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人口政策调整或已到十字路口

这是一个人和一群权威的博弈，也是个体公民与公共政策的对弈，历时十多年，屡败屡战。自称“湖南蛮子”的易富贤，一个从来没有系统学习过人口学的药理学博士、妇产科专家，却一度成为人口行政机关、人口学者最头疼甚至嫉恨的“鲶鱼”。他的人口学著作《大国空巢》曾一度成为禁书，但如今不仅因对中国人口趋势的正确预测而解禁，并成为畅销书。这位游走于交叉学科的杂家，屡屡言中中国人口领域的诸多趋势和现状，如今，他正在为人口政策的调整大声疾呼。

日前，这位“名满天下”也“谤满天下”的湖南人到西安讲学，记者与其进行了深入交流，择其要点刊之，以飨读者。正如出版《大国空巢》的中国发展出版社“编辑手记”所言，易富贤的观点、结论未必能获得普遍认可，甚至会被一些读者视为极端，但争论本身具有极大意义，真理往往是在多次争论中凸现出来的。

一本禁书的前世今生

华商报：首先要祝贺您的《大国空巢》一书在大陆出版。这部人口学著作曾被网民称为“第一禁书”，能否谈谈这本书的前世今生？

易富贤：2007年我的书在香港出版后，140多元一本，我买了一大堆给各地图书馆送，结果很多地方都不敢收。后来我找北大和中央党校，北大包容性很大，就馆藏了，在网上图书馆书目里可以查到。后来我去找其他图书馆，说北大、中央党校都馆藏了，你们怎么办？他们一听北大、中央党校都馆藏了，说那好，我们收。现在211那些大学的图书馆基本都有馆藏。后来有很多出版社想出版，可是拿不到书号。有出版社说能不能改成两本出，一本不敏感的，叫大国兴衰的人口因素。如果好的话，再出第二本。我说你们可能还是出不了，因为“易富贤”这个名字在那里。

华商报：但为什么时隔六年却能够一路绿灯出版了呢？

易富贤：因为最近几年人口变化情况基本和我的研究是一致的。2007年高层对我不放心，认为我是非人口学界的，是个外行，还有三百多个人口专家反对我，而我是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领导人，面对这个情况，也会认为这个易富贤是胡说八道。但是事实胜于雄辩。2010年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和我研究一致。比如说2005年计生委预测2010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3.7亿，2006年国家人口战略组，包括300多位人口专家、十多位院士，说2010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3.6亿。我在2005年说2010年中国人口会达到13.309亿，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我测算2010年中国人口是13.3285亿。结果2011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一出来，是13.3281亿，与我这个几乎一模一样。这个结果出来把我都吓了一跳，因为结果和我的预测完全吻合呀。

华商报：所以转折点到了？

易富贤：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来后，中国社科院一个内部期刊向我约稿，写过2万字报告。后来发改委《改革内参》让我写了份十万字的人口报告，后来浓缩成5万字，后来又有个1万字的报告，主要给中央高层看。去年2月份中国发展出版社向我约稿，它是国务院下属的出版社，另外他们对我的稿子修改很少，我也注意了写作方式。书的原稿基本就是那份十多万字的报告，主要用事实说话，一些观点引而不发，只把数据列出来，结果自己可以看出。后来这本书就出版了，新华网还将《大国空巢》评为十大好书。

华商报：这是不是释放出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积极信号？

易富贤：应该是一种信号。如果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首先要放开讨论。现在高层如能调整这个政策，那是功垂青史。三中全会上调整这个政策，是个合适的时机。不调整的话，后果会非常麻烦。

看几个数据就可以知道。根据国家人口普查，6-11岁的小学生源在1998年开始负增长，十年内减少了40%，初高中分别从2003年、2006年开始负增长，8年内减少40%。2008年后高考报名人数开始负增长，再继续下去，加上港台大学和出国留学竞争，高校会因招不到学生而大量破产。中国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2003年开始负增长，几乎同时民工荒出现，近年来，各地民工荒全面出现，所谓中国“劳动力过剩”理论开始破产。2008年开始，17-20岁男性比例开始负增长，并将到2017年下降40%，这对于国防征兵而言，会产生巨大影响，尤其军队独生子女比例的居高不下，战争稍有牺牲，都足以引发反战情绪。另外，性别比例失衡，大量光棍的出现也会引发婚姻家庭、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一方面是年轻劳动力的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是60岁以上老年人的持续增长，这种不合理的“未富先老”的人口结构不但会极大加重财政负担，甚至老无所养，而且会导致经济前景低迷。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1年12月14日就刊文认为，美国不必担心中国超过美国，因为计划生育会让中国遭遇最严重的老年化危机。美国副总统拜登2012年也说：“考虑到独生子女政策”，在未来20年，“中国根本不可能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

