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日本“下流社会”何去何从

今年6月，笔者在东京著名学术书店“三省堂”看到一本红色封面的文库本新刊被整齐地码放在醒目的位置，旁边的架子上，贴有《朝日新闻》书评的剪报。仔细一看，原来是著名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1933年，因犯有所谓冒渎天皇的“不敬罪”，遭当时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警视厅“特高课”虐杀的小林多喜二79年前的著作，竟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大国卷土重来。据推出文库本的出版方新潮社透露，去年以前，每年印刷、投放5000册左右；而今年，则连续增印，已突破30万册，成为年内第一大畅销书。

同一时期，纯文学杂志《Subaru》(《昂》)6月号推出题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反击》的特刊；NHK专题纪录片《Working Poor》(劳动贫困，意为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摆脱贫困)创下收视率纪录；超左翼刊物《失去的一代》创刊，卖得超好，面市两天便增印；《资本论》新译本出版，一些20多岁的青年派遣社员(指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相关用人单位的非正式雇佣的短期、廉价劳动力)结成《资本论》学习会，研究自己被剥削、榨取的秘密。在这种形势下，近年来，因国会席位过少，在日本社会已成边缘小党的日共，因其对社会贫困化问题的关注，往日门可罗雀的状况竟为之一改：委员长志位和夫演讲撰文，出镜频频，俨然成了媒体新宠；从去年9月开始，党员人数以每月千人的速度稳步递增，一年时间，“新米”过万，乃至“日共泡沫”成为话题。

种种迹象表明，长期以来以所谓“一亿总中流”傲然于国际社会的日本超稳定的中产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崩溃、分化与重构的过程。在三浦展的通俗社会学著作《下流社会》成畅销书之后，媒体甚至有“一亿总下流”说法。在这个“化学反应”过程中，“物质”(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本身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及其带来的剧烈震荡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日本的世道人心，乃至可能使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正迅速变身的社会转型“中途改道”。

“一亿总下流”化的实态

日前，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了2007年度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日本家庭平均收入为566万日元，比经济高峰时的1994年减少近100万日元；感觉“生活艰难”的家庭比例连续6年上升，达创纪录的57.2%。与此同时，日本家庭的构成呈进一步老龄化和少子化态势：2007年，拥有65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的比重首次突破40%；在这些“高龄”家庭中，有48%的家庭全部由老年人组成，三代同堂式家庭的比例仅占18%，而由老年人照顾老年人的所谓“老老看护”型家庭的比例则继续上升。

1995年，享受生活保护(相当于我国的“低保”)者为88万人，现已达150万人，为史上最高纪录；这个历来以高储蓄率著称的国家，零储蓄家庭从2000年的12.4%激增至2006年的22.9%；非正规雇佣者占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达33.5%，而在24岁以下的人口中，则超过50%；尤其是年轻女性中的一半多为非正式雇佣者，如果她们不结婚的话，几乎注定要与贫困为伍。

毋庸讳言，今天的日本正直面经济高度成长以来的最大危机：贫困。而且，这种贫困，是干不干活都贫困，甚至是越干越贫困。诗人、评论家吉本隆明命名为“新贫困社会”，指出现状已接近战败初期的贫困时代：“近四五年，社会进入应称之为‘第二战败期’的阶段……干活、干活，可无论怎么干生活也难以轻松的实感，正在年轻一代蔓延”；这种状况导致人的心病陡增：“今天的日本，相当于产业革命时代的肺结核的，怕是精神疾患吧。”

更严重的是，目前的贫困，并不单纯意味着物质的贫困。在传统的日本社会，纵然暂时面临经济的窘迫，以家庭和地方共同体为依托，或尝试新的工作，或协助家业，从长计议，为将来重做打算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但现在不同，不仅为低收入所困，而且老龄社会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凋敝，使人孤独无所依，连从眼前的困境中举拔出来的支点都不具备，遑论明天――一句话，是一种毫无前途可言的浮萍状态。

一个颇具象征性的可资参考的数据是关于自杀者数的统计：连续10年超过3万人；2007年为33093，比前年增加938人。据警察厅按自杀者遗书的分类、统计，自杀的理由依次为生计问题、工作环境、健康状态。而自杀者的年龄，则多集中于30多岁和60多岁这两个世代，一边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一边是刚刚退休，好容易喘口气，筹划“第二人生”的时候。对前者来说，年过而立，看破无论再怎么努力，状况也难以好转的残酷现实(客观上，多数劳务派遣公司，薪水到被派遣者30多岁就封顶)，只好断念；而对后者来说，退休后收入大减，自己的储蓄额和国民年金所能给付的退休金都已明确，失去工作后“第二人生”的一筹莫展，加上对健康状况的担忧，构成晚年生活的不安和恐惧的根源。

