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2020年，生育或许全面放开

从取消生育间隔、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现在的全面二孩，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这意味着以往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已经一去不复返。新的人口形势要求我们必须作出改革，而为了这一步动作，民间呼吁了十余年。

11月3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十三五”规划建议，全面二孩迅速成为民众关注的重点，而这也是目前为止计生政策的调整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一步。人口学家、90年代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宣传处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在与网易《路标》对谈时认为，虽然全面放开迟了点，但毕竟是放开了。他预言，最迟2020年将全面取消计划生育，取消卫计委。

但是即便全面放开二孩，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民众的生育意愿下降，陈剑认为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时至今日，历史该如何评价这项影响几代中国人生育模式的政策?

全面放开二孩：迟到的改革

1，放开二孩在本世纪初就已成为普遍认识

网易《路标》：到现在才全面放开二孩，是不是迟了点?

陈剑：这个早就应该调整了。放开二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成为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们普遍认识，已经不是人口学的高端学问了。

2009年的时候，我在中国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写了一篇长文，“加快人口政策从非常态向常态过渡，副标题是纪念公开信(指1980年9月25日党中央发表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公开信》被视为严格一孩的政策的开端)30周年。这篇章文章中提到，以一孩为主要内容的生育政策实行30年了，现在应当进行调整。《公开信》也说了，30年以后，如果环境发生变化，就应当进行改变。30年过去了，生育政策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应该改。

这篇文章据传到了国务院领导手中做了批示，又转给国家卫计委，交给他们来处理，结果不了了之。因为这样的事情最终决策不是国家卫计委定的，一定是由中央来决策。人口增长有其惯性，不能仅仅看表象。对其内在规律的把握，需要人口学家，特别是人口统计学家说话。现在放开二孩虽然迟了点，但毕竟放开了。这是第一步，最终是要进入自由生育，把生育权还给家庭和育龄人群。现在仍然是计划生育时期，只不过政策进行了调整，生育口径放宽了。

网易《路标》：现在说全面放开二孩，是基于性别比失衡、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所以它最终也不是说从一个人权的角度去调整这个政策。可以这么理解吗?

陈剑：1990年的时候我在《中国人口科学》和《半月谈》内部版写过两篇文章论计划生育与人权的，可能是最早涉及这一命题的中国学者。过去我们完全无视人权理念，认为人权是西方的。后来逐渐有所认识，2004年写进庄严的《宪法》。中国改革开放37年，中国的人权事业有着巨大进步。中国的计划生育确实存在人权问题。但以往人们很少从人权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因而对大月份引产等强制坠胎等行为，没觉得有什么，引就引了。现在人们愈益认识到这侵犯了人权，因而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人权意识的提升，对计划生育的认识也就要求更高了。所以现在为什么讲计划生育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人权的伤害。所以这次全面放开二孩，应当包含有这个因素。

2，最迟2020年全面取消计划生育，取消卫计委

网易《路标》：现在是全面放开二孩，你觉得可见的未来中有可能达到完全废除计划生育的阶段吗?

陈剑：一定会实现。作为学者，我认为二孩政策早就应该全面放开了，现在也完全应当全面取消计划生育，实行自由生育，将生育权彻底交给家庭和育龄人群。我长期在实际部门工作，实际部门有自己的运行惯性和思维逻辑，其放开的过程一定是有阶段性的。先放开二孩，看一段时间，到底效果怎么样。如果最终生育率还是持续地下降，那才会进行下一步，彻底放开。现在看来，放开二孩后，很多人说得很热闹，但真正愿意生的人数是很低的，世界各国的经验都已证明了这点。

中国2013年11月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符合条件的全国有1100万对，提出申请的只有169万对，占比15.4%生育，但最终生育的只有47万对，不足50万对，不足5%。现在全国符合全面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约有9000万对，最终能落实的，真正放开二孩愿意生的，只占很小比例。这就体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的观点是，至多5年，2020年一定会全面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放开，取消卫计委。

网易《路标》：这个是个很大的动作，会涉及到很多很多人的利益。

陈剑：生育政策放到二孩，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愿望。肯定还有想生三孩的人，但比重是极低的。所以从放开二孩到全面放开影响很小。

现阶段是影响最大的时期。政策放开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生育愿望，但是真正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超低生育率水平是不可逆转的，全世界找不出一个例外。今后两三年内会有一些小反弹，但真正的影响非常有限的。

计生政策历史：从提倡“晚、稀、少”到严格一孩的异化

1，90多年前，为母亲健康，中国就提出了节制生育

网易《路标》：计划生育政策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建国初期，政府号召“光荣妈妈”，鼓励生育，甚至说反对大家堕胎。但是后来马上转变为倡导大家节制生育，这个变化的背景是什么?

