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贵芬：「后殖民」的台湾演绎

台湾「后殖民」论述兴起的脉络

在步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回顾世纪末十年来在台湾文化学术界引起普遍注意和参与的「外来」理论，「后殖民」论述堪称其中不可忽视的一脉。从战后台湾文化生态来看，九Ｏ年代几次以外文系学者为主的后殖民理论论战，可算是从六Ｏ年代白先勇、王文兴等人引介现代主义理论之后，外文界学者再一次积极地介入本土文化的争辩，透过西方流行理论和当下（解严后）台湾文化做面向复杂的对话。但是，相较于六Ｏ年代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横的移植」和「漂泊」、「放逐」等等概念，九Ｏ年代台湾「后殖民」论述的演绎却自觉「横的移植」这样外文系知识传播典范隐含的殖民架构，在挪用西方流行理论之时不断质疑「挪用」过程牵涉的种种问题，影响所及，「在地化」、「本土化」等等字眼时时在此类论述里浮现并反复辨证。

与现代主义相较，台湾「后殖民」演绎场域里所进行的本土文化与西方理论交会，显然更多了点「后现代式」的自我批判姿态。吊诡的是，这样不得不然的自觉性（self-conscious）论述姿态正反映了台湾论述界无法自外于欧美（后现代）学术风潮的影响，隐然表达了台湾深植于「新殖民」论述结构的位置，台湾的「后殖民」和「后现代」议题显然不是可以那么截然划分，泾渭分明。1

德立克（Arif Dirlik）分析西方后殖民论述的流行，认为乃因应全球化资本时代跨国企业为了拓展市场，需要大量第三世界风土民情信息而产生。因此，如果我们视「后现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那么，当代西方文化界后殖民论述的兴起与「后现代」的经济结构其实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针对「『后殖民』何时开始？」这个问题，德立克回答：「当全球化资本主义出现之时」 （页352）。台湾后殖民论述流行的原因当然和欧美不尽相同，但是，台湾历史上长期纳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结构，信息通常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位阶关系，显然是台湾后殖民论述如此流行的部份原因。现有文献（如江宜桦；Liao）评析台湾「后殖民」论述，多半从论述内容对岛内文化论述界产生的效应切入，着眼于几次在中外文学展开的后殖民理论与台湾国族论述互动的关系，而未照应到台湾「后殖民」论述兴起背景里所反映的台湾在较宏观的国际权力结构问题。讨论台湾的「后殖民」论述，我想这个层面不应该被忽略。因为，如果我们采用第一本有系统地论述「后殖民」理论与文学的著作《帝国反攻》（The Empire Writes Back）对「后殖民」所作的定义，台湾的后殖民论述其实在外文界学者引介之前，早已渊源流长，见诸「本土」论述传统。台湾后殖民演绎的奠基和开发，外文界学者都不居首功，只是在外文界学者引进西方相关理论切入本土文化和认同辩证的情况下，台湾的「后殖民」论述有了另一层转折，而更见丰富。

《帝国反攻》的作者群对「后殖民」的定义如下：

我们用「后殖民」这个词来涵盖从被殖民的时刻开始到目前为止，受到殖民过程影响的文化。当下后殖民文学的形式乃建立在殖民经验之上，并凸显其与帝国势力的张力，强调其与帝国中心的不同。这是「后殖民」的特色。（页2）

根据这个定义，后殖民论述最重要的特色乃在质疑帝国中心价值体系，强调殖民地文化与殖民势力文化的差异。这正是台湾「本土派」论述长期以来努力耕耘的方向。以台湾本土论述代表人物民间学者叶石涛的一段有关台湾文学史的代表性文字与上面的引言相对照，本土论述的「后殖民」性格立见：

台湾有它自己的面貌，它有独特的殊相。台湾人是汉人同时又是台湾人，这两种意识是并行不悖的。因此，一部台湾文学史必须注意台湾人在历史上的共同经验，也就是站在被异族的强权欺凌的被压迫的立场来透视才行，这台湾人的三百多年来的辛酸经验，除非是现时的台湾居民以外，无人能有这种深刻的内心感触。（页99）

这段话固然隐含不自觉的汉人中心倾向，但是其强调台湾特殊的被殖民历史经验以及建基于此经验上的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差异，主张台湾文学和历史写作的自主性，在在见证从乡土文学论战之后逐渐发展出来的台湾本土论述强烈抵制中国本位主义的企图。从此角度来看，说台湾本土派论述为后殖民论述并不为过。

