土耳其的知识分子所利用，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文化和政治运动，即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意识形态把语言上的相近性扩大至人种/种族/民族，认为所有讲突厥语不同方言的人都是“突厥人”。显然，这与民族的普遍理解是不相符合的。“突厥族”就成了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共同体。

泛突厥主义：从中亚到土耳其

泛突厥主义最早产生于沙俄统治下的中亚鞑靼人地区。鞑靼人长期受俄国人统治，是被压迫和被统治的民族。为对抗“泛斯拉夫主义”，鞑靼人需要寻找一个能够与之抗衡的思想武器。19世纪末，鞑靼人仿照“泛斯拉夫主义”提出了“泛突厥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后，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遭受重创，更多的泛突厥主义者逃往土耳其地区。

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该帝国的建立者是一个从中亚西迁到小亚细亚的突厥部落。在突厥部落西迁和创业的过程中，他们与当地其他不同的种族通婚、融合并改变了种族特征，形成新的民族。但其自身的语言和文化得以保留，这是现代土耳其人延续其与中亚之关系的最重要基础。奥斯曼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19），辉煌一时，其最强盛是在16世纪，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陆，地中海当时就是它的内陆湖。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与德国绑在一起，战败后，帝国就分崩离析了。1923年，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

历史上，作为一个强大帝国统治者的土耳其人，对中亚的记忆是逐渐淡化的。换句话说，土耳其人一直是往西看的，到现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渴望加入欧盟。但有一个变化值得注意，那就是自19世纪以来，土耳其人又“重新发现”了自身的中亚传统。那时候，随着欧洲的胜出和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其他欧洲、北非和阿拉伯的不同民族开始离心离德。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失败之后，一些曾留学欧洲并习得了一点“突厥学”知识的土耳其知识分子，开始为帝国境内讲突厥语的这群人谋划未来。

与此同时，土耳其人也受到了中亚地区鞑靼知识分子的影响。19世纪后期以来，奥斯曼帝国逐渐成为俄国压迫下的穆斯林鞑靼人的向往，年轻的学生被派到伊斯坦布尔学习，还有一些人从伏尔加河流域、阿塞拜疆和克里米亚等地迁到伊斯坦布尔，并定居在奥斯曼帝国，这些流亡者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他们熟悉俄国的突厥学成果，经历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迫害，并受到当时俄罗斯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民粹主义和革命倾向的影响，他们把这一切带到了伊斯坦布尔，传播了突厥历史和语言，并带来了泛突厥主义思想。

在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泛突厥主义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复兴了帝国境内的土耳其民族意识。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走上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舞台后，既出于泛突厥主义的激情，又出于一种投机性的对外政策考虑，青年土耳其党人在中亚地区开始推行其泛突厥主义政策。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国新疆地区的民族分裂运动与奥斯曼-土耳其之间建立了联系。有一些土耳其人在当时帝国政府的支持和默许下来到新疆，鼓吹泛突厥主义。当时有不少的维吾尔人受到影响，并到土耳其留学，有的就在土耳其定居下来，有的回国后继续从事泛突厥主义活动。在新疆地区的分裂运动失败后，有一些“东突”分裂分子又陆续逃亡到了土耳其。

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对泛突厥主义者而言，算是他们走向胜利的第一步，因为，泛突厥主义现在可能有了一个潜在的“积极而革命的”国家来支持。不过，在新土耳其，这些泛突厥主义者也面临一个他们从未遇到的矛盾：一方面是他们的泛突厥主义诉求，另一方面是新土耳其国家的需求，这两者之间存在分歧。

凯末尔领导的新土耳其国家，一方面力图借用泛突厥主义在种族、文化、语言和历史等方面的“成就”，强化这个新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另一方面，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凯末尔党人也意识到，泛突厥主义的政治诉求根本就是个幻想，只会给新国家带来麻烦，土耳其国力弱小、百废待兴，根本没有能力去搞什么“突厥联盟”。凯末尔很早就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绝无搞“民族统一主义”的野心。早在1921年的一次演讲中，凯末尔就拒斥了“泛突厥主义”，并宣称“新土耳其的国家政策将立足于：独立生存，只依靠我国边界内的土耳其自己的主权”。同年，凯末尔还声明，“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决定建立以土耳其民族为基础的地域性民族国家，……正是为了保全生命和独立……我们没有为泛伊斯兰主义而效劳……我们没有为泛突厥主义效劳……”

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导人拒绝政治上的泛突厥主义，但又不可能从文化上割断与中亚和“突厥”的联系，这是土耳其历史的一个困境，甚至可以说是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宿命”。一旦政治解严，这种根深蒂固的泛突厥主义思潮就会沉渣泛起。

（观察者网综合《东方早报》2009年7月20、24、30日文章，本文小标题为原文标题）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