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汉人的形成――汉代中国人的边疆异族意象

春秋时期，处于华夏边缘的秦、楚、吴、越等人群，逐渐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找到了自己的祖源，这种“溯源”也得到华夏的认可。华夏间密切的交往，终于造成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秦汉帝国的出现。秦虽然不及百年就亡了，汉帝国却延续了四百多年。在这四百多年中，愈来愈多的边缘人群遗忘他们原来的祖先，而华夏也逐渐遗忘这些边缘人群的“异族”身份。于是，华夏心目中的异族概念便持续地向西方、西南、南方与东南漂移。

但是，华夏边缘的漂移、扩张不是没有止境的。有些地区的人群，因生态与社会结构因素无法成为华夏。有些地区的人群，则因资源分配、分享的原因而不愿成为华夏。到了汉代末年，这个华夏“边缘”逐渐明确化、固定化。在本章中，我将从汉代人如何描述四方“异族”的生活、道德习俗，特别是他们的族源，来探讨汉代华夏对边缘人群的“异族意象”与其“自我意象”，以及在此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下，华夏如何与不同的边缘人群展开往来互动，而产生不同性质的华夏边缘。

汉代是“中国人”在本章中，我将普遍使用“中国人”来指称构成汉帝国的人群，也就是所谓的华夏。这个用法，只是反映当时华夏在面对四裔族群时的自称，而无其他现实含意。汉代文献中，汉人以“中国人”自称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史记》南越列传中记载，南海尉任嚣劝赵佗据地自雄时，他提到在这南方“颇有中国人相辅”；又，当南越贵族鼓动群众反对来自汉帝国的皇后时，他们也说“太后中国人”。的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形成的关键时代。主要原因是：（1）汉帝国是华夏形成后第一个维持较久的统一帝国，这时中国与四裔族群的关系，是形成中国人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的关键；（2）汉帝国势力在东亚的扩张，达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3）汉代是中国有系统的“正史”记载之始，文字历史记忆，使得在汉代形成的华夏自我意象与异族意象延续下去，深深影响后世的中国人。因此，研究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也就是探讨“中国人”自我意象形成初期的情形在本章中除了部分辅助文献外，主要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正史”记载为主。这是因为，在汉代文学家与训诂学者的作品中，虽偶见有关边疆异族的零散记载，但其中所提及的，常与现实世界的边疆民族有些差距。因此对于这部分材料，可能需要另外为文处理。相反的，《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对于四裔民族的族源、生活方式，以及与中国关系的记载，都是基于官方档案，与地方官员、将领的报告，以及史学家亲身的采访。以此写成的、有系统而又完整的记载，无论是否确实它都代表一种典范观点。当我们在探讨“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时，事实上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可能皆有些差距。但是，在文献不足以让我们作这样细微的探讨时，“正史”所表现的典范观点，可提供我们研究“汉代中国人”自我意象与异族意象的基点。

汉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意象

在汉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受四方异族环绕（图11）。汉代中国的北疆，主要是匈奴、鲜卑与乌桓，这些是草原游牧或森林草原游牧人群。在中国的东北有高句丽、、貊等，他们是定居于村落行农业的人群。在中国的西疆，这时有许多不同的部落人群，被泛称为“羌人”或“西羌”，他们是居于高山及谷地的游牧或半游牧人群。

图11汉帝国势力所及之华夏边缘（编注：未找到原文图片）

在南疆与西南疆方面，住着许多被称为蛮及西南夷的人群，他们是定居程度不同的农牧混合经济或游耕人群。东南方面，则是被称做越人（或粤人）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定居人群。因为人类经济生态、社会组织的不同，汉代中国人对这些人群有不同的异族意象。也就是说，他们为了不同的原因，或不同程度地被华夏排除在“中国人”之外。

北方边缘：匈奴

自春秋晚期以来，北边华夏诸国就在建城垣，以防御北方部族的南下。秦统一中国后，将各国旧长城连接起来，于是“长城”代表了统一的华夏帝国北方边缘，也是华夏民族的北方边界。被排除在此边界外的人群，早在战国时已完全游牧化了。原先，他们凝聚成一个个的游牧部落。自匈奴部落的冒顿单于崛起，大部分的草原游牧部落都统于匈奴游牧“国家”之下。

匈奴游牧国家结合定居社会的中央化领袖威权（单于），以及游牧社会的分裂性结构（左右贤王、二十四长与其下的各级部落首领），成为相对于南方汉帝国的一大政治势力。靠着分裂性结构下机动的军事力量 游牧盛行的地区不只是缺乏农业资源，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源不稳定，譬如：不稳定的雨量，突来的高温或低温，无法测知的大风雪等。在这样的地区，游牧的移动性使得牧民得以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人群组合来利用自然资源或逃避灾难。为了随时以适当的人群组合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游牧社会的结构需要有弹性，而且每一基本游牧单位对于本身的游牧事宜需有相当的决定权。基于这些原则，最常在一个游牧社会中见到的便是所谓的分裂性（亲属或社会）结构 (segmentary structure)。，匈奴不断地侵扰汉帝国边境，以此从汉帝国得到一些物质上的利益。单于与各部落首领将此利益层层分配下去，以此巩固他们的地位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89), 32~80? 。就在如此的政治结构上，北方游牧人群与南方汉帝国展开数百年的往来互动。