那么，「后殖民」在九Ｏ年代成为流行的学术符号，但是长年耕耘本土论述的民间和学院学者如叶石涛、彭瑞金、林瑞明、陈万益、吕兴昌等等却不见于有关台湾后殖民民论述的文献，这究竟反映了什么？解读这样的论述典范铺陈，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因论者未将本土论述和后殖民论述做分析概念上的连结，但是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搬弄西方理论更能引起学界注意，在后现代信息取向主导的台湾社会，较有「市场卖点」。这样说当然是化约了后殖民理论在台湾文化场域的复杂意义，但是却也提出探究台湾的后殖民论述现象时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针对台湾「后殖民」论述流行现象里论述结构作分析或许更能彰显台湾的「后殖民」如何是一种「后现代」与「新殖民」情境互相镶嵌的表征。

不过，意识到台湾「后殖民」论述流行现象的这些「媚俗」的层面，并不意味我们就该一概否定在此场域里引发的讨论对台湾文化论述发展的建设性贡献。台湾本土论述固然表现了后殖民的精神，但是，西方后殖民论述的引进，却也开拓了不少思考的面向值得注意的是，引用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学者，在认同和发言位置上经常有对立性的歧异，这使得有了西方理论介入后的台湾「后殖民论述」发展出多元的面向，其影响所及，「本土」这个符号产生相当复杂的质变；所谓的「本土」这个概念的意义不再那么稳定。这是台湾后殖民演绎在西方理论介入之后一个颇值得探究观察的发展方向，对于殖民地抗争运动念兹在兹的「建设新国家」运动提供不少反省的切入点。这一点我将在底下讨论陈光兴的论点时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本论文将尝试对1992年以来西方后殖民理论切进台湾文化论述界之后对有关台湾文化的思考所产生的冲击做一综合性的概论。由于目前已有几位学者（如江宜桦、廖炳惠）对这几次的辩论内容详加整理阐述（参见江宜桦；Liao），本文将以勾勒后殖民论述在台湾发展的脉络为重点不拟在理论往返上做深入辨证对论文里所提及之议题和尖锐对话的深刻内涵感兴趣的读者宜自行再就原文研读并参考江宜桦和廖炳惠的文章。在结构上本论文将分两部份进行。第一部份论文将就此领域所发生过的几个我较熟悉的尖锐对话所产生的义义和效应提出个人的浅见。第二部份我将针对几个台湾后殖民理论的议题做比较深入的追究：一为有关「后殖民」之维一个论述分析概念的澄清，尝试对此论述领域做比较清楚的界定。此部份的定义讨论主要引据阿马德(Aijaz Ahmad)的论点。另一个议题则为后殖民理论涉及阶级，特别是「底层人民」政治的部份。这部份的讨论主要以自史匹娃克的相关论点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观点为参考重点。最后，我将试图整理台湾后殖民「左翼」路线的脉络，比较日据左翼运动与当前台湾后殖民左翼路线的异同。这样一个溯源的动作或许能更了解「后殖民」的台湾演绎情况。

不过，进入正文之前，有一个经常在分析论述时往往被论者忽略的概念必须在此特别提出。现在我们谈文化研究，总强调「去脉络」阅读的危险。所谓 "To historicize"是文化论述者常挂在嘴边的口号。然而，如同伊格顿（Terry Eagleton: vi）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的〈序〉中所言，我们知道研究文学必须将作品放在其生产的历史背景里来分析，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理论的产生也有其特定历史情境。社会学家波迪亚(Pierre Bourdieu：30-1)也指出，每一个文化产品、每一次的论述动作其实都表达了某一种立场 （position-taking），而这特定论述的意义乃建基于论述动作产生时，此特定论述与当时论述场域里其他不同立场的论述的对话关系之上。例如，当后来阅读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论者在抨击阿多诺（Theodore Adorno）的菁英倾向时，应该记得阿多诺文化理论产生的背景乃在二次大战德国纳粹主义大行其道之时，阿多诺目睹群众的力量如何被利用转化成极度毁灭性的非理性行为。同样的，我们在分析台湾后殖民论述各家立场之时，也须尽可能照应到各路论者论述姿态所隐然回应的当时较大的论述环境；光局限于论战中对立双方的理论往返，恐怕无法真正掌握当时论辩双方会采取他们之所以采取的立场，进而产生特定对话内容的深层意义。我觉得这是论述分析最困难之处。

