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啸：《失落的一代》第七章 上山下乡运动阴影下的80年代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

为了摆脱那些小道消息的鬼影缠扰[ 流言、谣言被戏疟地称作“小道消息”。]，《辽宁日报》索性在1981年2月底发表了一篇文章，省劳动局的负责人在文中驳斥那些说什么该年的毕业生会被下放到农村去而不能留城的“没有根据的谣言”。他们肯定地说尽可能多的学生会留城在国营或集体单位，很多可以顶替他们的父母，也有不少会被征兵入伍，或者被吸收进各区的“劳动服务公司”[ 辽宁电台广播，1981年2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3月2日。]。上述文章并没有排除遣送小部分青年下乡的可能。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就清楚地表明准备在5月会送一批哈尔滨的知青到郊区去，不过会给予他们优厚的物质待遇[黑龙江电台广播，1981年5月2日，刊于FBIS，1981年5月4日。 ]。从全国范围来讲，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在2月份介绍了一个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办法之一：发展郊区农场、工厂及企业，将农工商三者结合起来[ La Chine en construction，1981年2月，页27。]。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1年10月17日发出的《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在第九条里也要求有效地管理好郊区知青农场，以及通过政治动员及经济利益的优待，鼓励无业青年下乡[ 新华社讯，1981年11月23日，刊于FBIS，1981年11月25日。 ]。虽然第九条一再宣传这项1978年底就正式通过的政策，但是1981年下乡的人数似乎是微不足道的。最多是有些企业继续把职工子女的一部分暂时安置在农副业基地及企业自己在郊区开办的农场。10月决定的第九条得不到响应，因为跟着那一年，再也没有下放农场这回事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报刊文章及政府文件中销声匿迹了。提出的解决就业问题的措施主要是发展城镇的个体经济与集体经济，扩展“劳动服务公司”[ 见《中国百科年鉴1983》，页663-664。]。

知青办销声匿迹与经费清理问题

1981年11月25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国务院知青办消失了。它被合并到一个新的机构里：国家劳动总局内新成立的就业司[ 顾洪章等，《始末》，页249。1982年3月劳动总局设置在劳动人事部内。]。既然不再搞上山下乡，知青问题变成了简单的城市就业问题，那这个结果挺合乎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知青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再需要一个专门处理他们的问题的行政机构了。从中央来说，这类特殊的机构存在了差不多20年，其间因文化革命曾中断过几年工作[ 关于这些机构的演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45-250。]。

省级和县级的知青办也撤销了，知青遗留问题就由劳动部门统筹管理。知青办公室最后两个重要任务是清理知青过去的财物以及给下乡运动做一个财务总结。

从1962年到1979年，知青安置费中拨付建房使用的就达到30亿人民币。国家还付出了几亿元用以购买农具、家具以及其他家庭设备。1978年，知青开始大批尽速回城的时候，他们的财物很大一部分都遗弃在乡下，没有带走。有些农民早就觉得知青是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重担，而且还得出钱出力给他们盖房子，所以后来就想将那些财物未得许可而占为己有，还准备挪用未曾使用的知青经费。1978年春，在吉林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全省被挪用的经费400多万元，还未计算用于个人的需要，请客吃饭，等等。此外，2万8千多间知青住房（占全部住房的22.8%）被干部或公社社员占用了。在安徽做的另一项调查揭露出同类的问题，甚至还有虚报下乡知青人数，目的不外是冒领经费。而在其他许多地方，农具及家庭器皿用具等，有些被农民拿走了，有些损坏了，还有些是被知青带走了[ 刘小萌，前引，页842-843。]。

