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中国还有必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吗？

1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接受了人民日报的专访，文章题目是《当前为何还要稳定低生育水平》，这是这个官方大报近期第一次回应社会上日益高涨的对计划生育改革的呼声。不过翟振武所用的数字仍是十年前错误的统计数字，所用的理由还是荒唐的“中国国情论”。现一一批驳及商榷如下。

第一、翟振武作为官方的人口学家，可能是极少数不承认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人。现在他还坚持认为中国的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6（即每对夫妇只生1.6个小孩），而不提这个数字的依据和来源。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官方结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不到1.2。即使我们做最保守的估计，有15%的漏报，也不会超过1.4。说中国还有1.6的生育率，是毫无根据的。如果真是如此，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人口统计就有30%的误差，国家统计局就该被问责了。即使是1.6的生育率，换了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觉得太低了，因为每代人减少25%，未来会导致人口的倒金字塔结构。

第二、和所有的计划生育宣传一样，翟振武提出了所谓人多是中国众多问题的根源和“中国国情论”。这些论点缺乏经济学常识，早已被经济学家驳斥。中国的确是世界人口总量第一，但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国在世界处于中游。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以制造业和投资拉动的经济模式，必然导致消耗大量资源，解决方案是改变发展模式和发展清洁能源。环境问题要靠加强治理力度。把这些问题都归结于人口太多是不负责任的。事实上，一些人口密度高于中国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西欧国家都能同时把经济和环境搞好，从来也没嫌自己国家的人多。人少，尤其是年轻人口减少，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一是劳动力减少，社会养老负担加重，国家财政困难；二是年轻人减少，会导致创新和创业的活力衰退，经济患上类似日本的“老年病”。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如此低的生育率时还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

第三、翟振武认为“当前，我国人口增长势头虽然趋缓，但受人口惯性增长的影响，每年新出生人口1600万左右，预计未来20年总人口还将增加约1亿人”。这种只控制总量，而不管结构的观念是十分危险的。现在人口的增长完全是由于惯性，是人的寿命的延长。上世纪90年代每年新出生2300多万个小孩，现在每年的小孩数量已经少了30%，今后随着育龄夫妇人数下降，小孩数量必然继续下降。如果未来20年总人口还增加约1亿人，那肯定是寿命又延长了很多，老龄化更严重了，而绝对不是小孩更多了。如果因为老人多了，为了控制总量，而减少小孩，这种思路是十分荒唐的。

第四、翟振武还认为“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并不是稳定的。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肯定会大幅度反弹”。这种把现在的年轻人当作生育机器的观念是严重滞后的。现在不同于20年前，所谓的贫困地区的年轻人，80%都在城市工作，他们面临着抚养小孩的成本和压力，也不会多生。很多学者做过调研，现在的年轻人，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农村，还是在城市工作的农村人，他们理想的子女数不到1.7个，而实际的生育率会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因为还有很多人，因为不婚、不孕不育、晚婚、工作压力等不能达到自己的理想子女数。所以估计生育率最多反弹到1.5、1.6 的水平，但这样的水平还是太低了。其实，温和的反弹正是需要的，从1.2-1.3 反弹到1.7-1.8，正好可以缓解未来严重的人口结构老化。

第五、翟振武还为现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歧视性政策做出辩护，说这是“不断完善的结果”。事实上，现今的独生子女政策严重歧视城市人口和汉族人口，没有法理依据，必须废除。32年间，实行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策，养了几十万人帮经济的倒忙，还引发了这么多如失独、强制堕胎等社会问题。人口政策的改革至少滞后了十年。我做过统计，一般东亚地区，在没有限制和鼓励的情况下，当人均收入超过五千美元，生育率就会降到2以下，当人均收入达到一万美元就会降到1.7。台湾、新加坡在人均收入降到一万美元时，生育率降到1.5，都已经开始鼓励生育了。泰国的经济水平和中国差不多，但生育率也在1.8。而且这些国家，现在都后悔当初不更早地鼓励生育。中国到2015年，人均收入就会到一万美元，现在再不完全放开，难道要等到那时，从限制生育做一个180度的转弯开始鼓励生育？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改革的紧迫性。人喜欢多生小孩是有道理的，可能这些人喜欢儿女双全，可能有些人根本无法接受失独的风险，而有些人就是想和小孩在一起，多培养一些下一代。所有这些都是文明社会应该鼓励、至少是不应限制的人性。而且，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是世界最低水平，限制生育没有任何“中国国情”方面的理由，唯一的“中国国情”是政策的历史包袱。这个历史包袱，也包括有一小批被计划生育宣传“洗脑”，还把很多社会问题归咎于人口多的学者。（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