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立联：从大国到强国：人口学视域里的中国经济增长与未来发展

1979―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0%的速度，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人均国民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1]。对此，一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与人口发展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人口红利[2]。本文认为，如果说人口红利仅仅是由出生率降低而致的供养人口减少、适龄劳动人群增加的话，那么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有关人口管理制度的变革才是最根本的。本文的目的就是从制度变革的角度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一个人口学的解释性框架，并从此出发讨论未来中国发展趋势。

一、生育水平稳定持续下降启动中国经济增长

研究表明，人口过快增长是清以来特别是清中晚期以来中国逐步走向贫困的重要原因[3]。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公共福利尤其是公共卫生的极大改善，死亡率迅速下降，在人口出生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正是如此，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了节制生育的讨论，但由于受到“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运动的影响，虽然节制生育的观念、技术在一定范围得到了一定的传播，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本已沉重的人口问题更加严峻。为了扭转这种局面，70年代初期，国家首次明确了生育政策，即“晚、稀、少”[4]。到197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已降低到了18.3‰，比1970年的33.59‰下降了15.29个千分点。显然，“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与“三步走”战略目标所要求的人口出生率，这个出生率还是太高了，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的人口增长“不加以控制，到本设计末就会达到15亿，人口的增长会超过经济的增长”[5]。也正是如此，也才有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短短30年间，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就发生了从“高出生、高死亡、高自然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转变。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到2007年的12.1‰，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下降到2007年的37.5‰，按1990年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进行标准化后一般生育率下降到2007年的47.4‰。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2007年年末总人口为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减少了0.9个百分点。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少生4亿多人，使中国人口年增长占世界人口年增长的比例从1982年的18.4%下降到2007年的10.3%，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22.2%下降到2007年的20.1%[6]。

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一心一意抓经济，同心同德谋发展，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虽然其间经历了两次治理整顿，始终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基本格局，中国经济总量加速扩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07年的249530亿元。简单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基本格局呈现为这样一幅图画：一方面，人口增长率稳定下降;另一方面，经济持续增长，因而按人均经济水平迅速上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7年的18934元，扣除价格因素，2007年比1978年增长近10倍，年均增长8.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87.75%，这就意味着新增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新增人口的部分即人口增长的GDP耗损率[7]迅速减少。

二、农村人口迅速减少推进了农业现代化

农村人口的逐步减少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成长阶段的重要标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城镇化水平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排名靠后。198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19.4%，仅比1952年的12.5%增加6.9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27.3%[8]的平均水平。据第3次人口普查，1982年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73.72%，创造的国民收入仅占国民总收入的44.6%，劳均创造的国民收入不到500元[9]。农村经济落后，农业生产率不高，固然与“大跃进”、“文革”的冲击及经济社会发展政策有关，农村人口被城镇“二元化”制度束缚在土地上且农村人口多、农村劳动力土地等其他生产资料占有水平不高，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放松对农村人口与土地紧密联系的管制、实行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农村人地关系的尖锐矛盾便暴露了出来，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当然也就内在地提出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要求。但是，要全面放松也是不可承受的。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的农业与粮食安全、社会稳定是改革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许是出于如此的考量，从1984年起开始了以逐步放开为特征的人口管理制度的变革，并呈现出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和特色。首先，允许部分农民自理口粮进城[10]，然后是允许农民离土务工经商，开始了农民自我工业化或曰乡村工业化的探索和进程，接着是大力发展各类小城镇，默许各地19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地方为筹措城市建设资金，实行投资入户而形成的区别与城市户口的“蓝印户口”、农民购买城镇户口以及此后实行到现在仍然适用的购房入户政策[11]。大、中城市的扩张，工业交通的快速发展，大量征用农村土地而形成的“农”转“非”，保守地估计也在上千万。此外，近几年来各地探索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而实施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30年来，在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城市的情况下，农村人口年平均减少216万人。根据农业普查，1996年中国农业在业人口为42441.19万人[12]，2006年为34874万人[13]，10年间农业在业人口减少7567.19万人，农村在业人口占中国就业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76.3%下降到2007年的61.9%。农村人口的减少，提高了农村人均土地的占有水平，反映农业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农机总动力大幅度增加，农业规模经营稳定发展，农业生产力和生产率逐年提高。粮食产量从30473万吨增加到50160万吨，水果从522万吨增加到18136万吨，肉类从1056万吨增加到6866万吨，油料从522万吨增加到2569万吨[14]，农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102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8095亿元。