因此，知青办与财政部为澄清财务的所有权在1979年4月联合发出了通知。该份文件指明一切财物以及未动用的经费应优先分给还留在农村的知青。至于剩余的房屋和物品，由县负责知青的部门代表国家折价处理，收回款项。用这种财产变价收入应该用于帮助留下的知青。如有余额，一部分留给县知青办使用，一部分上缴上级知青部门。生产大队要得到知青财物的所有权，就得厘定折价款，那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大队得跟进驻每个县的知青经费清理领导小组进行艰苦的协商。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在国家、集体和群众三者之间找出一个平衡点。最后的决定就在这些小组的负责人手里。在某些县，国家可以成功收回建房费的30-40%。但在许多其他地方，农民总是尽量低估房价[ 同上，页843-846。]。在北京郊区，当年国家用375元盖的房子，后来折价只是17元。那些房屋中，有四分之一是一块钱都收不回的[ 《北京志 劳动志》，页53。]。有些农民干部索性拒绝付款，争辩说他们为知青付出了很多，还倒过来要收地租，因为当年划出过一部分土地办知青农场。农具及其他物品一般都无偿转归大队。总的来说，协商结果对地方集体有利，能够补偿下乡运动对他们造成的损失。国家只收回为知青付出的一小部分，而负责清理知青财务的部门就很满意，因为他们回收了未曾动用的经费和一小部分建房费。这些款项可以使他们继续执行他们的任务，支持创造就业机会的工作，并给留在当地的知青提供援助。

上山下乡运动的财政总结触目惊心，在对整个运动作评价的时候，一定不能忽视。根据知青办公室的统计，中央政府为这场上山下乡运动拨付的经费总数为75亿元（其中大约7亿是用于1968-1979年间）[ 顾洪章等，《始末》，页309。]。但是应该看到，为这场运动投入更多资金的是集体事业机关单位。地方政府以及工厂企业、行政机构为安置本单位职工子女所使用的经费并没有计算在内。从1974年起这类补助开支金额特别高，据一些地方估算，这笔开支与国家财政部拨付的经费至少是相等的[ 刘小萌，前引，页842，以及顾洪章等，《始末》，页218。]。这么算来，总开支应达到15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知青办及各级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薪金与行政费用，还有几年积累下来达10万名的知青带队干部的工资也未计算在内[ 顾洪章等，《始末》，页307。]。1962-1966年间的开支很有限，因此可以估计出1968-1979年间的开支为150亿元，占同时期国家开支的1.6%。这个数字当然不包括农村生产大队及生产队同意为接待知青所付出的财力，也不包括成千上万的父母不得不为他们的知青子女而作出的金钱援助。至于政府为帮助回城知青就业投放的大量资金，那就更难估算了。

关闭知青办，并清算财物，但这不意味着当局放弃上山下乡运动。事实上，在整个1980年代，政府依旧继续鼓励下乡扎根，还采取相应措施以“稳定”仍在农村的知青。

将“留在沙滩上的小虾”[ 这是张抗抗的名为《塔》的短篇小说中一个人物的内心表达，见〈塔〉，载于《收获》1983年，第3期，页24。同样生动形象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作者形容为“打在岩石上的巨浪，伴随着一声轰响，飞溅起无数颗浪花，粉碎了，消散了”；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6。]稳定在当地

至1980年底，有不到10%的知青还留在农村、农场或者起码是接待他们的地区。政府关心他们的命运，着重于要表达国家是“负责到底”的[ “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句口号，出自周恩来1965年对政府上山下乡工作讲过的两句话，后来经常被引用。顾洪章等，《始末》，页216。]，同时也注意避免那些知青返回原居城市。的确，到了1981年，什么春节派“慰问团”、写“慰问信”之类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报刊仍继续树立自愿留在农村的知青典型，他们在专业上、在社会上都成绩卓越[ 《人民日报》1981年1月8日第四版，1981年5月4日第一版，1981年6月10日第四版，1981年10月27日第三版，1983年3月1日第三版，及1983年8月31日第二版。]。报章还高度赞扬一名天津老知青的事迹，她于1977年回城在一工厂工作，1979年又重新申请要求返回两年前离开的郊区农村[ 《人民日报》1981年4月7日第二版。]。可是这些特殊事例并不能掩盖事实真相：为数极少的留在农村的知青中，真正自愿留下的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是被迫不得以留在当地的，因为政府拒绝给他们恢复城市户口，又不安排工作。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就是最明显的案例。

