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竞红：中国民族问题提出的历史轨迹

〔摘要〕19 世纪末20世纪初，当清王朝面临资本主义强势紧逼而步步后退之际，中国民族问题在保国、保种语境下提出并演化，演化的核心是西来的“种族”、“民族”及其蓄含的一套价值观念，替代和改造王朝中国处理“五方之民”历史观念及传统历史资源，其大背景则是王朝中国向主权现代中国转型。理解和认识中国民族问题提出的历史轨迹，有助于今人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政策形成的历史国情，以及资本主义时代处理民族问题的目标原则和途径。

〔关键词〕主权现代中国； 民族问题； 历史轨迹

中国民族问题现代转型及其解决的道路选择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密切相关，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的获得有其曲折的历史轨迹。回首和认知这一轨迹，有助于中国社会在自信、自强以及自主中走向现代化。中国民族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在王朝兴替之路上徘徊行进数千年，“天下”中国遭遇坚船利炮的“洋夷”，资本主义洪流不由分说将“洋夷”眼中老大而软弱的“帝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以探求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之路、如何实现现代化并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民族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并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必须面对的问题。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及其取得的成就，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创造了重要社会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要求中国社会在三个“自信”中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保障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实现。

一、民族问题的提出： “开眼”看世界并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历史中国在其“滚雪球”式的发展进程中，形成各种不同族类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相互融合、互补共生的社会历史形态。先秦之时，经济社会相对更为发展的中原农耕社会已接触、意识到并最早记述了“中国”与“夷、蛮、戎、狄”等不同族类的差异，他们之间“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这些群体也被通称为“五方之民”。［1］自秦汉以后，势力强大的中央王朝成为建构“五方之民”间历史关系的核心力量。在王朝政治发展进程中，“天命”观、“夷夏”观、“天下”观、“一统”观等成为处置不同王朝治下“五方之民”基本关系的主要思想和观念来源。“五方之民”要么在弱势王朝中央政治环境中各自为政或各有同盟，要么在强势王朝中央政治中遵命于“共主”且同为臣民。至于“天下共主”来自“五方之民”的哪一个群体，则没有定数，要视各方政治军事竞争结果而定，那些可以登上“天下共主”宝座者则将其获得权力的合法性部分地建筑于“奉天承运”和恢复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华夷”关系属中央王朝“天下”政治关系的处置对象，中央王朝与“四夷”关系密切程度则视具体的政治格局而定。这一政治关系类型在19世纪末受到西方“洋夷”的挑战，除了科学、民主、进化论等外，还有“民族国家”观念。依此观念分析，王朝中国被解读为不具国家资格，而仅仅是一个文化体系或朝贡体系。昔日雄居“天下”的王朝中国受到军事和思想观念多层面的威胁。王朝中国的上层或先觉者，在中西交流中意识到“种争”将置其所身处的社会于不利的地位，“天下”不得不面对“世界”万国，正是在“抬眼”看世界历史进程中，为寻求和确立王朝中国的新地位，在“种争”激烈的世界中以“保国”、“保种”为背景，民族问题逐步为人们所提出。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民族竞争时代”的来临，有人对专制政体有更深入的认知，提出中国专制之宜废。［2］

向主权现代国家转型的中国社会，民族问题一经提出就受到历史上“华夷”格局和“天下”中国在世界万国中再定位并被构入世界体系的深刻影响，这迫使人们不仅要“开眼看世界”，还得作为世界万国的一国而谋生存或自立，历史中国关于国家、差异性群体、政治生活、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话语、观念和理念在外部威胁和国内政治纷争双重影响下重构。为了在世界万国中正确定位自身，以及在与“洋夷”对峙中争取有利地位，时人首先选择以器物层面的变革为切入点，“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是这一选择的集中体现。为维护王朝封建统治而进行的改良运动，进一步影响和推进了人们观念的变革。20世纪初年，具有近代民族主义价值取向的“民族”及其相关词语日益传播，在当时各类报纸上成为社会政治议题中的新话语。面对王朝国家危机，“民族国家”成为人们探索王朝中国未来生存发展的重要选择之一，“五方之民”多样化的形态和差序政治经济等社会格局为民族主义产生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资源，“五方之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华夷”观在“种族―民族”理论中首先被用于分析“黄白”对立，继之被改造成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重要动员工具―――皇汉民族主义。在王朝中国社会如何续存问题提出的同时，“五方之民”后裔的历史和现实关系也逐步转变为民族问题。当时民族问题是在国家、族裔两个层面被提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族问题也成为解构王朝统治格局的重要思想力量。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张在“大民族主义”框架里消融满汉等族类群体差异，实现新的政治整合，走“虚君共和”之路。革命派提出发扬民族主义，建立民族国家，并逐步发展出一套显著的汉民族主义理论，在构筑汉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形塑了满、蒙、苗等民族，构建起排拒“四夷”之裔的“皇汉”民族国家理想。在实际政治竞争中，汉民族建国论最终为“五族共和”论所取代，“中华人民”整合“五方之民”后裔，成为异于王朝国家臣民的共和国家新主体，国家领土由“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构成，“中华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一律平等”，［3］中华民国在“五族共和”中谋求“平等”成为“五方之民”历史关系转型的最新发展方向。需要关注的是，那些沉默的大众―――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无论出于“五方之民”的何方，都因为无阅读能力且囿于自身日常衣食不足和生存之艰，对滚滚而来的民族主义思潮缺乏清晰的认知，与其他群体接触时的处境和关系处置仍更多受到“非我族类”等历史传统的影响，或并不以差异的文化为异，而是在相互需求或矛盾冲突的生成和化解中共生共存。