日本非正规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和坐大，非一日之寒。远的不说，据日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从1997到2007年的10年间，非正规雇佣者就增加了580万人，而正规雇佣者(正社员)人数则减少了371万人。如果是高增长的景气时期，经济规模本身在不断扩大，纵然有再多的非正式劳动者，正规雇佣的正社员们也断无失去饭碗之虞。但今天，随着经济萧条的长期化，从政府机构到大企业，对“效率”的追求高于一切，定员定岗，订单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员编制的扩大和工资收入的上浮。相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为非正规雇佣者改善待遇，便等于堵死了“正规军”们薪酬成长的空间。

因此，倾巢之下，安有完卵？非正规雇佣者的低薪酬不但没能为正式员工的合理待遇提供保障，反而把后者的薪俸给拽了下来。其结果，政府机构和企业中，对白领的忧郁症、过劳死及自杀等劳动保护灾害的认定数量，已达史上最高水平。可以说，“下流”化的结果，连中流也自身难保，最终成为社会普遍“下流”化的牺牲。用日本作家、前“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全劳联)的专职谈判专家，致力于派遣劳动者受害支援的浅尾大辅的话说，如此状况，导致对现代日式资本主义的三重破坏：即“生存的破坏、自豪的破坏和未来的破坏”。

“下流社会”是如何酿成的

笔者服务于占日本GDP1%的综合电机公司时，曾听一位老板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国家，只要你服务于一间过得去的公司，干上10年、20年，公司对你的回报总应该让你够娶妻生子、买车买房，维持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常识。”

他说的是“实话”。曾几何时，日本企业提倡终身雇佣，只要一就职，公司的“年功序列”不但保障薪酬的不断增长，国民年金制度也承诺退休后稳定的生活；健康保险、雇佣保险等自不在话下，社宅和社员旅行等优厚的福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除此之外，“劳动组合”(工会)通过日本特有的劳资谈判方式，以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型薪酬体系的统一框架内工作的企业内全体劳动者为对象，在不对劳资关系构成本质伤害的前提下，一年两度或数度展开对资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集体交涉(诸如“春斗”、“秋斗”等)。作为员工个人，就算再平庸无能，只要肯付出，以公司为家，用不着自己出头，一切都有制度性保障，每个人都相信“公司不会亏待我”。乃至经过战后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上班族便养成并习惯了上述“常识”。客观上，也构成了日本社会的“安全网”和国民“公”的意识与道德资源的支撑。

可殊不知，30年河东河西，此一时彼一时也。泡沫经济崩溃后，如此“常识”即使尚未被颠覆成“非常识”的话，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动摇。而风起于青萍之末，最大的始作俑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登场，可追溯到20多年前，最初是以行政改革的形式出现的。1981年，铃木善幸内阁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平衡国家预算，以应对日益深刻的财政危机。为达成此目标，动议进行旨在缩小财政规模、削弱政府职能的行政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减少公务员、国企民营化及诸多领域的解除管制(所谓“规制缓和”)。从那以后，历经15任首相，或多或少，或有力或无力，始终朝着这个既定的大方向推进。而决定性的推动，无疑是小泉纯一郎任内的“构造改革”。这里既有小泉本人的个性因素，也有泡沫经济等客观性因素，还有美国等国际因素。总之，被认为“史上最亲美政权”代表的小泉，凭借其政治上与布什惺惺相惜的新保守主义权威，在经济上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加上其差强人意的政权凝聚力和5年有半的任期，及国内保守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环境，“构造改革”虽然没能被“进行到底”，但岛国的面貌为之“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客观上，泡沫经济崩溃后，为不良债券等问题困扰不已的大企业，在有可能长期化的萧条中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随着像美国似的那种作为企业经营者，首要的工作是赢利，而不是照顾员工的商业意识形态被正当化，传统日式经营理念开始让路，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国粹”迅速被抛弃。1999年，随着劳务派遣法的修正，原有的管制被放宽，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转眼间便充斥市场，人满为患，大企业资方额手称庆。

