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

社会流动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而热门的领域，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农村人口大量流人城市的现象，则更加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有关这一现象的研究，目前以两种分析框架为主:一是将社会流动放在社会结构中来探讨，首先设定社会是以分层或地位的方式构成的，然后再将流动的概念放入其间来考察各种社会成员因某些因素的影响而在其中形成的流动驱力、规模、方式、功能或由此而生的社会问题等（许欣欣，2000；李强，2002:294―311）；二是运用社会关系网络理论，将个体的流动过程看成是其通过建立社会网络来实现的。后者与前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后者不强调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属性，比如性别、年龄、身份、阶层等，而是强调个体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的相对优越位置，以及他所能获得的促使其流动的资源在哪里（边燕杰，1999:110―138）。在这一研究框架中，强关系和弱关系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分析概念。而信任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此一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汉林、王琦，2001:15―39；渠敬东，2001:40―70）。本文也打算用社会网络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社会流动，但我认为简单地套用现有的分析框架，一方面会模糊我们对中国社会网络特征的认识，另一方面会忽视此类概念中所包含的文化差异。故本文想从中国社会文化的角度重新分析这些问题，并结合我自己的实证研究来加以验证，以求得相关研究者对中国社会流动理论和实证研究的讨论和深化。

一、问题与假设

中国学者对于社会流动现象最初是在宏观的、结构的层面上进行分析的。比如我们从宏观层面上了解到，受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的推动，在社会上出现的流动人口中，农村外来劳动力人数为5000―6000万人（钟甫宁、栾敬东、徐志刚，2001:49）。而中国近几年的流动人口基本上保持在8000万左右的规模上（蔡、费思兰，2001:32）。在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分析框架的引导下，我们还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流向区域总是以内地向沿海、农村向城市、小城镇向大都市的转移为基本特征（蔡、费思兰，2001:15―26；钟甫宁、栾敬东、徐志刚，2001:52―57）。

然而，社会网络的研究近来开始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作为一种微观研究，该框架倾向于“分析将成员连接在一起的关系模式。网络分析探究深层的结构――隐藏在社会系统的复杂表面之下的固定网络模式……并运用这种描述去了解网络结构如何限制社会行为和社会变迁”（巴里•韦尔曼，1999）。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会发现，中国农民工在流动的方式和方向上存在着另一种重要现象：即在某一大中城市、某一社区、某一工厂企业、某一建筑工地或某一行业中，往往集中了农村某一地区的某几个村庄的人群。对于这一现象，许多学者都做过定量调查分析。其结果显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农民外出打工的信息往往来源于他们的老乡群体。比如一项对济南市农民工的调查（李培林、张翼、赵延东，2000:195）显示，他们来这里打工的主要信息是由他们的亲属、同乡、朋友等提供的，这种情况占75.82%。同一城市的另一项抽样调查（蔡、费思兰，2001:21）结果是，在1504人当中，相同的情况为81%。又有学者（钟甫宁、栾敬东、徐志刚，2001:78）在苏南的调查中发现，这种情况在外来劳动力群体中占到60.45%。还有学者（曹子玮，2001:82）通过对北京、上海和广州的600份问卷调查，绐出同样情况的数据是72.9%。国家劳动部通过对八个省份的调查（转引自李强，2002:133），认为这样的比例在54%，另外还有12%由私人包工队带出。但比较可惜的是，由于从事这一方面研究的学者对此现象太司空见惯了，因此他们不太可能在其中发现什么需要进一步探究的地方。即使有，也是对美国社会学家马克•S.格兰诺维特(M.S.Granovetter)的弱关系假设的证伪。因为格氏（1998:39―49）认为，求职者要想得到一份职业，其获得信息的途径主要来自于那些关系不亲密、交往不频繁的人群。其理论解释是，由于强关系是指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内部性纽带，因此彼此之间获得的信息重复性太高，相对有价值的信息也就过少。而弱关系的作用主要是在两个不同的群体中建立起了信息桥，由此人们就容易获得不重复的、有价值的信息。显然，用这对概念架构看中国，结果并非如此。比如边燕杰(1998:2001)认为，强关系在中国表现为人情关系，而人情关系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是强关系，其作用不仅是提供就业信息，更重要的是提供实质的帮助。又有学者（李汉林、王琦，2001:15―39,71―91）认为，城市里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都是强关系的。还有学者（渠敬东，2001:40―70）认为农民工在进城后才会逐渐使用弱关系来获得信息和资源。以上这些研究的两个突出之处是，他们首先肯定格氏的这对概念对分析中国社会中的农民工求职是有效的，只是获得的结论是相反的。

我的问题是，倘若中国人是靠内群体求职的话，那么信息的重复性对他们的意义何在，是因为他们更需要亲友的帮助而不在乎信息的重复性吗？依照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林南，1989:257），为什么在同一（农民工）阶层中社会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并没有导致他们同其他群体发生交换，而仍然选择内群体呢？边燕杰(1999:129)的解释是在中国“信息的传递往往是人情关系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人情关系的重要作用主要是在给予求职人员以照顾的方面，这一点当然同实际相符。但我认为，人情概念在中国既有强关系的意思，也有弱关系的意思，只不过二者的交往方式有所不同，前者如边燕杰所讲是义务性的方式，后者则是人们常说的“送礼”和“拉关系”划分方式。这两种倾向在黄光国（1988:14―18）的人情分类中即所谓“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的关系”。