三、农民加入工业化推动确立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中国农村人口加入工业化是在城乡“二元”体制这个特殊的背景下进行的。由于对城市容量的担心和对农业与粮食安全的忧虑，先后出现了如自理口粮、离土不离乡、小城镇等观点，因而乡镇企业、个体工业雇工成为农民加入工业化的最初形式。1990年，中国乡镇企业总产值达8400多亿元，在业人口达9264.75万人[15]。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1980年代末期，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16]，但成规模转移则是在1990年代中期及其以后。据农业部抽样调查估计,1997年约为4461万人，1998年为5483万人，1999年为6683万人，2001年达到8961万人，2002年增至9400多万人[17]。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工总量达1.3亿人，占农村从业人员的27.5%，其中，在第一产业的农民工约364万、占2.8%，在第二产业的约7371万、占56.7%，在第三产业的约5265万、占40.5%[18]。农民工分别占第二产业的47.67%、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34.15%[19]。

进一步地考察，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与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改革开放头1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028亿美元，1993年为2000亿美元，2004年扩大到1万亿美元，2007年超过21737亿美元，其中，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由1980年的49.7%上升到2007年的94.9%，以食品、农副产品等为主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07年的5.1%，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比由1980年的7.8%上升到57.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比则上升至28.6%。

由于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化，而农民工工资报酬相对较低，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也没有落实[20]，劳动力比较优势全面确立，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国际资本纷纷进军中国，中国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场所。1996年以前，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规模并不大，但从1996年起，中国每年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了400亿美元，其中投资制造业的占63.52%[21]，由外商推动的中国对外贸易急剧增长。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进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

四、人口城市化迅速推进有效扩大了国内需求

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就是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需求不断扩张的过程。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不到10%增长到17.9%，30年间增长不足10个百分点，扣除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不到5%。改革开放后的30年来，城镇人口年平均增加1453万人，2007年达到59379万人，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7年的44.9%，上升了27.0个百分点，年平均上升0.9个百分点。1978-2007年，城镇就业人员占中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23.7%上升到2007年的38.1%。2007年末我国的城市数量达655个，比1978年增加462个;土地面积为62.2万平方公里，比1978年增长2.2倍;建成区面积达到2.8万平方公里。1978年中国仅有建制镇2173个，且以县城关镇和工矿镇为主，而2007年末中国共有建制镇19249个，建成区面积2.8万平方公里。

抛开征用土地农转非而致的农村人口城镇化，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基本途径是农村人口的自我城镇化，也就是投资入户、购房入户和购买小城镇户口。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农民自我城镇化的方式是不多见的。这种农民自我城镇化设置了一定的门槛，避免了农村人口城镇化和农村的“空心化”和拉美化。倘以1990年代初期小城镇户口平均0.4万元/人、中小城市2万/人、大城市4万/人[22]计，农民自我城市化为城市贡献资金应在数百亿甚至上千亿之多。处于农民与市民之间的且生活在城市而又无城市户口的农民工，若以2006年人均年工资14712元，农民工总收入在2万亿左右，每年在城市消费至少在5000亿以上。不仅如此，1990年代初期开始取消城镇住房实物分配、实行货币化分房以来，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1998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1.21583亿平方米，2004年达3.823165亿平方米，增长了3倍。2007年，城镇房地产开发投资25289亿元，占城镇全部投资的20%以上，房地产业增加值11854亿元，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1.8%[23]。以钢材产业为例，199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钢、钢材、生铁的产量分别为9384、8372、9239万吨，2005年分别为34936、37117、33040万吨，年均分别增长14.0%、16.1%、13.6%，2002年以来钢及钢材产量年均增速超过20%。目前，中国钢产量已经占全球钢产量的近1/3，位居世界第一[24]。

有研究表明，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万到120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倍到3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25]。2009中央1号文件鼓励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26]，将为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广东省2007年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面积422万亩，占农村家庭承包面积的14.4%，比2003年增加约100万亩。土地流转涉及农户202万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