一个特殊案例：在新疆的上海知青

虽然受到云南知青闹事风潮极大的鼓舞，但上海知青为返城所作的抗争结果与云南有天渊之别，前后持续了两年之久，一波三折，几经反复[ 关于这个事件，除了当时官方报纸的文章之外，我们还掌握有一份直接参加事件的目击者写下的详细阐述报告；路文，〈我经历了新疆事件〉，载于《争鸣》1981年6月号，页12-16。刘小萌也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叙述这一事件（刘小萌，前引，页748-764）。此外，我们还有机会在香港跟一对上海老知青夫妻进行了长谈，他们都在新疆亲身经历了那些事件。（与F. M. D.及L.L.Z. 的访谈记录，1985年7月21日）。很重要的研究资料就是刘小萌对欧阳琏的采访，载于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页445-505。本书作者于2004年7月也采访过欧阳琏和几个参加过这个事件的前上海知青。]。这些知青比较特殊，他们是文化革命前去的，从1963年到1966年，每年一批，4批共10万人[ 提供的数字一般在8万和10万之间，后一个数字出现得最多；见路文，前引；《社会》1982年第一期，页9；《人民日报》1979年2月14日第四版；共同通信社, 1981年9月28日，刊于FBIS，1981年9月29日；《人民日报》1983年9月1日第一版。刘小萌、定宜庄与顾洪章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是引用这个数字。上海和新疆的年鉴中的数字就偏低，但由于某些数字前后矛盾，所以可信度不高。]。这些青年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一定程度上是不得已才离乡别井的，加上对少数民族风情的理想主义幻觉，使他们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离开了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来到这个气候最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此外必须提及的是，文化革命在兵团中的反响特别强烈，而知青就成了冲击批斗的靶子。和干部们的关系很差。他们也不满意农场连年亏损，落后局面毫无改进，原因就在农场机关臃肿庞大[ 有的农场是6个职工养一个干部；见刘小萌，前引，页749。]，充斥着不学无术的低能干部。到1970年代末期，大部分知青结婚成家，并且有了孩子。一个新问题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子女的教育与前途问题。他们担心当地学校教育程度太低。即使借读制度可以让他们把孩子送回父母身边在上海读书[ 这种“借读”办法不只在上海市才有，也并不限于知青之中，有些干部调到外地后也采取这种办法；路文，前引，以及与C.Y.L.的访谈，1986年6月14日。]，但最后这些孩子还是得回到户口所在地：新疆。知青们不再年轻了，在农场熬了十几年，一心只希望能把孩子救出这个火坑。所以，当他们得知返城风潮刮起，所有知青都可以回城之时，特别是在外地农村或农场的上海知青，以及从其他城市来到新疆的青年[ 也有天津、浙江、江苏、武汉和北京的知青与上海知青同时到达，不过人数少得多。]，他们都认为该行动了。云南知青的先例是至关重要的。新疆南部阿克苏地区的知青[ 有很多上海知青在那边：10万名上海知青中就有4万余名被送到了这个地区，他们到的时候，组成兵团农一师。到1978年底，只剩下2万9千人；刘小萌，前引，页752。]开始，建立了“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简称上青联），并组织了一个赴京请愿团。也许是由于知青所处过于分散，消息传递太慢，这个上访团延至1979年4月中才启程，那时正巧是政治上再次收紧的一个时期。农垦部的几个负责人接见了他们[ 这个部当时刚刚成立，见新华社讯，1979年3月28日，刊于FBIS,1979年3月28日。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路文和刘小萌仍然继续使用“农垦总局”这个旧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