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恩 杜洁 ：“现代梦”的别样回声

【内容提要】 本文尝试结合历史和当代两波乡村建设实践，在具体历史脉络下重新加以“复杂化”，反思“乡村建设―现代化”这一常见的二元对立假设，分析讨论乡村建设具体行动背后的三类思想资源：现代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本土思想与传统资源。正是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思想资源影响下，当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巨大冲击而急速转型时，作为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乡村建设、乡土社会和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多重冲突与复杂互动，这些矛盾混杂交错、相互转化。也因此，乡村建设存在着在现代化中“实践出”另类现代化的多种可能性。

【关键词】乡村建设现代化资源矛盾双重运动

一、引言

本文借用“现代梦”这样一个比喻意向，暂时搁置现代化常见的“史诗”式宏大叙事的角度，而以“农民、农村、农业”为基本立场和出发点，用同样丰富的脉络与充分的事实，尝试指出另一个不同的现代化，它之所以被称为“梦”，不仅因为其承诺与现实存在差距；也不止于其“美好、中立”形象背后所隐藏着的殖民主义和都市精英主义之武力与思维暴力；现代化的更大“梦幻”，还表现在“叙述者”们浪漫化的表达与其所产生的接受效果上，似乎他们和“听众们”都已达成共识――存在着某种“单一纯粹”的现代化，因此“冲击”之后的“反应”也可能是共同的。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脉络和复杂的现实层面，现代化的来源和传播不仅夹杂着各种政治经济诉求与诸多来自内、外部的限定与“拉扯”，对现代化的反应也自然充满着“差异”与张力，“冲击”所产生的“直接反应”与丰富多样的“另类反应”共存，它始终作为“现代化”百年史的内在产物，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反复不断地发生着。

本文所讨论的乡村建设实践也需要重新加以“复杂化”。非进行一般研究所习惯采取的“对象化”处理，而希望进一步讨论：乡村建设到底“包含 / 隐藏”着什么？如果跳出以往研究对乡村建设所做出的“成功或失败”的评价方式，[1]乡村建设本身的“两难”是什么？进一步说，如果我们暂时借用作为“‘宿命’的现代化（康晓光，2008：209）”这一概念，我们有什么资源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二、“另类”的空间：乡村建设的不同资源

正如我们后来人所看到的，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大论战相呼应，中国知识界也爆发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讨论。（罗荣渠，2008）而历史上的这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则同时是该讨论的发起者之一、实际产物与后续跟进。

类似讨论既让乡村建设实践的立场更加清晰，也让乡村建设不同团体获得某种“共同体”的感觉与命名。然而，正如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乡村建设运动遍于全国，却非自一个中心扩大起来，而是先后由各地发动的；彼此见解互相接近，而不无出入。” （梁漱溟，2005：591）

也即，除了乡村建设与各种主流发展思路不同，乡建团体内部也存在诸多的差异与张力，不同表现的背后实际则是支撑它们的思想资源与对未来理想社会（乡村）的想象不同，它们分别是什么？这些不同资源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现实实践又是如何表现和回应着这些不同脉络的资源？

在近代百余年来“屈辱自强”的历史背景下，影响乡村建设的思想资源及其对话对象可能包括：

（一） “现代化”思潮

近百年来的中西碰撞与全球化进程，西方元素当然是乡村建设思路的首要来源与参照。（潘家恩、杜洁，2010）它为乡村建设打开思路并重建价值提供空间，同时还带来包括现代社团、社会（教育）“试验”等新的实践形式。具体又可分为：

1. 晚清以来的变革思想与“新民”想象

面对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洋务运动以来的“器物说”到庚子事变的“制度说”，清末官方用了近半个世纪以不同形式学习并引进现成的“西方”，这样的“拿来主义”甚至延续到今天这一经过革命涅后的“制度决定论”。它既规定了我们与西方互动的基本方式，更使不管“器物”还是“制度”背后的西方文化价值都作为“现代化”意识形态而深入人心。

乡村建设也是产生于这样的基础之上，并因其对梁启超“新民说”的本土化实践而让这样“西化”风潮有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正是因为让“新民”与中国乡村及社会变革进行了结合，它尝试跳出一直以来的“自我客体化”，而试图为社会变革寻找定位“主体”，而这些“主体”不再只是常见的能人志士与民族英雄，而是最为普通但却多达三万万的中国农民。

历史乡村建设的重要代表晏阳初先生更是对“新民”赋予十分重要的意义与期待，其自我总结早期在中国的工作是推动“作新民”，随后在亚、非、拉三大洲则是“作天下新民”，甚至还让“新民”成为他一个儿子的名字。在他的理解中，“新民”将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基础，而中国的平民教育，则是使平民――民族的脊梁以适应现代工业和政治所必需的基础教育。（晏阳初，1992：101）

