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彤：从我国人口政策看人口红利新趋势」正文
要让“单独两孩”政策顺利贯彻落实，也并非是决策者一厢情愿即可达成的。根据国家卫计委于今年年初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目标人群中仅有39．6％有再生育打算，这一数据相较于2013年的调查数据有所下降。
“十二五”以来，我国总人口继续增长，2014年年底达到13．68亿人，其中，自2011年起，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9．4亿人后开始回落，2014年降至9．3亿，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然庞大，相当于欧洲劳动年龄人口的2倍，比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之和还要多。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副司长、新闻发言人宋树立日前在国家卫计委召开的7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借“7・11――第26个世界人口日”，结合我国 “弘扬婚育新风，关爱弱势群体”的人口日主题，作出上述表述。对于外界而言，新的人口发展态势无疑将为学界围绕人口红利趋势展开讨论提供新的数据支撑。
根据数据可见，自2011年起的3年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锐减了足足1亿人至9．3亿人，其减少速度是惊人的。难怪早在当时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峰值边界时，就曾在学界掀起过一轮围绕人口红利的大讨论，时至今日，一些改变已经不由得我们不引起重视。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一个普遍判断是，一旦人口红利趋于减少甚至消失，则意味着该国未来经济势必将经过一个较大的“减速关”。
可见，人口红利存在的一个重要指标――抚养率低的现象已经有所不同。根据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与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减少同时出现的是，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不断上升，从2010年的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总量达到2．12亿人，老年人口中低龄老年人占比高，60岁―64岁超过30％，高于发达国家26％的水平。这意味着，近几年来，我国老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新晋老龄人口占比高于发达国家26％水平的事实，也可视为敲响了今后老龄人口规模将持续快速扩大的警钟，抚养率低的“红利”或将一去不复返。
也许有人会问，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积极步入新常态，主动寻求降速，力求保证中高速增长，其背后原因是否可归咎于快速消失的人口红利。显然这样说来有失偏颇，毕竟，经济新常态的背景是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主动降速力求回归可持续、绿色发展道路。而受制于人口红利消失而不得不面临的“减速关”则是被动而为，必须面对的结果。
也许正是因为有着这一层面的认识，学界早前就曾积极呼吁尽快调整人口政策，主动应对日趋减少的人口红利。否则，一旦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升级遭遇人口红利锐减，势必让经济雪上加霜。事实上，自2014年起实施的“单独两孩”政策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国家卫计委对“单独两孩”政策的实施寄予了“平稳有序”的中性评价。据介绍，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将“单独两孩”政策作为一项重要改革内容，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依法实施。2014年1月，浙江、安徽、江西三省率先启动；同年3月―6月，多数省份集中实施，9月份政策全面落地。
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显示，“单独两孩”政策目标人群（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且已生育一孩的以80后为主，目标人群约1100万人）中43％有再生育的打算。国家统计局另有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初生人口1687万人，比2013年增加47万人，人口出生率比上年提高0．29个千分点，在我国育龄妇女持续减少的情况下，出生人口与前几年相比上升幅度比较明显。
坊间围绕“单独两孩”政策的讨论也可算是积极占比较大。其中，不乏一些经济学界“大腕儿”从经济学角度看待这一政策，认为放开“单独两孩”政策背后可释放出的消费、住房、就业、教育等各类生活需求是巨大的，对于急需通过扩大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将带来不可限量的巨大推动力。
除此之外，一旦出生人口持续上升，也将对冲一部分因为老龄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带来的后续影响，比如，紧随老龄人口占比扩大之后而来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如果缺少足够对冲这部分人口减少带来的不利影响的新生儿出生率，其后果料将不利于全体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于我国维持健康人口结构比例同样将产生负面影响。
照此看来，积极推动 “单独两孩”政策是现阶段我国人口政策重点之一，在用稍微长远的眼光看待，一旦出生人口规模能够持续扩大，对于我国日益锐减的人口红利而言，亦将带来改变契机。至少，能够维持现阶段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总量庞大，高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和”的优势。
当然，要让“单独两孩”政策顺利贯彻落实，也并非是决策者一厢情愿即可达成的。根据国家卫计委于今年年初开展的专项调查显示，目标人群中仅有39．6％有再生育打算，这一数据不仅与2013年的调查相比有所下降。与前述国家统计局2014年调查显示“40％左右有再生育的打算”的数据相比，更加具体且也呈现下降态势。
究其原因，无非是生养成本上涨、居民收入趋缓以及社会传统意识受到新时期父母挑战等综合原因作祟，由此，如果希望通过鼓励生育政策实施，达到释放一系列巨大需求，继而维持人口红利、抵消老龄化社会诸多不利的目标，目前看恐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