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雪原 穆光宗等：计划生育政策，动还是不动？

“中国改革20人论坛”之五：“人口与生育政策研讨会”

（2013年1月30日下午14：30-18:00）

“人口与生育政策研讨会”2013年1月30日在北京社会主义学院举办。

人口问题关乎国运，关乎民族未来。中共十八大报告在谈到人口问题时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当前，关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更是政府和民众高度关注的话题。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改革20人论坛组委会主办，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华夏人口研究所承办，共识网协办。会议由中国改革20人论坛执行主任、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陈剑主持。

会议围绕现行人口政策及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会专家认为，中国社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包括网络上出现了越来越强大的反思计生政策的声音，这种声音值得重视。目前生育政策带来的诸多问题，比如失独、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失衡等等，应未雨绸缪，及时调整，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从而促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加本次研讨会的学者有：

田雪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

胡伟略，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

马瀛通，国家计生委中国人口信息中心研究员；

陈剑，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会长，北京市人口研究所顾问；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

张敏才，中国人口学会原秘书长，教授；

李小平，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

杨建华，华夏人口研究所所长，博士；

王瑞琴，中国改革20人论坛秘书长、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曲庭文，国家计生委培训中心研究员；

王静，吉林省洮南市计生局原局长。

（以下为部分专家学者发言，根据会议记录整理）

主持人陈剑：生育政策的变动与否是当下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人口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当我们感觉有问题时，要采取措施应对，所产生的影响，可能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因而，人口学者考虑人口问题，必须是长远眼光。

今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的文章，并专访了相关学者。文章的基本观点反映了利益倏关方的观点，我个人认为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我在国家计生委工作多年，我多年始终如一的观点，一直坚持认为应当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即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人口增长有其内在的规律，具有强烈惯性。短期看，总量有可能仍在增长，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生育率早已降到更替水平，人口增长的快速下滑，甚至负增长，也就是今后几年就会发生的事。人口老化，人口结构失衡，都和生育政策高度关联。生育政策也有一个特征，生育政策口径宽了，但生育数量有可能会减少，但结构一定会更加平衡。所以，生育政策是一个关乎民族未来长远发展的事情。

今天在座的，雪原老师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工作时的领导，其余都是多年的同事和朋友，从事人口研究几乎都超过３０年．也有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从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最好多用数字说话，讲一讲各自的观点。

马瀛通：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怎么来的

马瀛通：中国城乡普遍实施计划生育基本是逐步始于，群众根据“早、密、多”生育现状而在1970年创造的“晚、稀、少”计划生育两孩。1973年政府根据实施效果颇佳的“晚、稀、少”式计划生育，才将之提升为全国计划生育政策。可见，这项来自群众的政策制定基本符合了公共政策制定基本原则。所以，在不足短短的10年，全国人口的自增率就从1970年的25.83‰，急剧降至反映1979年实施效果的1980年的11.87‰；假定总和生育率值粗略反映了当年育龄妇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子女数, 1970年的总和生育率值就从5.81急剧降至1980年的2.24。这两种度量指标大幅超半的下降，在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中国，被称之为是近代以来，世界生育史上下降的奇迹。从影响因素分析看，完全可以归咎是计划生育的成效。1970-1979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在尚未成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情况下实施的，从此间的国情可知，那时是既无行政措施更无行政命令，足见社会和家庭都已深感人口压力，广大群众中确实蕴藏着实施计划生育的积极性，所以，一旦提倡及提供相应的避孕与节育服务，人口的过快增长很快就得以有效的抑制。亿万群众实施“晚、稀、少”创造的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奇迹本身，一方面说明群众是驾驭人口变动的主人与主体，一方面也映现出群众的识大体、顾大局客观事实。根据1980年死亡水平,1980年的总和生育值，则降到了更替生育水平值。如果按1980年生育模式不变，即使不考虑任何生育水平下降，也能达到2000年的实际人口控制结果。若考虑实际可能的下降与留有一定的余地，则可控制在12.3亿。

1980年总和生育率值2.24的取得，是在出生一孩中，尚未达晚育的仍占49.17%；出生二孩中，尚未达晚育年龄或间隔年限的还高达82.75%；也就是说“晚、稀、少”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然而，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文革”中“左”的惯性影响，受静态理论计量的“人口容量”而不考虑可行性的学者，竟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误导，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生搬硬套到计划生育中来，在1980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刚成立后，就把“晚、稀、少”不分城乡差异的，重点转移到“只能生一孩”。这种违背公共政策制定原则，也没经过调差与试点，就将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孩子，“紧缩”为“只能”生育一个孩子，一夜之间就使计划生育工作变成了“天下第一难”。其难就难在广大农村群众普遍不接受，以种种不正常方式抵制，因而失去了计划生育主体的育龄夫妇实施基础，故基层主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则变为以组织推行计划生育的“小分队”作为主体，从而迫使计划生育的经常性工作，不得不变为“突击”式工作；宣传教育为主的工作，不得不变为通不通三分钟式工作；以避孕为主，节育措施自主选择工作，不得不变为“一胎上环、二胎结扎”的行政推行工作。当然，也就相应产生了“超生游击队”，这一反映计划生育工作中急于求成问题的普遍现象，以及产生了节育措施事故大幅增多的问题；而计划外怀孕的妇女在东躲西藏的环境下，出生素质能好得了吗？我认为欲速不达，是表征1980年“紧缩”群众创造的“晚、稀、少”计划生育两孩政策的逼真形象写照。事实也表明：1981年的人口自然增率从1980年的11.87‰大幅回升到14.55‰，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16.01‰，甚至较1975年的15.77‰还高； 1981年的总和生育率值从1980年的2.24大幅回升到2.65,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2.86；1981年的农村总和生育率从1980年的2.49大幅回升到2.93，1982年继续回升，竟高达3.20，这就是说1982年全国农村育龄妇女一生的预计生育水平是，普遍都生了三个孩子，生四个孩子的也高达20%；除此之外，还损害了计划生育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与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尤其值得重点指出的是，1980年前一直强调的，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推行计划生育，这本是有益于各民族融合与边疆省区经济社会发展，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也被改变；从生育模式看，还导致第三次全国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于1986年到来。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收紧”政策是，“大开口子”的失控、半失控结果。足见，只准生育一个孩子的过紧生育政策，其结果不是导致了少生而是酿成了多生！这一沉痛教训务必要认真记取。尽管1980-1984年强力推行只准生育一孩的时间短暂，但受其影响及后来生育政策完善的不到位，也即没有全面恢复“晚、稀、少”政策，故导致后来在党政“一把手”负总责条件下，上世纪末的总人口也至少要较稳定“晚、稀、少”政策的结果，多生出半个多亿！