华商报：其实，计划生育已经在开始渐进调整，比如“单方独生子女可生二胎”、某些地方执行计生政策比较宽松。您应该也看到了这些积极的变化吧。

易富贤：当下人口形势已经非常严峻，我们面前是万丈悬崖，再渐进地放开二胎来不及了，应该猛回头，就像当年二战时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各种过渡成本其实比完全放开的管理成本更高。如果平均每位妇女生2.3个孩子，才能保证人口不增加也不减少，保持正常世代更替和社会发展，而2010年我们出生率只有1.18，很危险了。2011年统计局数据显示生育率只有1.04了。从经济水平、发展水平、教育水平综合判断，停止计划生育后，我们的生育率也只有1.7。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后，也只有最初的两三年时间生育率会达到2.1到2.3，以后会降到1.7，20年后会下降到1.0左右。

华商报：一些城市市民生育欲望不强烈，但放开后农村地区的人口会不会反弹比较厉害呢？

易富贤：农村没有人了，年轻人都进城了，进城的人压力很大，比城里人压力更大，很多两口子还分居。现在很多地方既不把农民当人公平对待，又把他们当超人，夸大他们普遍超生的意愿。还有中国房价太高，生活成本太高，也是很多人不敢生孩子的重要原因。还有一些规律，比如社会越发达，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生育率也就越低。何况还有八分之一的人患了不孕不育，这个比例还会继续上升。这些都导致即使停止计划生育了，人口变化也不会是某些专家所说的可怕后果。饿了三天的人不可能把三天的饭一顿吃下去，被政策限制了30多年，大部分人的生育意愿已经非常弱了。

华商报：有没有具体的事例来证明您关于“停止计生人口不会报复性反弹”的观点呢？

易富贤：可以看看国内一些允许二胎的试点地区生育情况。1985年国家特批山西翼城县试点二孩晚育，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其他试点地区大同小异，甘肃酒泉只有1.4，河北承德只有1.6，湖北恩施只有1.47，生育率也全部低于政策生育率。可见，即使放开二胎也不足以恢复人口持续发展能力。

一个人的孤独韧性之战

华商报：作为一名很有前途的医学博士，您这些年却选择了叫板“计划生育”。为什么会放弃那么好的研究领域，在人口问题上执着跋涉？

易富贤：我当年去美国，从2000年开始零星地研究中国计划生育，2002年进入妇产科领域开始系统研究。系统研究后我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如果为了自身利益放弃的话，那做不到。

华商报：就没打过退堂鼓？

易富贤：假如你看到一个人要跳楼，你坐视不管会一辈子都内疚的。如果我知道不去说，为自己利益打退堂鼓，那我会一辈子内疚的。2000年时在美国，我确实想考医生，在美国医生收入很高，但如果考的话会非常忙，没有精力去关注中国人口政策问题。对我个人而言，的确是一个很大打击，我的同学朋友都觉得惋惜，因为我是病理学本硕博连读，当时还比较少见。老师们都觉得我潜力很好，希望我能够在学科上有所突破。看到我不务正业，我的国内导师，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教授还专门找到我当面骂我。

华商报：这十多年一个人的鏖战很辛苦，尤其在一些基层，计生领域充满艰险，有没有害怕过？

易富贤：我是湖南湘西人，魏源、蔡锷、陈天华都是我们附近的，我不怕，就像我们那里的话说“要死卵朝天”。当年地方政府、领导把我描绘成“卖国贼”，说易富贤是家乡的耻辱。我1999年出国后，十多年没敢回国，因为地方说我回去就要抓我。2006年时，我的亲戚因为我的原因被当地强制堕胎。当时中国媒体界、知识精英都支持计划生育，对我并没有同情。我常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说到这里，易富贤大笑起来）

华商报：网上有人这样评价你，“易富贤是计生领域最吵的一个人”。的确，过去十多年里，“易富贤”这三个字是人口政策领域最具争议和非议的名字之一，力挺和反对的都很多。你觉得这十多年里，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比例有变化吗？

易富贤：2003年我在大陆论坛发表文章时，遭到一边倒的反对；2006年网络民意逆转，支持增多；2008年开始网络民意一边倒的支持。2009年我在人民网上有个停止计划生育的方案，4万多人支持，只有几百人反对。网络民意是最先支持的，知识精英的支持比网民要晚些，大概到2010年的时候，知识界精英才逐渐形成共识，很多开始支持。记得2004时，我曾给很多学者写信，除了茅于轼站出来支持我，其他要么不理要么反对。现在政府官员和精英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我的越来越多，当然他们不敢公开，但至少心理层面在支持我。

