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金莲：糊口与养老：当下农民种粮的二元动机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在生产力低下，生态环境恶劣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种粮是为了求生存;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民种粮是为完成国家计划，间接获得生产资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小农家庭作为独立的经营核算单位，农民种粮为家庭谋求利润;而在当下，年轻农民种粮是为了糊口，年老农民种粮是为了构建养老保障。农民不种粮已经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背景下，关注农民种粮的动机，从正面扶持，不失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可鉴之途。

关键词：种粮动机 种粮养老 种粮糊口

传统小农社会，皇权与乡村社会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循环系统，天高皇帝远，而人们生产生活的圈子不会超过自己的村庄，在自我封闭的生产生活圈子，种粮是人们获得生存资料的唯一来源;随着国家政权下乡、政党下乡，国家政权力量逐渐深入农村社会，以改变小农分散、隔绝状态为动力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将粮食的收益、分配权收归国家所有，农民则在国家统一的计划之下完成粮食的生产任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中央统一计划分配的局面，在定额完成国家粮食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自由出卖粮食，而封闭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粮食种植是农民获得经济来源的唯一可凭职业，因而在通过种粮所得的利润，提高家庭经济收入的背景下，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而城乡二元体制的瓦解，使得农民流动的自由和合法化，农民收入以及从业导向的多样化，农民种粮的动机不再呈现出单一的偏好，而是在不同的年龄层中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一，农民种粮动机的历史变迁

种粮为求生存。一方面，种粮是传统小农求生存的必由之路。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中，农民自身缺乏强有力的生产工具的辅助与高科技的技术支撑，但却面临着不可预期的自然灾害以及飞禽走兽的侵袭，与农民争抢少的可怜的劳动果实。詹姆斯・C・斯科特对恶劣环境下的小农生产动机做出了深刻的描述：“在大多数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里，对事物短缺的恐惧，产生了‘生存伦理’……农民的家庭问题，说白了，就是要生产足够的大米，以养家糊口，要买一些盐、布匹等必须品，还要满足外部人的不可减少的索取。”[1]只有尽可能保证粮食生产，才能消除“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可见，种粮是小农获得生存的必要选择。另一方面，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氛围中，种粮是受统治者推崇的小农生存之道。在皇权不下县的背景之下，皇权要保证整个统治秩序的稳定，便对社会等级秩序做出了严格的界定。始于《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柱石)民也。”士是国家管理者，社会地位最受尊重，紧随其后的便是农民，祖祖辈辈固守在一块土地上，为皇权提供粮食、赋税、徭役供给，而流动性大的商贩则带来了滋事与未知的风险，让统治者极为头疼，孔飞力《叫魂》一书，以细腻生动的笔触道出了他对统治者心态的洞察，引起汉学家的共鸣，指出“在官僚心中，不管什么人，凡四处流浪的乞丐都是对公共安全的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无法纳入控制。官方认为，任何不受其控制的行动都具有危害性。”[2]因而，官方会不断采取措施抑制商业的发展，推崇农业使农民固守在土地上，以利其管理。综上，不论是对稀缺生存资料的追求，还是对生存环境的渴求，不论是小农的个体动机还是皇权的统治需要，都使得农业，即在当时条件下的粮食种植，成为农民生存的必然选择。

种粮以完成国家计划。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以及改革，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政权开始逐步向乡村渗透，始于50年代之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渐将分散的农民纳入到政权体系中来，在国家工业化的总体需求之下，农民的生产、生活乃至交往，均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范围之内。家庭作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生产单位的现状被打破，由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破坏了小农赖以存在的前提和组织基础，小农的生产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由过去的一家一户自主经营的方式，转变为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集体化的共同劳动。它改变了传统小农的生存状态，使小农与小农紧密地、但是机械地结合在一起，更主要的是，它将小农置入一个能够与国家权力直接发生关系的一体化过程中。[3]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农民逐渐丧失生产的决策权，生产与收获分割，只能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之下，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源积累。此时，农民种粮不再是直接收获食物，而是衡量劳动成果的工分，农民关心的不再是显性的粮食产量，而是隐形存在国家计划之下的家庭工分的获得。另一方面，在城市生产生活资源及其有限的条件之下，将生产资料的获得与严格的户籍制度挂钩，限制小农的流动，使得小农没有选择其他职业的自由。综上，建国以来的合作化时期，小农只能按照国家的统一计划，为工业发展贡献体力、智力，提供资源积累。

