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独生子女政策再批判

32年前的今天，即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是中国认识和“判定”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即对人口的判断由“人多力量大”转为“人多是负担”，也因此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大转变。从此，“独生子女”政策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广。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结果，而非同期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之功。相反，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于我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从短期看，犹如急功近利的“杀鸡取卵”；从长远看，则是“断子绝孙”的“自毁长城”。在《公开信》发表32周年之际，有必要全面彻底地反思和批判“一孩”政策。

一、独生子女政策的缘起与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经历了数次严重的挫折之后，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全国人民都有着强烈“痛定思痛”、“加快发展”的愿望，而改革、开放国门洞开更是让举国上下强化了这种紧迫感。在改革初期还不可能彻底检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优越性的背景之下，官方和一些学者对中国人口发展的认识和问题的判定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一方面，学者们认为中国的贫困落后并非由社会主义制度造成，而现实中的许多困难如吃饭问题表面上又与人口众多直接有关，人口众多便成了导致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的主因，成为中国加速实现现代化的巨大“障碍”和“包袱”。因此，迅速减少人口自然就成了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由于未能把握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规律，视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数量增长为前人“决策”错误所致，所以出台“一孩”政策，是要对我们过去所犯“错误”加倍补偿，是对过去“错误”的“拨乱反正”。史无前例最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就这样诞生了。

那么，独生子女政策出台背后的理论支持是什么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独生子女政策出台背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人口与经济之关系的论证，“两种再生产”（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平衡理论是计划生育的主要依据。当时的论证，一味强调中国人口众多增长快不适应物质资料再生产，完全忽略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与特点。后来这种人口和经济之间关系论证，更简化成“人均分母效应”。当人们只把人口作为各种平衡关系对比的分母而追求人均指标的时候，就不难推演出人口数量越少越有利于人均指标提高从而越有利于发展的荒谬结论，而“一孩”政策背后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证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实践证明，“人口众多是经济发展障碍包袱”的论证完全是错误的。保持人口内部合理的结构（年龄、性别结构）、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才更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才是人口影响经济发展的本质所在。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出台的另一大论证基石，是人口众多对中国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压力这一事实。后来“人口增长已经逼近资源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的观点更是广为流行，这也使得“资源环境有限论”成为了严厉计划生育政策不可松懈的一个牢不可破的根据。毫无疑问，中国存在着人口数量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但是，据此是不是就可以判定人口数量是资源环境问题的“罪魁”？是不是迅速减少人口数量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了呢？

把人口规模归结为资源环境问题的主因，并以严格控制人口数量为手段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在现实政策实施中危害巨大。一方面这把解决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简单化了，产生了方向性的误导，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真正解决；另一方面，它破坏了人口自身发展变化规律，而且不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也不利于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症结主要在于中国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GDP至上的片面发展观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

从过往历史看，源自于马尔萨斯的人口突破资源环境极限假说，从未得到验证，今后也不可能。因为，其一，地球系统是开放的，其承载力是随人类人口变化而变化的；其二，人类人口增长不会无止境，会走向平稳、甚至衰退；其三，人类在不断调整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全新的视角看待和解决中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有限论”虽值得关注，但无助于我们真正解决人口问题。

二、一孩政策实施过程的惨重代价与滞后的严重后果

1980年之后的独生子女政策之所以要全面否定，是因为它突破了两个底线：其一是自主生育的权利底线，其二是人口自身再生产的规律底线。

在“人多是负担”的观念指导之下，中国公民自主生育基本权利被剥夺。自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计划生育“事业”充满血腥。遗留下来一些计划生育宣传标语本身就是最好的记录：“宁添十座坟，不添一个人”、“喝药不夺瓶，上吊就给绳”、“一人超生，全村结扎”、“能引的引出来，能流的流出来，坚决不能生下来”...... 三十多年来，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各种强迫育龄妇女控制生育的粗暴手段，以及“株连九族”“连坐受罚”式的惩罚方式无处不在，各种践踏生命的血腥事件层出不穷。直到2012年这类血腥事件还在“基本国策”的大旗帜下继续发生。

实际上，今日中国社会，国人对同胞的冷漠、对生命的漠视、不宽容、戾气重，无不与这30多年计划生育背后的“藐视”人类生命的价值取向有关。当一个民族反智到质疑个体生命价值的时候，任何“崇高理想”下的实践，都可能成为一场民族灾难。2004年中国宪法修正案已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文，而生育权是一项人类生存与繁衍的自然权利，这是一项典型的人权。单从这个意义上讲，独生子女政策就应该无条件地废除。

从现实层面上看，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践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害。从微观家庭方面看，独生子女家庭激增，家庭结构单一化，其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风险大增。上千万“失独”、子女伤残家庭的出现，不仅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身心伤害，而且也是整个社会巨大的伤痛。独生子女政策还使越来越多的家庭少儿少女、缺亲情，断送了传统家庭的基本养老功能。这一政策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致命一击。中国传统主干文化为儒家文化，其“仁爱”、“孝悌”等内核观念的承载单位是家庭。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家庭不断小型化、单一化，使得传统文化无栖息之地，无生存之基。诚如叶廷芳所说，独生子女政策破坏了人的“精神生态”，人内在的“精神生态”亲情维系的伦理关系一旦缺失，中国人也同样失去了精神文化家园。

