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章晋：柯木的选择

新疆内高班，全称为“内地高中班”，是仿照西藏内地高中班的经验，为让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接受更好的高中教育做出的一个特殊安排，即由教育部统筹协调，在内地多个地方设立专门为新疆学生开办的内高班，再从新疆――尤其是南疆农牧业地区――选拔成绩优异的孩子到内地上课。

新疆内地高中班学制四年，含预科一年，不分民族统一编班，使用汉语授课。预科阶段重点补习初中的汉语文、英语和数、理、化课程，以达到初中毕业水平。

2000年，第一届新疆内高班开班，迄今已整整10年。第一届约1000名学员，2011年将录取7000名学员。除内地高中班，目前还有开办不久的内地初中班。

内高班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为新疆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制度安排。这些毕业生根植于新疆本土，又接受了与汉族学生一样的高等教育，无论在语言、知识还是理念上，都能与内地社会无缝对接，完全可以成为建设现代化新疆最重要的有生力量。

然而，这个长效的教育机制，在今天由于没有与之对接的人才“回收”机制，迄今罕有内高班毕业生感受到服务故乡的喜悦。

他们中，少数人选择留在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生活，更多人回到家乡。特岗教师成为回到家乡的内高班毕业生们最常见的选择――体制内，只有这个工作没有汉人和他们竞争。

而那些留在内地、有了工作的内高班毕业生们，却无法处理内心越来越强烈的分裂：我还要在内地待多久？到底要不要回家乡？

柯木的选择

柯木，全名阿不力克木・艾依提（Abilikm Heyit），是新疆内高班第一届毕业生。

2000年离开新疆、远赴深圳时，柯木还是个孩子。10年间，他在内地完成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并顺利进入杭州一家私营企业，成为公司骨干。长期的内地生活，他的普通话已带有明显的江浙口音痕迹。新疆，似乎离他越来越遥远，父母的脸都不再那么清晰。但柯木的心，越来越焦灼。

2008年参加工作时，他给自己定下三年后就必须决定是否回到故乡的计划。现在离最后期限只剩两个月，柯木还是没法做出决定：回新疆，还是留在内地？

在对《凤凰周刊》记者自述来内地求学、工作的经历时，他也希望在倾诉中，能好好整理自己被这个问号折磨了太久的内心。

【在新疆的家庭】

我1984年出生，是新疆和田市地质队子弟。父亲来自喀什，是地质队技术骨干；母亲是市里东风商场的售货员。家里兄弟三个，我是老大。

地质队里有不少维吾尔族职工，平时孩子们玩在一起，不分民族。

上小学时我有两个选择：读维语学校，或汉语学校。父亲坚定地送我去了汉语学校。

可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老师也听不懂维吾尔语。我们院子里一起读汉语学校的维吾尔孩子后来大都转到了维语学校，父亲却坚持让我读下去。我二年级留级了。但学得还是很艰难，在家里没少挨揍。

一直到五年级，我才完全能听懂老师在说什么，各门功课开始及格。因为之前基本上没听懂过老师、同学的话，除了一些逃课片断，我那几年的记忆几乎是空白。也许是因为我很抗拒这段时光吧。

1997年小学毕业，我到和田五中读书。

在小学，和汉族孩子打架是常事，不过大家根本没有民族意识，也不分民族，打完了很快就和好。但到了初中有点变化，有一次参与打群架，有大人来问：“你们是不是有民族情绪？”我那时候哪知道什么是民族情绪啊！

当时我学习不算好，但我并不为成绩不好而紧张，我喜欢看书。我是地质队阅览室借书最多的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我最爱读的杂志是《读者》。

后来，我们内高班去内地时路过兰州，我还特意去了《读者》的办公楼看了看。在我心目中，那是很神圣的地方。

【进入内高班】

初中毕业那年，我赶上了新疆第一届内高班。

老师宣布，要选拔优秀的学生到内地读书，这当然谁都想去。当时报名者还要和学校签协议，保证以后回新疆。

我们那一届全疆总共1000个名额，喀什大概有300人，和田200个，大部分是南疆的人。当时名额分配很严格，年龄划线必须是1984年后生的。教委还要当面审核每个人，怕有人变造民族身份。