种粮求获得利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得家庭重新作为独立的经营核算单位，农民再一次拥有的独立的生产决策权，并直接获得生产成果的收益，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在交足国家的议价粮之后，将剩余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利润收入，而生产技术的改进极大的增进了剩余粮食获得可能性。另一方面，在依旧严格的户籍制度之下，农民的流动受到限制，其生产选择的视野仍然局限于能看到的村庄范围之内，从事粮食种植成为农民获得利润收入的主要来源。综上，此一时期，农民种粮是为获得利润。

由是观之，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环境极其恶劣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种粮是为了求生存，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民种粮是为完成国家计划，间接获得生产资料，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小农家庭作为独立的经营核算单位，农民种粮为家庭谋求利润。而眼下，粮食的高产早已解决口粮问题，农民不再为生存发愁，国家放手小农发展农业生产，农民不再为完成国家计划而种粮，户籍制度解体，使得农民能够自由流动于城乡之间，农民纷纷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生产所获得的利润远远高于粮食种植，为了利润而种粮也无法解释小农种粮的动机，因而，要重新审视农民种粮的逻辑。

二：糊口与养老：当下农民种粮的逻辑

种粮成本猛涨，农民种粮不赚钱。笔者通过对湖北枝江市、安陆市、南漳县等县市，较为偏远属于传统的农业生产区域的多个村庄的调研，了解到在风调雨顺的自然环境下，且是没有病虫害的正常年份，在2010年，一亩农田种植水稻，以中稻为例，单产在1000斤左右，毛收入在1000元左右，其投入的成本为，肥料80元/亩，农药180元/亩，机耕80元/亩，收割120元/亩，插秧90元/亩，共计550元。即成本占到总毛收入的一半以上，而这期间的农田水利管理、水稻除草、水稻喷药的所耗的人工排除在外。所以说种粮不挣钱，一点不为过。既是无利可图，农民坚持种粮的动机何在?通过与众多种粮农民的交谈与讨论中，捕捉到年轻的种粮农民与年老的种粮农民不同的种粮动机，概而言之，年轻农民种粮为糊口，年老农民种粮为养老。

(一)糊口：年轻农民种粮的目的

种粮糊口，做为务工的保险投资。年轻农民外出务工的同时，利用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坚持粮食的种植。邓大才教授曾对这一现象做了深刻精辟的分析，“大部分长年在外打工的农民,不放弃耕地,种植少量而不能获取利润的粮食。打工家庭种植一定的粮食,的确是为了“糊口”,为了“口粮”。在这个意义上,打工农民是为生存而种粮,但是种粮并不是“最大化行为”,或者说不是农户的最优选择,只是应付打工而进行的风险投资。[4]笔者同意打工农民种粮的风险化解投资动机，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糊口”农业是为生活而种粮，并非是为生存而种粮，他们只是为生活的持续性构建稳固保障，货币可以很轻松的解决生存问题，务工的农民已经不再有生存压力的威胁。

种粮自给，作为兼业农业的附属。少数留守农村的年轻人，或有手艺在村庄附近做活，或成为鱼塘、养殖等专业养殖户，或完成了产业化转型种植高经济价值，能够获得高收入的农产品，总而言之，这部分年轻农民中，粮食种植已经远远不是他们获得收入的主要渠道，只是获得口粮的自给或称之为“糊口”，以降低生活成本，粮食种植只是生产的附属，他们本可以不种粮，或是出于习惯或是出于便利的生产环境，而种粮。

种粮补贴，作为补充家庭收入的长线投资。部分在外务工以及留守于农村的农民，熟知国家的政策走向，他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当下种粮所能获得的即期收益，而是站在更高的视角，考虑到国家惠农政策的长期走向。因而，当下即是种粮很辛苦，种粮不赚钱，种粮不合算，看到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与惠农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宁可出资请人完成农业耕作，即使在亏本的状态下，也会坚持种植粮食，凭借他们对国家对种粮农民扶持力度将不断加大的预期，将种粮作为日后获得国家不断增加补助的长线投资。而在盈利总目标的驱使下，他们不会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大面积的种植粮食。