陈剑：严格说，就全国范围内没有这个时期。但是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有过这些做法，这只是五十年代一个很短的时期。因为那时候中国全面学苏联，苏联是中国榜样，中国对外政策一边倒。而二战期间，苏联牺牲巨大，而且主要是年青的士兵。苏联急需要劳动力，所以他要鼓励生育。但中国不一样，1953年中国开始第一次人口普查，突然发现中国人口已经达到六亿多了，而不是通常所说的四万万五千万，所以这个口号很快就变了。也就建国初期这段时间。

网易《路标》：那个时候出生的人口还是挺多的。

陈剑：不完全都是因为鼓励生的。第一我们过去没有统计数据，过去讲的四万万五千万，其实是我们根本不了解具体的数据。另外战后，社会进入了和平时期，有恢复性的增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

网易《路标》：后来提出节制生育，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陈剑：其实节制生育不是解放后提出来的。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很多学者提过节制生育这样的理念，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节制生育对母亲的健康有好处。那时候还不是从国家的角度，而是从家庭的角度，对母亲和孩子的健康的角度提出来的。新中国刚建立时候，又有一些学者，如邵力子、马寅初也都提出要节制生育。在五十年代，1953年当时的政务院(也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就开始着手准备采用一些手段节制生育。1953年的时候，邓小平刚调到北京来，就参与了这样一些工作，做过一些指示。但是那时候只是提供一些避孕节育的方法，跟后面的计划生育是两回事。

2，计生政策中期提倡“晚稀少”，政策执行温和，效果好

网易《路标》：后来1971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具体的数量指标，强调要有计划生育，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这个变化是怎么产生的?

陈剑：这个提法最早还是在六十年代，像山东的文登、荣成，就有这样的一些提法。这是从地方开始的，然后中央接过来。1965年，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在上海搞试点，那时候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71年7月，国务院转发《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当时的口号就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叫“晚稀少”。这个政策前后施行近乎十年，到1979年，总体效果非常好。

网易《路标》：当时是基层去落实这些政策的时候，落实的方法是怎样的呢?

陈剑：主要是推广上海经验。一个是要有避孕节育的方法，那时候卫生部也推广一些比较好的避孕节育的方法。另外就是基层工作人员的落实，那时候在农村有赤脚医疗队，在工厂配备了专门从事计生工作的人，一开始都是兼职，比如说工会组织的成员，妇女组织的成员，他们一开始就是把这个工作落到实处。上海的经验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做了贡献，很多的做法都是推行了上海的一些经验。中央提出计划生育，实际上是有利于妇女的健康的，很容易得到育龄妇女的积极响应。

网易《路标》：那时候基层执行这些政策的手段应该还是挺温和的吧，没有像后来的野蛮暴力?

陈剑：总体来说，这一阶段是“和风细雨”。那时候还没有完成任务的指标，所以都只是在提倡大家做一种选择，而不是像以后有严格的控制指标，有严格的规定动作。所以那个十年，我们叫和风细雨的十年，效果非常好，在人类生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1980年的2.24，这样的变化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3，为实现奋斗目标，一孩化政策形成

网易《路标》：为什么后来就发生了变化呢?

陈剑：这有历史的因素。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领导人纷纷出国，视野开阔了，他们突然发现，这个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太大了，太落后了。邓小平、陈云那一代领导人的共识就是要尽快改变中国落后贫困面貌。

所以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先是解决温饱，然后小康，最后到21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步要实现小康，人均1000美元，就有个人均的问题，需要控制人口数量。于是当时就提出一个指标，必须把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按照这一要求，只能实行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所以这样的逻辑关系就形成了。

这时人口学家出场了，他们提出了一些理论，包括中国理想人口，人口承载极限等理论。如果人口总量控制在12亿，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只能选择1或者1.5，所以一胎化成了一个必然的选项。这些理论现在看来都有明显缺陷，但在那时却是一种主流声音，由于与“科学”相伴，似乎非常有道理。

1979年政策开始转向，实行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但这一政策的推行产生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这时候新一代领导人胡耀邦上任后发现了这个问题。胡耀邦就有个想法，出一个公开信，其本意是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中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让他们作为代表和示范，来推动这项工作的落实，而不是要求所有的公民都这样做。

后来政策演变成只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胡耀邦本意是提倡，最后变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规定的动作。这是胡耀邦可能没有想到的。

4，缺乏对人口规律的认识

网易《路标》：中国人口学界是怎样的情况?

陈剑：中国很长时间没有人口学。50年代初大学的人口学都已经取消了，所以中国那一代人没有学过人口学，不了解人口变化的规律。人口增长的表象和它的实际运行，有时差和不一致，有时我们看到的情形和它内在的规律所显示的内容很不一样，很多人不了解人口规律特征，只看到人口太多了，要严格控制。

从7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搞计划生育，实际部门开始接触人口和人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