考试时我成绩不过线。但没想到，体检这一关，有成绩过线的同学不合格被刷下来了，指标空了出来，我正好补了上去。

那对我们是天大的喜事。父亲觉得特别有面子。爸妈特意花了65元钱给我买了一件新衬衣。

我们班上有三个学生上了内高班，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汉族人、一个满族人。维吾尔族学生的名额比例要比汉族高很多，新疆内高班80%的招生是面向农牧业地区的。

2000年8月，我们在乌鲁木齐集中。当时全疆1000个孩子住在新疆大学，停留了两三天。自治区领导来讲话，说我们是新疆的未来和希望，所有人激动得不行。

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到乌鲁木齐这么大的城市，好多人根本没出过远门甚至没到过县城。有个同学在库尔勒第一次看到火车，跑过去摸了一下铁轨。

在新疆大学，我见到了领队老师，也知道了要去深圳念书。我不知道深圳有多大、什么样，只知道那是特区。

这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有这么多民族。以前我只知道维吾尔族、汉族和回族，没听说过哈萨克人、塔吉克人、柯尔克孜人、锡伯族、蒙古族。这一次，我亲眼见到了各个民族的人，大家长相、外貌差别如此之大，才算有了“民族”这个概念。以前，真的没有。

【深圳内高班的新生活】

9月，我们来到深圳松岗中学。

这所中学以前是没有高中的。它想办高中时正好碰上内高班的任务下达到深圳。深圳有承办内高班的任务，但据说市内重点学校都不想接下这个担子，这所关外的学校就争取了这个机会，他们借此可以办自己的高中了。

松岗中学有很多外来打工者的子弟。争取到新疆班后，它在当地也招了一个班的学生。高一年级就有了四个班，一个当地的，三个内高班。

新疆班学生有120个人。学校很想办好新疆班，师资力量全力向我们倾斜。

松岗中学的一切都和新疆的学校不同，条件之好超出想象。教学全部是电教化的。好多人第一次见到电脑什么样。而且还有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的“校董事会”。

校方专门请来一对维吾尔夫妇开了一个清真食堂，大厨是维吾尔族的。还有一个专门的膳食指导老师。食堂会根据学生的意见或委员会的意见修改菜单，甚至委员会可以直接指定配餐。各种营养搭配非常讲究，早上一定要有牛奶或豆浆，午餐必须是一荤二素，汤是免费的，晚餐更丰富些。

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仅仅是吃，就让人终身难忘。很多人以前在家里从来就没吃好过。面包，我是到了深圳才第一次见到。其他各种点心我根本叫不上名字。大家都拼命吃。

第一年下来，一下吃出很多胖子。饮食过量让好多人得了阑尾炎。后来我问过，其他地方的很多内高班学生都是这样――到内地的前一两年，很多人因为阑尾炎住院。

学校组织我们去过几次深圳市区。第一次进入市区，看到沃尔玛，大家只觉得震惊，觉得看到了真正的文明世界。

松岗中学让我们开眼了。但是对内高班的学生来说，这里的学习也是残酷的。因为内高班实行末尾淘汰制，四年学习中，前两年都会把成绩最差或表现不好的学生中途送回去。走一个，新疆自动补来一个――内高班编制很紧俏，甚至一个学生身体不行了，那边都会马上来个人把他顶替了。

第二年，我也出了问题――我背了四个处分，分别是因为爬墙出校和一次打架。按照前例，我得被退回去。

我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我要被退回去，伤心得脑子一片空白，只想去流浪。我向同学借了钱，准备偷偷带着行李走，不想留下来受那个侮辱。

班主任是一个女老师，看到我这样，跟我一起大哭起来。校长得知情况后，对我说：“哪里有送你回去这回事？”我被留下了。

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位罗校长。他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这所中学里，我们和汉族学生相处非常愉快。我们来之前，学校就专门对其他学生交代过民族团结，学校本身也很尊重我们的习惯和文化。刚去学校时，初中班孩子第一次见新疆来的学生，很惊奇，好多人会跑过来要我们的签名，甚至就让我们签在他们的T恤上。

后来新疆班、本地班并班了，本地学生都很淳朴善良，大家就更是打成一片了。我和内地汉人的真正交流，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不过“9.11”之后，学校里突然有了政治教育，开始谈反分裂、民族教育等内容。这时，我开始对“民族问题”有了意识。