也即，这样的“新民”，是现代化所需要并更具适应力和竞争力的“公民”。

然而，“新”和“旧”永远都只是相对而言，只有存在着某种参照和标准（努力达到或努力摆脱），“新”才成立。可当“新”成为某种本质，并当“求新”成为前进的主要动力时，我们是否已经不自觉地陷落到以“现代化”为图景的“线性”游戏中？

2. “五四”以来“科学、民主”思潮与“启蒙”情结

根据《中国现代化史》的分析，“如果说晚清以来的‘乌托邦’思潮保持着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认同和价值选择。那‘五四’后知识分子所焕发的乌托邦热情，则表现了其超越西化而重觅未来理想社会的热忱。”（许纪霖、陈达凯，1995：356）同时，“五四”以来更加激烈的内外刺激也让许多知识分子转向超越“书斋”的社会改造。这些都是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背景与基本环境。

这样一种对“五四”的开放性阅读，更在刚刚离世的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那里得到充分的展开，在《另一个“五四”》这篇长文里，沟口先生专门谈梁漱溟思想与“五四”的互动，他认为正是梁先生开创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五四”，它“既不同于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五四’，也不同于以往人们由常识所认为的‘五四’是反对和打压宗法的、儒教的传统思想这样的道路。总之，这是一条与毫不妥协相对立的另外一条道路”。（沟口雄三，1997）

的确，丰富的“五四”不仅直接产生了北大平民教育宣讲团这样的“平民教育”雏形，乡村建设运动所大力推广的“合作社”基本思想也是那个时候引进的。而梁漱溟先生总结乡村建设最核心的八个字：“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梁先生在结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和他整套乡建理论的前提下，对“五四”所倡导之“科学”“民主”两面旗帜的修订与取舍。

如果说晚清产生了启蒙的对象――“新民”，“五四”则让停留在口号和理论阶段的启蒙与其行为主体进行了直接的互动和结合。同时，“‘五四’后弥漫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激情和对西方的不信任情绪，为现代化批评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许纪霖、陈达凯，1995：363）而乡村建设正是被孕育与呼唤出来的其中一种社会实践。

（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除上述资源外，两场乡建的脉络和资源中都已包含着西方社会及现代化内部的自我质疑与反思元素，并同时与全球范围内革命思潮的兴衰和传播紧密相关。因此，这些带有“另类（Alternative）现代化”诉求的乡村建设实践也必须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双重历史语境（寻求现代化与对西方现代化种种历史后果的警惕）中解释。

1. 现代化的自我质疑与反思

根据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基于充分史料而做出的分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暴露了各种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被沾满了血污，于是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同时在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温和地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罗荣渠，2008：代序第8、9页）

同时，正如学者汪晖所指，“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成为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现代思想及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是以悖论式的方式展开他们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会实践的。” （汪晖，2008：65）

也正是通过这些中国知识界“忽然”到来的新转变，外加随后1929 ～ 1933年大萧条经济层面上的严重验证，这些综合因素无疑催生出了反思“西方式”现代化的某种氛围。只有回到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才能理解“新派”知识领袖梁启超在欧洲之行后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他为何会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而梁漱溟先生何以在本应“自卑”的大时代里保持着如此高亢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梁漱溟，2005：152-157）

正因如此，“理想”和“对照”中的乡村建设不仅能使中国得到现代化的好处，同时还能“避免西方过度都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精神及物质上的罪恶。”（艾恺，1996：248）

2. 革命作为“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对乡村建设的影响

西方诸国近百年的掠夺外加现代化和资本主义逻辑的传播，导致了中国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潘家恩、杜洁，2010）继续“现代化”似乎提供不了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伴随着理论界对西式“现代化”的质疑，也同时引入另一种尝试解决“现代性”所产生问题的方案与思路――革命，特别是从与传统“西方”有着一定区别的俄国传来的“共产革命”。而此时，作为现代化“抽取”资源之后某种“废墟”的中国农村，恰好为这样的激进变革提供了广阔的土壤。

虽然“革命”最激烈并又最具规模效果地实践着“反现代性”，但正如汪晖先生早在1997年就已经提出并分析过的，这样方案虽然携带着“反现代”的特征和目的，但当其在具体脉络中演绎并受到各种现实力量限定后的结果，无疑也只是某种“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汪晖，2008）

而革命对乡村建设的影响则具体表现在：

首先，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后的“北伐”，各地农民运动迎来了大发展的高潮，特别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动员效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乡建派在农村的实践开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证明与舆论准备。

其次，因为共产党在各地发展迅速，出于争夺对基层控制的需要，同时为战争和现代上层建筑提取税赋与兵丁，这对国民党政权形成很大的威胁与竞争，而尚未完全统一和稳定的国民党又不可能有真正的实力来大范围地推广试验某种“稳定乡村”方案，这在客观上也迫使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为“非共产党”的民间乡建运动“让”出一定空间。这一点在梁漱溟的意识里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