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鸣：留守农村成为现代社会最脆弱的地带

留守儿童或者说村庄，并非总是被创造财富的城市人们提起。这是一个撕裂的社会形态：城市越来越大，而农村越来越小。不仅仅是空间意义上的大与小，更重要的是指劳动力分布意义上的多与少。

有媒体报道一个村子说：放眼全村也难找一个20岁的青年。30岁和40岁同样如此。这个年龄段的人并非不存在，而是已经离开。当了20多年村支书的龙求子说，大概从世纪之初开始，有力气的人陆续到外地打工，至少有半数村民不在家，有些人多年没有回来过。

这个普通的村庄衰落，其实是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典型标本。我们在享受大城市带给人类的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时，除了每年春节大迁徙之外，农村很难再引起人们的主意，货币化就像一张网，撒向全国的每一个地方。或是出于生活的压力，或是出于金钱的诱惑，或是出于增长阅历的好奇心态，时代农耕渔猎的民族正在转向冰冷的车间、陌生的人群以及繁华中泛着算计的城镇。

很难想象，过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散漫而勤劳的农业生活的农民，竟然能够在短期内转入富士康式的工厂、并迅速从街头小贩转换成为腰缠万贯的企业家。中国经济增长的所谓奇迹，从反思层面来看，就是这样的小人物们一点一滴的积攒出来的，也为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标签。

然而，农村与城市的分野越来越大，地区差距鸿沟也越来越深。从春运一票难求和拥挤程度就是不言自明的注释。留守地区的治安越来越差，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一人强奸上百人的败坏公序良俗的事件，老弱病残的农村留守组成的社会，其防御能可想而知。盗贼变成白日强盗，留守儿童难有好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人生的起跑线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差等有序。

随着城镇化摊大饼式的展开，农民不得不面临着另外一场保卫战。保卫他们的土地，圈地运动越来越猛，当地方官员拿着各种各样的文件变成土地财政的摇钱树时，农民的利益难以受到有效保护。温家宝总理称，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农民的土地，但是，当土地成为一种最宝贵的社会财富时，强拆和强占就成为一种自发性的主旋律。地方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执行者更是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最近这些年来可以明显的看到，“土地爷爷”和“土地奶奶”式的贪官越来越多，因为土地所有权不明，正好是贪官污吏的孳生场地。有的甚至伪造法律和政策，目的就是毫不费成本的圈地，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社会诉求无法满足。拆迁中国和圈地中国，是现实的最大的利益纠葛，如果处理这些问题，是真正的最大事情。因为不管政策视野有多么宏大，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关系上，如今货币泡沫和土地、房子纠缠在一起，成为利益杂货店，也是当前社会分层的最重要的符号象征。

在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下，农村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社保和养老金。当经济萧条出现危机之时，还有“一亩三分地”是最低生存限度。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一旦出现天灾人祸、经济危机，典型的流民社会就会生成。不仅仅对经济发展造成威胁，更是对社会安定的基础构成破坏。

农村已经成为最薄弱的环节，并非农村没有生产能力，而是不平等政策倾斜造成的。地方政府热衷土地财政，经营城市赢取显著的政绩，而无心去管所谓广大农村腹地。金融系统城市占据绝对优势，农村投资少当然很难获得辉煌的成就。城镇就像一块一块巨大的海绵，吸干了广大农村的最好的劳动力。培养地辛苦培养的人才、丰厚的资源以及各种各样的财货被吸走，特别是东部沿海的地区，借助政策发达起来，现在已经形成超强的机制，将全国最好的资源、人才、财货像黑洞一样虏获。农村的内脏被掏空，是我们的最大软肋地带。

中国农民市民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充满着活力与张力，兴奋与愤怒，希望与失望，在这样巨大的转型期，如何保护好最不得利者的利益，乃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