二、民族问题的演化： “领土”中国政治秩序构建的历史进程

王朝国家以“王土”理念对待所统治的差异性族类群体，而现代主权国家则是“领土”国家，“领土”上是人民，王朝中国不再是世界中心，而是世界万国之中的一员。如何建构后王朝的国家政治或政体是当时社会精英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或地位，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和理论设想。当然，持各种不同观点的精英们有一点具有高度相同性，即要求变革，人们已厌弃封建专制、集权政体，新政体要全面继承王朝管辖下的领土并拥有现代主权，实现“国家政治统一”是各种政治力量关注的核心议题。王朝中国政治在资本主义时代解体，民国初期“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沦为武人争利的战场，社会政治生活秩序并未真正取得多少所谓现代进步，尽管当时宪法、议会都成为国家政治中的新事物，社会大众对此未必有多深的认识，相当一部分人对“共和”抱怀疑心态，有人甚至因对新政体失望而选择自尽。社会底层认为“共和”中国恢复帝制对他们并不更坏，“革命”、“二次革命”对抗封建专制的政治行动只属于社会中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者。政体未稳，民族问题继续演化，1919年孙中山认为“五族共和”已是个错误，而且是“世袭底官僚，顽固底旧党，复辟底宗社党”聚合的结果，他认为需要将五族同化于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从积极民族主义角度提出“汉族底民族主义”，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4］孙中山汉民族主义思想最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他推动的国民党组织重建活动过程，强化了这一思想对追随者的影响。与此同时，受到来自不同渠道民族主义思潮影响的蒙、藏、回等社会，在传统的“华夷”观、“民族”观及国际社会不同力量的复杂影响下，民族问题进一步演化并影响到社会政治的整合形式。

在主权现代中国政治秩序的构建中，民族问题凸显。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仍然在国家和族裔两个不同层面展开。从国家层面而言，民族问题表现为打造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和领土主权不断被外国侵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打造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是当时中国不二的历史选择，也是资本主义时代民族问题的大趋势。

从族裔层面而言，领土主权完整离不开各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但在军阀政治挣扎下的社会并未形成各族平等的社会氛围，也未创造出各族平等的社会条件，人们虽有平等理念，并不能得到平等之实，直接和间接的社会冲突却在各民族地区到处发生。在民间社会，人们认识这些冲突还更多地受到传统“华夷”观的影响，对接受了民族观念影响的社会精英们而言，这些冲突却有着不同的含义。共和国家建设目标未真正实现，民族问题日益凸现并为各种政治力量所动员和利用。于是，在国家内部社会生活中，民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非汉族群民族意识和权益意识的增强。民国政府无力正确处理喀尔喀蒙古独立问题和西藏地方问题，及至国民政府成立，党国政体无论从文本还是从制度上，都更加强化融合与同化基础上的统一，面对纳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喀尔喀蒙古独立、被日本侵略者利用的伪满洲国、影响日益扩大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及20世纪40年代新疆的“三区革命”等等，国民政府亦未改变其理论认知，未从根本上审视时代的要求，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结构变化未及深入地认知，反而延续了王朝历史上常用的筹边手段，发明以“宗族”论为代表的同化各民族的理论，以此应对族裔民族主义的各种挑战。

如果说是帝国主义将“民族”强加给转型的中国社会，的确太过牵强。但是，的确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对古老中国权益的不断侵害，迫使王朝中国社会全面转型，在封建“大一统”政治社会中长期发挥影响的“华夷”观和“五方之民”历史资源向民族和民族主义转变，则是社会整体转型的一个重要层面。这一转型也成为主权中国建构中民族问题演变结构过程中民族的多样性和国家统一性之间的张力，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在主权中国建构中被改造。当然，从西人的观点来看，古老的中国未能在资本主义时代解体为一个个民族国家不仅不合逻辑，而且不合潮流。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中，主权中国构建是最为清晰的主线，特别是到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和社会精英们已意识到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更为严峻的境况下，国际社会国家间复杂的利益争夺，国内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都使得“民族”话语更为彰显，社会对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的渴望更加具体。与此同时，在国内社会关系中围绕“五方之民”后裔演化的“族体”之间发生规模不等的社会冲突得不到充分调节，

“民族自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一些边疆地区族体，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政治分离成为国内“民族问题”表象；在对外关系中，中国求主权和求独立的生存目标，催生出包含国内诸族的“中华民族”一体论并在社会生活层面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抗日的重要旗帜，使主权的中华民族国家构建进入了“最后关头”，“日本问题促成了更加伟大的民族团结。当1931年日本首次侵略的时候，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只不过是一群名义上服从国民党的地方实体……”，“日本对华巨大而无休止的压力，形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共识……”，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开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创建之路。［5］在危机面前，包含“五方之民”后裔的“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已形成并强烈影响着整个社会，这可以被视为现代“民族”观念引入中国并传播的结果之一。［6］正是在这一具体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演变为民族国家的基础和旗帜。与清末民初“中华民族”相较，此时“中华民族”概念和内涵已得到大大拓展，成为与民国相对应的包含全国诸民族的总称，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演化为当代意义上在国家层面指称各民族以符国家转型社会需求并含义明确的专有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