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论”

学问贵在创新。这也是人口理论的伟大先驱马寅初先生生前所倡导的，他曾经说过：“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这是马寅初先生大智大勇大德的写照。追慕圣贤高风、勤学好问慎言、以学爱家报国应该成为身处人口危机凸显非常时期的人口学者共同的“人文自觉”。

社会在转型，时代在变迁，学问也要前进，“与时立言”才能永葆人口科学的青春。所谓“后马寅初时代”，基本上有两个含义：一是以马寅初先生去世的1982年为分水岭，此后即为“后马时代”；二是马寅初先生的政府控制人口主张退出政策领域但存入历史记忆之后的时代可以理解为“新后马时代”。由于考量的因素不同，所以这两个“后马时代”的含义和时期也都不同。本文主要取第一种说法，我们已经进入后马寅初时代整整三十年了，必须指出的一个前提性事实：后马时代的社会背景和人口问题大不同于马寅初在世的情形。

契合新时代的诉求和人口自身的规律，我国亟需提出新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发展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和学术思想。但同时，我们要秉承马寅初先生爱国爱民的立场、敢于立言的风范、坚持真理的精神和联系实际的方法来重新认识后马寅初时代中国人口问题的本质、症结和出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常有奇想：如果马老依然健在并保持了清醒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他对当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会有什么新的看法，对著名的《新人口论》会否有些反思、补充和发展？斯人已往，却余响不绝。

中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依据是人口总量过多论、人均资源指标低下论、新生人口社会负担论。过去的认识混淆了人口的存量问题和增量问题，对于存量问题，我们只能靠对人的投资和人力开发来获得人口红利，重要的是“开源”；对于增量问题，“节流”固然无妨，但要坚持避孕节育的本意是尊重夫妇的天赋人权，并厘清“家庭计划”和“政府计划”的生育权边界。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条件下，马寅初提出利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来降低过快过多的人口增长，是符合国情民意的科学理论。换言之，马寅初提出的是“经济控制论”而非“行政控制论”，马寅初明确主张生二个孩子为宜而从来没有过一胎化的想法，马寅初提出的胎儿也有生命权、反对人工流产保护妇女健康等人口思想至今依然是有现实意义的真知灼见。

本文认为，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论”有两个重点，就是要树立中国特色的“人口生态观”和“人口力量观”，这是笔者对大人口观的积极诠释。人口即生态，人口即力量，这两个判断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新时期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继而完善人口政策大有裨益。因为当下和未来中国人口问题的要害有二：人口生态失衡和年轻人口亏损。人口大国需要重新思考和寻求人口强国之路。

一胎化政策约束下的人口态势是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话题，生育独子化已经产生了四个严重的人口问题：一是少子老龄化、老年空巢化以及老难所养、老难所依、老难善终这“三难问题”。二是广义的独生子女问题，如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独生子女的风险很大。三是大量的引流产导致未来年轻人口亏损如年轻劳动力供应不足和国防人力资源储备不够，生育独子化和人口少子化的国防风险已经爆发，如果中国再不居安思危、危则思变，前途堪忧。军力不仅仅是装备的概念，而是必须有兵力和士气来配合才能出效。四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引发了适婚人口婚配性别比的失调，2020年累计至少2400万甚至超过5000万的男性婚配过剩人口有一部分其自然属性可能打败社会属性，沦落为“狼性人口”，严重威胁社会安定和女性权益。

“人口生态”狭义看是指人与口的关系以及“分人口”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人口特征的多样性、平衡性和互动性，广义看还包括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具体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读：

其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口”的关系。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但“人”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口”体现了人口的数量性和统计性，人决定口，口影响人。我们经常将“人口”理解成“人数”，这是表象之见。人口实际上是一定数量规模的社会人的集合和总计。所以，对“人口”要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如人性、人心、人权、人位、人情、人文等都要结合，彰显人的主体性地位。所以，以人为本、以数为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数的协调发展为经纬，统筹人口发展、综治人口问题，方为正确之道。

其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分人口”或者“亚人口”(“sub-population”)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大人口，都有规模、素质、结构、分布和变动。“分人口”之间存在着供求平衡的依存关系，如适婚人口有一个男女性别比例平衡的要求，否则会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再如，老少人口也有一个养老需求和养老供给的平衡问题，但超低生育率和重度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却严重打破了这一脆弱的平衡，将导致少子老龄化的发展不力问题和老年人口的人道主义问题。在过去三十年里，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偏离105左右的正常值域，目前仍在117以上的高位上高危运行，已经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适婚女性人口的亏损，从而产生对等规模的男性过剩人口，与此同时长期的TFR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导致未来养老所需的年轻人力资源供应不足，这两大影响深远的人口生态失衡问题构成中国人口亏损之“内忧”。国防大学教授曾估计，目前军队中独生子女率已经不低于70％，作战部队则超过80％。独生子女兵能否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至今还是一个问号。列强环伺、外敌入侵之时，泱泱大国可有御敌之将兵？此乃中国人口亏损之“外患”。

其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人口是活生生的人的集合，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互动关系的，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适应性。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线性的、也有非线性的，其中人类价值的文化导向和人类行为的制度规范至关重要。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曾经组织著名学者群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结论是人类体制作为中介变量发挥着重要作用。恰当的制度安排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例如绿色的循环经济模式、亲生态的人口发展模式等等。人口的发展背后固然有人类欲望的驱动，但也有人类智慧和道德的指引，人类可以在不断深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引领下实现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共进。地球的人口承载力深不可测，但区域的人口承载力的确存在着理论的极限，这一方面取决于大自然的供养能力和再生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人类人口消费资源环境的需要，也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的养护能力。

“人口力量”是指人类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通过群体性的生存和发展活动表现出的各种效应和影响力。人口效应包括了人口的需求效应、消费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乘数效应、加权效应、除数效应、团结效应、聚合效应、耗散效应等。人口是各种力量的集合和载体，在人口身上，我们能发现消费力、生产力、生育力、创造力、竞争力、威慑力、战斗力和破坏力等。一个能最大限度培育和焕发人口积极力量、对内能自我团结互助、对外能威服御敌制胜、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就是真正的人口强国，这不是人口规模大小的简单化理解，一个老年人口比重大纵然人口总量大也可能是没有力量的。“人口力量”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之一是人与口的非均衡发展，简单说是“轻人类发展、重数量控制”，从以数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就能起到纲举目张之奇效。一个有力量的人口不仅要努力实现国民的全面发展，而且要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

其二，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之二是人的片面发展甚至负向发展，导致人类发展的失败。片面的人成为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和受害者，在很多地方，有关人的知识教育、法治教育、人格教育和技能教育都非常欠缺，而且教育不平衡，效果不理想。自由、全面、健康发展的人越多越好，负责任的、有品质的人口增长才能产生我们期待的“中国力量”。

其三，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之三是人口结构发展的失衡。从人口力量的结构分布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可以将0-17岁的青少年人口称之为“潜力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将18-59岁的青壮年人口称之为“实力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中坚力量；将60岁以上的老年退休人口称之为“余力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功臣，在老年阶段依然可以通过健康、积极和成功的老龄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里，笔者将“人口红利”理解为人口力量的积极表达和价值贡献。所以每一轮的人口增长都挟带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口红利的释放。红利是人口的天赋，只有大小和早晚。（《人口与发展》201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