然而，遗憾的是，那时竟有那么多人口学者、统计工作者，乃至计划生育部门的领导者，却陷入了将“紧缩”生育政策等同于是把生育水平“紧缩”下来的认识误区。误以为是“开小口、堵大口”的完善生育政策致成。对此，只要清晰地认识到完善生育政策是始于1984年的中期前后，就可一目了然地厘清这是歪曲事实。然而，正是由于没有以1984年开始完善生育政策的时间，来准确地认识其前后的生育度量指标大幅度变化，才产生了想当然的糊涂认识。所以，才那么留恋“一胎化”，甚至竟简单而似是而非地误认为“开小口”，就是对计划生育工作实际效果的“放”，从而把完善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正”效应扭曲为“负”效应，也即是把“是”与“非”颠倒，并指责1984年完善生育政策是“开了小口，也没堵住大口”。然而，此间的计划生育实践与数据均表明：所谓的“大口”、“特大口”都是“紧缩”政策“紧”出来的负效果。实际生育水平从来就未曾实现过“只能”生育一孩，哪来的“开出来的小口”与“没堵住的大口”？就是这种似是而非论，使上上下下那么多人不仅产生了错误认识，甚至还影响到其后至今的生育政策继续完善，或称恢复计划生育两孩政策。1980年，误导推行“只能”生育一孩，产生的多方面负效应，竟被误导者将之强加在1984年中期前后的完善政策头上，并称之是导致了“人口失控”、“半失控”，其实质是一种有意识的转嫁行为。周恩来总理曾指出：“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畏惧错误就是毁灭进步! 遮掩错误就是躲避真理”。因此，时至今日，最令人痛心的是，还有不少人仍无正确认识，还在把完善生育政策的正确抉择与及时实施，误作教训来汲取，乃至还在影响着今天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决策。这无疑充分暴露了根据数据，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的严重不足，以及学术研究水平的严重滞后，根本不适应科学决策的需要。

当年那种不从经过教育，群众最大可接受程度出发，即只考虑需要而不考虑可行，而是仅凭主观强迫客观就范出发，来误导决策，以及后来有心计的宁“左”勿“右”少数伴随者，至今都之所以仍反对生育政策完善到两孩，就是因为他们还要遮掩错误，不敢于承认实践检验已证实的结果及做出的回答，若其主要代表人物宋某与蒋某，对亿万群众计划生育实践检验结果能做出不完善生育政策的诠释，并展开一场阳光下的辩论，去伪存真，那就会深刻认识到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关于农村政策问题》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1958年大跃进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60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左”的问题，1992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显然，用之对照1980年把“晚、稀、少”紧缩为“只能”生育一孩及其所酿成的后果，并以此来认识这一精辟论述，只有这样才能深刻领悟到其所具的鲜明、直接、重大指导意义！也即如果用此也来认识当时与现实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就将不走或少走弯路！此外，实施了一个时期两孩生育政策的国家及地区，诸如韩国与台湾，其实践都已表明：现在的生育水平都在相当低的低生育水平稳定运行。

中国是一个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稳定相当一个时期的低生育水平，是解决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客观需要，而稳定低生育水平也需将计划生育政策稳定在两个孩子的基础上。因为这既是制定社会公共政策合情合理的需要，也是计划生育实践检验的正效应经验与负效应教训，客观要求将生育政策完善到两孩的需要。人口相对过剩、不足、适宜，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前提下，对人口规模性质的一种分类。每个人口的规模，都是其分年龄人口的加总之和，而人口规模变动，又是其出生人口与其他所有年龄生存状况，综合变动的具体体现。也即是人口规模变动与各分年龄变动，是同步变动的一个有机、不可分割整体。因此，绝不能将人口规模变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割裂开来，误认为现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甚至误认为解决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发生了严重矛盾。

人口相对过剩、不足和适宜，其相应年龄结构也必是相对过剩、不足和适宜。诸如，中国解决相对过剩人口的过程，也就是在一个年龄接一个年龄地逐年解决相对过剩年龄结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