综上，年轻人种粮，其总的目标是糊口，将其主要的精力投入到务工、养殖、经济作物种植等收入高的行业，而种粮只是为了减少生活成本，为当下生活的可持续性做的保险投资，以及在国家大力扶持农业的背景下，为收入作的长线投资。

(二)养老：老年人种粮的缘由

种粮是唯一技能，不种无法养老。种粮是责任，通过交换来养老。种粮是自愿，减轻子女养老负担。

种粮是唯一技能，不种无法养老。市场化的背景之下，农民在日益扩大的交往圈中，不断地分化，部分能力强敢闯敢干的农民走出去，打造了一个新天地，而一些传统的农民由于薄弱的社会关系以及自身能力的欠缺，没能走出村庄，并且除了种田，没有其他的求生技能，在我们在湖北多个县市的农村中，碰到大量的70多岁的农民仍然自己耕田种地，承担沉重的农活，问起缘由时，其答为：“不种没的吃啊，又不会干别的。”“您这么大年龄了，子女不养您吗?”“哎，儿子孩子要读书，以后要结婚，比我们负担还重，哪里有钱养我们呢”。老人对年轻子女的谅解令人温馨又寒心，但是农村老年人养老难的现实不可回避，靠国家养老金，金额少无法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靠子女，子女自身的负担沉重不堪，无暇顾及老人。到最后，农村老人严峻的养老现实是，只有老人卧病在床，丧失劳动力才能得到子女的赡养，能活动的老人都在劳动，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全部或者是部分生存资料。

种粮是责任，通过交换来养老。简言之，子女为老人提供生活物资，而老人则以为子女照看、耕种农田作为交换。在传统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5]围着一小块土地，获得所有的生活来源。因而，一旦家里的孩子成人、成家，家中的良田就要转移到孩子的名下，使之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家中的长辈随之退居二线，接受孩子的供养。而在当下的农业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年轻人以外出务工为主，不愿留在农村从事粮食种植;另一方面，机械化的大量引入，极大的解放了劳动力，这样年轻人可以自由外出的同时，通过家中老人借助机械化的帮助，继续种植农田，因而，孩子的成家立业不仅没有使老人减轻负担，反而使老年人重挑起了生产的负担，年轻人由于在外，见多识广，较多的掌握生产的决策权，使老人在农村生产中仅承担工具性的角色。年轻人通过年终为老人购置新的衣物、给予老人一定的经济补偿等作为与老人的劳动做交换，而在老人看来，这种交换是一种责任，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种粮是责任，这种责任建立在农民与国家之间，当下，种粮也是责任，但这种责任建立在代际之间，老人以为外出务工的子女保护农田，构建其日后返乡生存保障。在这种责任之下，老人毅然承担起种粮的任务。

种粮是自愿，为减轻子女负担。不同的地区之间经济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使是同一地区的农民家庭，经济收入高低不同。在我们调查的村庄中，有老人自己经济条件较好，其子女收入可观，且孝顺，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放弃种田这一辛苦的职业。跟我们解释道，农民嘛，不种田干什么呢?我们现在好手好脚的，自己劳得动，子女也有负担，我们不想给他们添麻烦，自己种一点，吃穿也大方点。显然，老人仍然种粮的动机既是为子女减轻负担，更是希望自己能够有尊严的养老。

由此，不论是生存的唯一技能，不得不种，或是作为获得子女供养的交换条件，或是减轻子女负担并实现老来能够有尊严的安度晚年，老年人中粮的目的是为养老。养老农业也成为粮食种植的现状。 综上，对农民种粮动机的解释已经不能用单一的逻辑来解释，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糊口与养老是当下农民种粮的二元动机。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2](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1999年版,第66页。

[3] 刘金海.社会化小农的历史进程：中国的经验[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04) [4] 邓大才.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 ( 03 )

[5] 费孝通.乡土社会: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