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立联：刍议人口发展」正文
人口发展是人口研究的重要内容，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论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人口发展的理论研究毕竟起步较晚，有待深入探讨。本文试图为人口发展的理论由“潜”到“显”提供一个讨论的范例，供大家参考。
一、人口发展的内涵规定
不少学者已经正确地指出了人口学概念的混乱，妨碍了人口学的学科研究。人们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上使用“人口发展”一词，使得其本身模糊不清。因此，规定“人口发展”的内涵就显得很有必要。
很明显，人口发展的主体是人口，指的是人口的发展。不论人口的含义多么杂乱，但最基本的还是一致的，即不是个人，而是集体或集团，这个集体小到家庭、厂矿，大到国家、世界。人口发展概念的混乱出于对“发展”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发展”意味着“进步”；表示的是过程，因而就有发展前、发展中、发展后之分。对不同的发展过程，发展前可能是发展后，发展后可能是发展前。连续的过程由前到后，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运动，构成一个连续的进化圈。发展前指的是发展的起始条件，即在什么基础上发展；发展中指的是发展这一过程中的状态，有发展什么层面，如何发展，为保证发展采取了些什么措施等；发展后指的是发展这一过程的结果。这里的结果即是前进的“进步”。所谓进步，不仅仅是指数量的增加，更是指质量的改善和结构的和谐。因此，我们可以把人口发展规定为，它是指人口按照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与社会经济环境相互作用中人口总体或某一层面的不断改善和协调。
二、人口发展机制
在一个人口发展过程中，有发展前、发展中、发展后三个环节。发展中的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等就是人口发展机制所要回答的问题。所谓人口发展机制，是指影响人口运动变化因素的结合方式及其作用状态。抛开人口变化的生物学规律，影响人口发展的因素，包括：
(1）生产力水平。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一样，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有其相一致的人口发展类型。F•W•诺特斯坦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理论指出了传统农业社会过渡阶段，工业社会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然而，人口再生产仅仅是人口发展的一个侧面，要全面地研究还必须揭示出在一定背景下人口数量、质量、结构三者间的关系和整体运行状态。例如，伴随着技术进步的工业化过程，导致人们普遍对生育数量的抑制和对人口高素质的追求，同时带来人际关系的冷漠。因此，评价技术进步对人口的仲击，不仅要考虑人口发展所依赖的生产力标准，还必须考虑人口发展所依赖的文化背景，即从价值观中去考察。
(2）价值观是人口变化发展最深厚的根源，东西方人口发展的最本质的区别也在于此。如传统中国在“仁政”的指引下，“孝”是人口发展的根本目的。所谓“孝”,即是“续”、而“续”即“无后为大” 。这里的“后”就是指没有后代，特别是没有男性后代。这是“孝”的一方面含义。另一方面，“孝”还要求后代们遵循遗训，以不违背先人为原则。在这里，创造性、自主性被视为大逆，从而不孝。西方就与此截然不同，它鼓励独立、自尊、创新，这正是工业化所要求的。从东西方的人口类型比较来看，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人们对人口的评介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然而，由于人们对“利益”的本能追求和对民族生存兴亡的关注，植根于不同文化土壤的价值观也将趋于一致，虽然其风俗习惯也将保留，但这只是给其发展赋予了地方特色。而这正是目前人口学研究的显著特征。如中国70年代人口学的转变，并不是以前人们没有看到人口增长的长期后果，而是人们特别是决策者人口价值观的转变，即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接受新的发展观的结果。
(3）政治要素。从历史的角度观察，不是人口变化造成了狭义的政治的作用，而是后期的政治权力制约着人口进程，并且随着政治的制约人口也给政治以重大影响。前者表明政治用国家强制力决定人口的发展方向，如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促使“儒”“道”文化以社会性遗传的方式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而使人口变化沿着一个既定的轨迹运动；后者表明实际的人口状况会促使政治或改弦更张，或修补某些方面的法令、政策，使人口运动朝着预设的目标发展。考察世界各国人口政策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如苏联鼓励人口增殖、中国严格控制生育率，减少人口增长。
这些要素的作用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其中某些是直接的，某些是需要通过中间环节的转化。
三、人口发展规律
“规律”即联系。前面讨论的人口发展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讨论的人口发展规律。然而，笔者无意这样认为，因为“规律”虽然其内容是客观的，但其形式还是主观的。因此，这就造成了人们对规律的不同概括。在此，笔者无意妄评其正确性，而是要回答人口发展规律有无共有和特殊之分，如果有，共有人口发展规律是一个还是多个，如果没有，人口发展将怎样保持连续的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发展的特征是什么？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即“规律”反映的是“自然”状态还是反映社会和人们的期望以及为期望所采取的行动。笔者认为，“规律”反映的是“自然”的状态，这个自然状态诚如“只要有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必然发生作用”一样为客观实际使然。因此，可以首先指出所谓“人口有计划发展”和“人口按比例发展”都是不存在的。前者是为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有计划对人口提出的适应性要求，或者仅仅是人们的良好愿望。后者虽然重新界定了“比例”的含义，即“量化的关系网络”,并认为“和谐与非和谐、平衡与非平衡也是两种比例态势”，且不说这重新界定是否恰当，但所谓“态势”既是指发展的可能，也是指发展的不可能。而规律是具有确定意义的表达，是经过实际证明了的准确状态。
可以说，抽象的适合社会各形态的共有人口发展规律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有的话，那也仅仅是狭义的由出生、死亡构成的人口再生产。然而，对迄今为止的全部社会人口再生产的考察表明，人口再生产不仅生产出一定数量的人口，并且由于生产的生物学基础和社会化培育，通过社会性的遗传，使一定质量和结构的人口得以保持。同时，由于新因素的介人和刺激，人口本身的变异也通过社会性遗传得以保存、积累，最终发生质变。这样，就开始了人口在更高的层面上发展。
社会性遗传以遗传为基础，以社会化选择为杠杆，保证了人口发展的连续性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在同一社会形态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化选择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这就是特殊人口发展须律的实质，对比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人口发展可以给我们留下强烈的印象。不论是中世纪的西方，还是封建社会的中国，人口发展都表现出显著的“自然”特征，即随自然无控制地生育，并且一直在小范围内社会化，对高素质无强烈的渴望，因而人口发展似一条平稳的波动不大的曲线。以“竞争”为核心的市场冲破了“自然”状态，“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这铁的法则制约人口发展，一方面是“马太效应”，另一方面是普遍的危机意识和发展欲望的增强，一幅动人的画面产生了：对节制生育、家庭计划、教育、创造力的厚爱和高度的分化与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