可见，传统中国人的人情交往方式或内群体关系不宜套用强关系和弱关系这对概念来做解释，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对这一对概念做复杂性的加工（刘林平，2001）。在我看来，格氏划分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前提其实是建立在社会上的任何两个独立性个体之上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设定两个彼此独立的个体需要建立关系时，他们所能选择的方式就像格氏所讲的那样，只有通过增加交往的时间的量、感情的紧密度、相互信任和交互服务来获得关系上的亲密性。但是对中国社会关系构成的前提不能做这样的假设，传统中国人的关系建立靠的是天然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然后再进行复制或延伸出来其他关系，如朋友、同事、同学、战友等等，由于中国人一般不会设定如何在两个独立的个体之间看待他们的交往程度，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即使两个人彼此之间没有交往，但只要有天然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存在，就可以义务性地和复制性地确保他们之间的亲密和信任关系。比如说有两个彼此不相识的人，他们之间不具备格氏上面所说的四种交往性因素中的任何一种，但只要他们在初次交谈中发现他们原来是来自一个乡、一个村或一个族，他们的关系建立就可以超越通过数次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可见，中国人对“关系”的理解不单指只有通过交往才能结成的纽带，而更多地还是指种空间概念，或者说一种格局或布局性的概念。回观格氏的关系强度划分，倒属于一种地地道道的社交的、互动的概念。我所谓的关系格局或布局性表达正符合费孝通（1985:24―25）的“差序格局”概念之意，在这种格局中，虽然我们也说内群体，但这种意义上的内群体不是指一个体将其所属的群体作为内群体，将他不属于的群体视为外群体，而是说以他为中心的不同的差序关系既可以作为其内群体，也可以作为其外群体。如果我们还要在这里面划分强关系和弱关系，就等于要在此空间格局中确定一条不存在的界限，显然这是在把差序格局当成“团体格局”来看待了。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即使中国农民乐于通过不同圈子里的人来获得求职信息，也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信息重复现象，甚至还会产生求职竞争。那么这对他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有了上面的讨论，再来看这一点，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对需要外出求职的农民工而言，他们考虑问题的重点是，如果一种求职信息不是来自于他的内群体，那么这一信息是否可靠（高嘉陵，2001），也就是说，农民工求职的关键问题不是信息多少和重复与否，也不是关系的强弱，而是此信息是真还是假，如何保证自己不受骗。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中国人所能区分的信息真伪是由彼此信任的程度来决定的。如果我们套用格氏的强关系和弱关系来解释中国社会流动和求职，便会出现四点不当之处：1.他假定在一个个体独立地决定自己的择业方式的社会里，求职首先是求信息，这时他在弱关系中求到的信息比强关系重要。而传统中国社会里的人认为，个人求职首先是求人（边燕杰，1998），求不到人就求不到职业。好的职业是同联系上的人密切相关的。2.格氏的理论没有区分信息的真假，而是假定了凡是信息都是真的，既然信息都是真的，当然信息的重复是没意义的。但中国社会中的信息有真假。可靠的信息往往来自个人之间的信任，不可靠的信息往往由社会发布。这就促使求职者在个人之间寻求信息。3.由此，西方的更有价值的信息往往在内群体之外，而中国的可靠信息在内群体当中。4.西方人的内外群体是用来区分两个彼此独立的群体的，其关系强弱分明。而中国人的内群体概念只是从某一个体层层推出去的可大可小的伸缩自如的群体概念，其关系强弱不分明。5.西方关系概念是互动概念，而中国关系概念既是互动概念，也是空间概念。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看到获取信息和求得帮助的值得信赖度是从传统生活进入流动过程的求职者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因此本文假定，研究中国农民工在流动中的求职过程，首先是研究谁是最可能依赖的人的过程。如前所述，这个人不是用关系的强弱来划分的，而是由信任度来确定的。我这里所谓信任度不是指信息传递本身的真假及其程度，而是指接受信息的人根据什么因素来判断这个信息为真或者为假。现实生活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在信息的传递中，有亲缘关系（可以是非交往）的人的信息可能是假的，但因为是亲缘关系，接受信息的人把它当成是真的；无亲无故（可以有密切交往）的人的信息可能是真的，但接受该信息的人却把它当成是假的。原因是：前者是强信任关系，后者是弱信任关系，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代中国市场中出现了“杀熟”的现象，进而导致近来中国社会诚信的严重危机。

二、个案访谈与描述

本项调查始于2000年初，历时一年，调查的方法是访谈，理由是关于农民工外出打工的问卷调查在国内已有许多人做过，我们对他们外出的信息获得的不同渠道所占的比例已经有了基本了解。现在需要做的事是我们能否直接面对这些农民工，通过交谈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特别是对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能否有针对性地根据他或她本人的陈述来进行追问。为了能在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找到访谈对象，我所选择的城市是深圳、南海、东莞、宁波等。根据我在上面提到的情况，这些城市都在中国南部和东部的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我在那里有我的社会资源，利用这样一些社会关系，我同他们的谈话可以做到自然轻松，他们也愿意讲他们各方面的情况。因受文章篇幅的限制，下面是我访问记录资料中的一部分。当然从方法上讲，这些个案还不足以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论证我的假设，但愿以后有机会再对此作更广泛的量化研究。

案例1：T先生，34岁，农民工。采访地点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

我是湖南石门县人。你问我是怎么出来的？听人说广东有金子，我们在家乡看到出去打工的人回来把家里的房子都重新盖了，很羡慕，也想出来闯一闯。我是97年来的，算是出来得迟的。我们家乡第一批出来的是在89年，当时我们村里有个人过去出来当兵，转业后来到广东东莞的虎门海关工作，还当了干部，他打电话回家说，希望家里能带40多个女孩出来，那个时候这个消息非同小可，当地有关部门以为是人贩子，查实后发现是工厂招工，就让她们来了。我当时没有跟出来的原因是那时说只要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