我们的高考指标不占新疆也不占内地的，有自己的名额安排。本来大家的成绩就不错，所以升学率是百分之百，最差也能读大专。

我当时很想考公安大学，想去当警察。因为在深圳，我第一次看到了维族流浪儿。我很震惊，想去解救他们。

但我没考好，没考入我的第一志愿公安大学，最后上了第二志愿浙江财大。

【大学：歧视与包容中的维吾尔问题】

和深圳不一样，在杭州，我一下从封闭社会走向了开放社会。

从大学起，我就喜欢杭州，这里民营经济发达，商业意识浓厚，有钱人的孩子会在学校里推销电话卡卖袜子之类，同学们的求职意向都是找民企而不是公务员……对从小就喜欢做小生意的我来说，这才是我喜欢的开放社会的氛围。

但在这里，我也第一次碰到真正的考验。

在浙江财经学院，我们那一届第一次有了维吾尔族学生。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维吾尔人，很好奇。不了解新疆的同学会问些傻问题，比如我们在家是不是骑骆驼上学、家里是不是住帐篷，甚至有人问“新疆用不用人民币”。

这些好奇是正常的，我都无所谓。但外边赤裸裸的歧视，我很受不了。

文化歧视、民族歧视，我是到了杭州之后才第一次领略到――在深圳，我知道有好多新疆流浪儿当小偷，但并不知道汉族人这么歧视维吾尔人，不知道有些汉族人看到维吾尔人就像看到小偷一样。

我为这个受了很多委屈。比如，我和学校保安就发生过两次冲突。那时候学校学生都穿T恤，我因为兼职在民企打工需要穿了一身正装。结果，第一次，我被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时，我大吵大闹了。迫于压力，他们向我道歉了。

没想到，很快我又被一个保安拦住，不让进校门。因为第一次的事故，他们其实都认识我，我觉得对方是故意刁难我。这次我气坏了，动了手，但吃了亏。我伤心透了，一个人哭得好厉害，第一次想：我为什么要到内地来受这个气？

还有一次到杭州下沙去买裤子，我就听旁边人用方言对店老板说：“小心这个新疆人偷你的裤子。”

另一次，我和一个学妹在门外吃烤串，一个当地混混过来拍我肩膀说：“你个新疆人跑来干什么？”那段时间传说杭州延安路那边新疆人给人扎艾滋病针，这个人应该是因为这种传言，看我不顺眼，故意来挑衅的。

这种谣言短信，我自己都接到过。接短信那次，我去白羊派出所投诉，社会上出现了伤害我们民族感情的谣言。

几天后，派出所来了人，找我约谈。他们很认真了解了情况。之后，省公安厅的人也来调查了，调查结论说谣言是从萧山那边传来的。《杭州都市报》的记者也来为此采访过我，我说不希望自己的身份引起恐慌，当地报纸就专门发了文章辟谣。

从这时起，我开始对杭州有好印象。他们尊重人，可以讲道理，有隔阂可以沟通。一个城市的文明其实是体现在这些地方的。

遭遇歧视，应该是所有在内地读大学的内高班学生都会遇到的事。我听过上海的同学说过，有一次七八个维吾尔学生一起上公交车，走到半路，车突然停下来，他们被一大群防暴警察给包围了――车上的人，私下打电话叫来了警察。他们全是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大的高材生，却被周围的人当作恐怖分子看。

大三之前，每次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很冲动，想打人，有段时间甚至感觉自己不正常。以前，我以为柯木就是柯木，不是别的身份。可经历告诉我，外界看你，首先认为你是一个维吾尔人、一个新疆人，这就是“身份认同”。我开始感到自己缺少知识，不知道怎么看这些问题。

直到找到了“维吾尔在线”这个网站，我才在交流和帮助中得到启发，有了一些理性认识，有了信心。学校里，一位叫李景奎的老师也给了我极大启发。后来，我开始读社会学、民族学书籍，开始关心新疆问题。

我开始了解，新疆和内地，对彼此的认识都有多么大的误解。

我当时要到内高班读书，周围的亲戚很担心。大家觉得内地非常可怕。我的一个表哥，在上海做过烤肉串的生意。他回家乡后，把上海说得非常坏，简直就不是人呆的地方。

当时我不相信他的话，后来能理解他了。语言不通的维吾尔人来到内地谋生，要找个落脚的地方都很难，更不要说做生意会被城管抓、被本地人歧视和驱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