华商报：反对者之所以反对，一个原因是认为你是外行，不懂人口学。而你确实是医学研究出身，有人认为你谈人口学有些“不搭调”。

易富贤：我是个杂学者，事实上，我的这本书代表着一门新的学科，人口学本来就是一个交叉学科。人们一般认为人口学家发言权更大，但我觉得我的发言权比他们更大。

华商报：为什么觉得自己比他们权威？

易富贤：人是什么？人是生物。生物是谁？是生出来的，人会生老病死。生老病死谁有发言权？我是学医的，是妇产科的，比他们有发言权。比如中国政策生育率有1.46，他们会说我们依照政策都有1.46，再加上超生的，怎么可能结果只有1.2呢？他们想不通，无法解释，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有八分之一的家庭没有生育能力了，他们也不懂剖腹产、母乳喂养对人口素质的影响有多大。我刚好在这个新的领域的前沿，我懂这里面的问题和动态。

华商报：从你过去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发现你呼吁立即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越来越紧迫？

易富贤：182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7%，现在只占19%，每年出生人口只占全世界11%，今后即使停止计划生育，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也将只占世界人口的6%。中华文明是世界第一大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人口不断减少，文明也会衰亡，对全世界都是一种灾难。

一些观念的颠覆性解释

华商报：富人名人的超生问题很容易引起大众舆论的关注，比如张艺谋超生问题。对于他们的超生，普通民众往往从特权、不公角度来评价和批评。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易富贤：在名人富人超生问题上，计生部门往往把民众的愤怒转嫁到他们头上，其实大家都是受害者。只不过名人富人可能有其他一些可以逃跑的途径，普通人会认为：他们可以逃跑，为什么我们不能逃跑？事实上，应该是大家一起推进，把这个笼子打开，而不是大部分人去仇视名人富人的生育。研究表明，教育水平越高、生活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从整体而言，富人名人的生育率其实不高，据我所知，比如北大中文系、复旦大学很多教授，都没有孩子。2006年计生委曾有人提出“应该允许富人名人超生”，因为富人名人超生少了，他们就罚不到款了，抓到一个富人名人超生罚款，比抓到一个农民超生合算多了，又能转移大众对政策的不满。

华商报：当下思想界知识界左右分歧很大，但在停止计划生育方面，似乎有着难得的共识？

易富贤：对于当下左右之争，我不懂，因为我是研究医学的、人口政策的。我觉得人口问题是“能不能活”的问题，意识形态是“如何活”的问题。“如何活”是可以争论的，但“能否活”是个本质问题，只要有底线，都会要求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划派”，划来划去很无聊，我觉得就应该用事实说话，我虽然不反感这种划分、争论，也尊重他们，但很不习惯。现在，像茅于轼、孔庆东等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能坐在一起吃饭合影、达成共识。在反对腐败、停止计划生育这些大是大非上面，不应有什么左右之分，应该合起来推动政府动起来，多关注问题才对。

华商报：这些年还有一个问题常常进入公共视野，那就是计生部门对超生家庭处罚的社会抚养费问题，这笔钱不是个小数字但却从来不公开它的数额、用途。易富贤：中国从1980年到2010年，一共超生了2.2亿个孩子，占同龄孩子的38%。这期间到底罚了多少钱？没人知道。80年代超生罚款可能是两三百，现在就没底了，有的罚几千，有的罚上百万。而且只有一小部分上缴国库，大部分都没有上缴。那么，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到底是在抚养谁？

华商报：前阵媒体纷纷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今年全国毕业的大学生高达699万，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极大。在就业压力没有根本改善情况下放开计划生育，很多人会担心给就业雪上加霜？按照一般人思维，就业困难情况下，人越多会加重“僧多粥少”的程度。

易富贤：“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这个逻辑，其实和亚里士多德的“落体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一样。美国2007年人口3亿，失业率是4.8%，巴西人口1.9亿，失业率高达9.6%，还有阿根廷人口只有印度的3.5%，可失业率却比印度高。生产为消费服务是强国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多大人口就有多大消费市场就有多大需求，也就有多少就业机会。当下大学生就业难的关键因素不是就业人数过多过剩，而是经济结构不合理、软环境不完善，比如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人口仅占三分之一，而韩国第三产业劳动力占比达到67.7%，还比如现在自主创新的大环境不好，创业率低，只能挤在就业一条路上。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不足和老年化的加剧，消费、需求的扩大会更加艰难。计划生育不但无助于降低中国的失业率，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的失业问题。因为它减少了孩子的数量，从而减少了中国的内需，而内需不足是制约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主要阻力。

本报评论记者 马九器

来源: 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