从宏观变化趋势上讲，独生子女政策导致并加速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化和失衡。2010年普查显示，中国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下降至16.6%，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8%。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超前20年（2030年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此比例为8.1%）。到2030年，中国65岁老年人口比例将翻一番达17.4%，2050年更上升至27.8%，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大国。另一方面，中国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2020年前后，持续而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1985-2000）将成为主体并进入其婚配期（20-34岁）。由此，中国“婚姻市场”将会发生质的变化：届时22岁-34岁男性人口将比其婚配的女性人口多出2600万，而到2030年，婚配男性人口绝对过剩超过3000万。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性别结构失衡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这样一个严重老化、严重失衡的人口，将全方位影响中国发展的各个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年轻人口的迅速减少，不仅会使经济社会发展失去生机和创造力，更将极大地影响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后劲和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随着退出社会经济舞台的老年人口不断增多，特别是2020年之后，代际更替将会给中国相当不完善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其次是社会稳定。从性别结构看，中国将迎来一个男性人口绝对“过剩”的社会。如此众多年轻气盛的“剩男”将会给社会来带什么？由于中国婚配人口性别比失衡是全国性的、长期性的，所以女性人口将会普遍短缺。随着想结婚而又无法找到配偶的大龄男青年和终身未婚男性数量不断积累，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将大大增强。一旦社会出现某种突发事件，如民事纠纷、官民矛盾、失业等，这些“剩男”人口将可能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最不安定因素。

再次是国防安全。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得青少年人口迅速缩减，适龄兵源不断缩小。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观念发生了巨变，青年人服兵役的积极性明显降低。一旦国际和周边形势发生变化，需要扩充兵员时，少子女家庭的父母都可能舍不得孩子上前线，若子女应征入伍发生意外死亡，独生子女家庭的维系和养老都会面临困境。在中国独生子女家庭逐步占据主流的条件下，在青少年人口迅速萎缩的现实中，未来中国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面临着巨大挑战。

最后，是文明的传承与兴盛。实际上，人口是文明文化最基本的承载体。从文明兴衰的历史看人口规模与结构的重要作用，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如果我们还深信中华文明应该在多元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就必须积极地看待中国人口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以及在中华文明的兴衰中的重要作用。一个人口只有保持必要的规模、合理的结构，才能使其承载的文明始终保持生机勃勃、保持活力和创造力，以应对各种“挑战”立于不败之地。但中国如此失衡的人口结构将极大地影响着未来我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兴盛。

总之，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无论是对中国的硬实力（经济、国防），还是对中国的软实力（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负面影响。

三、站不住脚的所谓“伟大成就”

2012年7月，国家人口计生委有关领导在总结人口计生工作成绩指出：“中国人口计生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国共少生4亿多人，创造了较长一段时期人口抚养比较低、储蓄率较高的人口红利条件，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极大地改善了国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也为全面做好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这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都经不起推敲。首先来看成就之一：“全国共少生4亿人口”。显然，“少生4亿人”的“伟大成就”是建立在“人多是负担”的观念之上的。这个观念首先是对人自身价值的否定。以否定生命尊严为核心的中国一孩计划生育，背离了人类发展的普世价值取向，这样的“成就”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来看，所谓“少生4亿人”其实又是一个不严谨的虚构数字。严肃的人口学者们已证明，从1980年至今，一孩政策实施充其量少生了1亿多人（具体参见王丰、蔡泳 “四亿中国人是怎样少生的？”《中国改革》2010年7月号）。1980年的《公开信》预测，“按目前（1980年）一对夫妇平均生二点二个孩子计算，中国人口总数在二十年后（2000年）将达到十三亿”。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大陆人口达12.65亿。这样计算下来，一孩政策以来少生人口还不足1亿。实际上，那些少生人口恰恰可能成为支撑中国今后30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女性本该是今后3000万“光棍”的新娘，本该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计生委号称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之二，是“创造了较长一段时期的人口红利条件”。但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人会知道，中国人口红利实际上是前30年人口积累的能量被后30年改革开放释放出来的结果。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人口来说，其20-59岁组人口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创者，因此，50后的创业生产期为1970-2019年，60后为1980-2029年，70后为1990-2039年，所以改革开放30多年（1979-2012）的巨大成就，是20世纪50、60、70年代出生人口作为“主力军”创造的。再看看1980年以来的30多年做了什么，为今后30、50年留下了什么样的人口？宏观纵向动态看，这将是一个劳动力人口急速降下的人口，是一个老龄化不断加剧的人口；横向比较看，则是一个性别比例失衡程度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人口。如此结构失衡的人口，必将严重影响中国今后30、50年的社会经济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杀鸡取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