几回「后殖民理论」的辩论

1992年后殖民理论与本土论述的交会

头一次挪用「后殖民」一词，将西方后殖民理论搬上台面，并引以用来讨论当时台湾文化关切的问题，或许可推至廖朝阳与我在1992年全国必较文学会议会里和会外的后续辩论。原先我在大会提出论文，乃想借用西方后殖民理论对文化、殖民等等问题的反思，切入当时台湾文学界有关台湾文学定位问题的纷争，为本土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支撑略尽棉薄之力。当时这个纷争的情况可以马森于同年稍早(1992年三月比较文学会议于五月召开)于《联合文学》发表的〈「台湾文学」的中国结与台湾结：以小说为例〉略窥一二。当时我认为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介入，可进一步合理化本土派抵制传统中国中心文学史观，重整台湾文学典律的理论思考。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本土文化重整运动所触及的语言问题的确有令其他群不安的福佬沙文主义危机2 由于当时「福佬人」通常指涉「台湾人」，而所谓的「台语」亦即「福佬语」，为了避免母语运动不致被转化成「台语」/福佬语运动，而如李乔所说的对其他弱势族群产生另一次「语言暴力」，也因为当时本土教义派往往有排斥「国语」，强调「本土」（亦即福佬）「纯种」文化的倾向，我当时挪用了后殖民理论里巴巴的文化混种(hybridity)、学舌(mimicry)概念，主张台湾国语可视为为「台湾的」语言，用来作为不同母语族群的沟通工具，不必斥之为「外来语」而敌视之。简言之，当时论述所采取的立场是赞同本土运动但却反对「本土」被化约为「福佬」以及本土运动潜在的「福佬沙文」倾向。

不过，这样处理台湾本土用动所牵涉的语言问题，却也有所缺失-亦即淡化了殖民历史情境里语言和文化的殖民暴力问题。而这也是廖朝阳抨击我的论点时多所著墨之处。廖朝阳认为，采取接受殖民地文化变奏（我当时用的是「杂烩」一词）的看法，视台湾国语为台湾的语言并反对回归本源的主张，无异接受殖民暴力，合理化殖民暴力所造成的文化权力结构。自此情况下，反殖民的动力极易被消解，无形中收编了原先以批判殖民架构为号召的本土运动。另外，廖朝阳也进一步追问，所谓殖民地的文化混种究竟性质为何？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探触到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亦即，殖民结构下的「本土」文化的实质内涵究竟是什么？在融合与抗争之间，文化研究者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讨论台湾文化的走向？

从后殖民理论与本土论述交会的角度而言，我认为此次论战有几个层面的意义：

（一）就论述传统的问题来看，乡土文学论战以来「本土派文学」以乡土为着眼点和（以陈映真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学」观往往呈现分裂、对立的局面（叶石涛： 171-2）。1992年的这次论战挪用西方后殖民论述来探讨本土文化问题的结果，使得台湾本土论述有结合第三世界文化论述的契机，可以放在一个较宏观的理论格局里来探讨，「第三世界文学」观不必然和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同挂钩，而可以和本土认同连结。

（一） 就台湾岛内文化论述资源的汇集而言，从白先勇和王文兴的现代主义时期以来，外文系的论述传统一向对文学、文化的政治面采取回避的态度，对台湾文化论述的争辩多半保持缄默，不多参与。究其原因，除了戒严时期的政治高压气氛之外，这当然也和美国自1920年代新批评以降学术研究倾向于将学术抽离于政治之外有关 （Ahmad 1992:50-58）。台湾自战后在政治经济和信息吸取上多所仰赖美国，「外文系」其实在某一层面上形如美国的「文化殖民地」。美国学术传统的非政治倾向正好符合台湾学术界在戒严时代缄默自保的需求。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引介虽然仍不脱对美国学术风潮亦步亦趋的外文系传统，却也提供了整合外文系西方文化理论与台湾文化研究的契机，一方面促使理论在地化，一方面也深化了本土论述的理论。这间接促使外文界的论述不再显得有如「化外之地」，与本土文化不甚相干。无论就跨科系跨领域的资源整合、互相冲击或是对外文系本身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定位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