汉代中国人对包含在匈奴之下的北方民族的描述与评价，显示华夏对非华夏的一种诠释，也就是诠释他们为何不是“华夏”。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匈奴的描述，即可代表这种汉代中国人观点。首先，在经济生业上，《史记》中称匈奴人跟随牲畜到处迁移，没有城郭，也没有定居农业《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史记》中还记载了一封汉文帝给匈奴单于的书信，其中说：

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君臣相安，俱无暴逆。同注①。

因此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人群经济生态上的差别，也就是匈奴与汉政权所辖人民的分野。同时，在《史记》中，司马迁也模仿匈奴人的观点，记载匈奴皇后所说的话：“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同注①。这个观点，也表露在《史记》所载一位投降匈奴的汉人所说的话中：为了强调匈奴与汉为敌体的地位，他以匈奴的衣、食、生活习惯与汉不同，来劝匈奴单于勿贪汉人的物品。这些都显示，汉代中国人认为这样的经济生态差别，使得草原与汉帝国成为两个不同的世界，匈奴人也应意识到这一点。

其次，司马迁认为匈奴人都贪狠好侵夺：“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同注①。班固在《汉书》中对匈奴的总结印象也是，“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披发左衽，人面兽心。”《汉书》卷九十四下《匈奴传》。最后，司马迁及其同时代的人对于北方人群“野蛮性”的鄙视，主要是在道德文化上。他们认为北方夷狄“利所在不知礼义”，“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这些，在汉代中国人眼中都是野蛮得难以想像的风俗。

至于匈奴的族源，《史记》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

夏后氏在战国至汉代中国文献中，至少有两种象征意义。其一，当夏后氏与黄帝、尧、舜等并列时，他象征中国一线传承的祖源之一如《国语・鲁语上》：“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 其二，汉代人也经常以夏后氏与商人、周人共举，来描述文化的世代演变，或说明不同地域人群文化上的差异，夏后氏在此经常指文化比较原始质朴的时代或人群如《礼记・檀弓上》：“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因此，将匈奴视为夏后氏的后代，一方面是将匈奴视为与华夏同源的人群，另一方面似乎认为他们比较野蛮落后。由匈奴为夏后氏之后的说法看来，汉代中国人将北方匈奴视为与华夏经济生态不同的敌对人群，除了认为他们在某些道德文化上比较野蛮外，基本上对他们并无鄙视之意。

西方边缘：西羌

对东汉时的中国人来说，西方异族羌人比起北方异族要野蛮得多。这些西方羌人分布在青海河湟地区，以及沿今日西藏高原东方边缘的地区。这些人群大多也是游牧、半游牧人群。他们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种族繁杂，中国人甚至无法以其各自的自称族号来称呼他们，因此只有以“羌”这样的泛称族号来将他们都包括在内。有时在泛称族名“羌”之上加上一些专称词，如旄牛羌、白狗羌、越羌等等。然而，这些加上专称的人群是否为一建立在彼此认同上的人群单位，都是值得怀疑的。

这些人被排除在华夏之外的原因，与北方人群相同，主要也是与汉人在文化生态上的差异――汉人将所有不定居的人群都当作是非我族类。但是由于西方人群的部落组织，使他们在汉人眼中比北方游牧人群更野蛮。成书于战国时的《吕氏春秋》中，就已提及西方有些“无君”的人群，以此强调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统于君主《吕氏春秋・恃君》所载：“氐羌呼唐，离水之西，人野人，篇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 。到了汉代，在长期儒家君父观念的教化下，当时中国人更认为“无君”是野蛮中的野蛮了。

汉代的河湟羌族，就由许多“无君”的部落组成。他们是兼营农业的半游牧人群。《后汉书・西羌传》中记载，羌人没有一定的居所，以畜牧为主要生业，逐水源、草场而迁移。同书中说，他们很少种植谷类，但也记录了一些有关羌人种麦的事《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关于羌人的游牧及农业，见于 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y? Ph?D? di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92)?。对汉人来说，羌人与匈奴相同，也是父兄死后娶其后母寡嫂的野蛮人。羌人与统于单于的匈奴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分成一个个的部落。

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这正说明了羌人是在分裂性社会结构下的游牧人群。在这样的游牧人群中，聚散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是他们生态适应的一部分，各分支群体间的敌对（segmentary opposition）是此社会特性之一有关羌人的分裂性社会结构，见Ming?ke Wang, The Ch'iang of Ancient 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 Ecological Frontiers and Ethnic Boundary, 80~94；关于游牧社会的分裂性结构，在人类学的游牧社会研究中有许多探讨，如：Fredrik Barth, “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A Study of Pathan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9 (1959): 5~21；E E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