开始时，财界对大企业的裁员还抱有一定抵触。当日产汽车的巴西籍CEO、被称为“成本杀手”的卡洛斯・戈恩宣布实施其庞大的裁员计划时，经团联会长奥田硕曾苦言相劝。但小泉上台的2001年，一下便有120万白领“下岗”，财界很快就适应并习惯了“构造改革”时代的游戏规则，甚至乐此不疲，乐不知返。

但是，当由企业、家庭及区域社会构筑的“安全网”被层层拆除之后，要阻止贫困化的蔓延，只能靠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社保体系其实非常脆弱。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社保支付额度占GDP的比例仅为17.7%，虽然比美国略高，却大大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26%)。而小泉的“构造改革”，却首先拿本来就已很薄弱的公共事业费开刀，所谓“从容易砍的地方先砍”。于是，从2002年开始，每年以2200亿日元的额度，连续削减；进而，2006年出台的《关于经济财政运营和构造改革的基本方针》(“骨太方针”)，又确定了未来5年内进一步削减1.1兆亿日元(1兆=1万亿)的框架。这项被称为“安全网拆除工程”的事业，现在尚在进行中。

如此，几年下来，尽管日本的大企业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但整个社会的公共事业却已面目全非。一个贫困蔓延的“格差社会”，作为小泉“构造改革”的负面遗产，不仅受到国民的批判，且必将在后续政权中被加以纠正。

“下流社会”定型化的危险

最近发生的两个事件，极大震动了日本社会：一是去年，北九州市52岁的患病男子，由于丧失生活保障，留下一纸“我想吃饭团”的遗书，在电、煤气都被切断的房间里活活饿死的事件；另一个是今年夏天，25岁的男性派遣劳动者在东京秋叶原街头挥刃乱砍，致7人死亡、10人受伤的无差别杀人惨剧。事件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使人们在看到贫困其实不远，就在身边的同时，真切地认识到贫困的可怜与可怖。尤其是后者的反社会凶恶犯罪的性质，更使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虚拟的“左翼”向“右”急转的危险性。有迹象表明，这种担心绝非多余。

去年1月，“飞特族”(日人根据英词“Free”的造语“Freeters”，近乎中文的自由职业者)出身的“失去的一代”(日本社会对25~35岁的年轻世代的称呼)自由作家赤木智弘在《朝日新闻》系学刊《论座》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叩问丸山真男――31岁飞特族，希望是：战争》，舆论大哗，据说当期杂志比往常多卖了一倍。

赤木根据其自身长期作为派遣劳动者为生存四处奔波的“下流社会”的经历，为人们揭示了为什么身为贫困层的年轻人却支持活力门(Live door)的堀江贵文等新贵阶层，甚至对小泉、安倍这种一手制造了“格差社会”的保守政权也充满“好意”的貌似自相矛盾的谜底：“对我来说，年轻人的右倾化并非不可理喻。一个极单纯的道理：如果日本军国化，战争爆发，死很多人的话，社会便会流动起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希望如此。”“……我们这些低薪劳动者，被社会放任已10年。社会不但不曾对我们伸出援手，且骂我们没干劲，成了国家GDP的分母云云。只要和平继续，这种不平等便会持续一生。若打破这种闭塞状态的话，兴许会生发某种流动性也未可知。而作为一种可能性，那便是战争。”

挣扎于“下流社会”的年轻人为打破“和平却令人窒息”的“格差社会”，重建某种合理的流动性，却不得不诉诸战争的极端手段：“非常遗憾，正如我们不得不希望的非常手段那样，社会的差距如此之大，而且已被做成不可撼动的定型化的东西。”

而为什么要“叩问丸山真男”呢？丸山是战后日本知识左翼的代表人物。1944年3月，时年30岁、有“思想犯”前科的丸山接到了召集令，旋即被作为陆军二等兵派往平壤。而那些连中学都没上过的一等兵，却免于在战败前夕被派往沙场。对丸山来说，战争时期的征兵制确是一种不幸；但对那些连中学都没上过的一等兵来说，欺负一个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精英，如果不是战争所赐的“机遇”的话，永远都不可能。换言之，正是战争，在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一等兵的眼前，展现了打破等级社会的藩篱的希望――也是“流动性”。

最后，作者说道：“……如果社会在和平的名义下，对我持续性地恃强凌弱，对我菲薄的幸福梦想持续性地加以嘲弄的话，那时，我便会在内心希冀‘全体国民持续受苦的平等’，并不假踌躇地把它作为我的选项。” 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