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我变了一个人

1967年27岁男

T市某小学教师

我非常注意“安全系数”――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钥匙链儿上的小手枪――我快成“核武器”了――里边与外边的一切刚好相反――后天的一对儿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日于永远记着。生日不算，那是必然会记住的，没生日就没有你呀。我说的是另外一种――比如初恋、结婚、离婚、爹妈故去的日子等等。这日子，与你的生命紧紧相关。我也有个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个倒霉的日于。拿破仑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绞死是四月四日，张志新被枪毙是四月四日。我被逮进监狱也是四月四日。七０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满到期应该是九０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释放出来的日子都比抓进去的早一天，否则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现在，一到这天，就像我的死期来临，浑身不舒服，发冷，心里什么也不敢想。

这日子就像―个钉子，曾经把我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来，可这钉子还在。深深的，死死的，钉在我心里。

我在监狱里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为什么入狱，也不知为什么判刑。当法院念过我的“判决书”后，我惊讶地问：“这是我的吗？”直到我被放出来后才明白。不明白还好，不明白还觉得人家总有点什么道理，哪怕因为我踩死过一只蚂蚁。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无边无际寒冷的宇宙里。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两半。一半过去，一半将来，永远连不成一个整体。这感觉你不会体味得到――拦腰两段，还活着呀。

我过去像个傻子。活着好比做梦。

我本人的历史再简单不过。你写吧――四一年生的。小学、中学，中学毕业那年十八岁，没考大学，服从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一条小溪没拐弯儿就流进社会。这小溪，清澈见底儿。我活得真诚和认真。可是，上帝事先给我制造点麻烦，叫我投生在一个狗肚子里。

我父亲是个大资本家，盐业公司总经理。但他解放后就不做事了。他喜欢书画古籍，整天在家念书，玩字画，很少出门露面。由于他名气太大，当上政协委员，便做了一身严肃的中山装，逢到开会来车接他，就换上中山装，拄根拐杖去开开会。他收藏的字画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辈子嫌的钱大多用在这上边了。很多大书画家，比如张大干、齐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时张大千还为我画过一幅画――一块朱砂画的红石头上，趴着一条石绿色的小蛇，因为我是属蛇的。解放后他把这些珍藏一批批捐献给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惊世之作，四十四尺长的《墨荷图卷》，恽南田二十四开的《没骨花卉册》，都是极精的精品呀！还有文徵明的《横渡春江图》，上面有吴门十八学士一人一段题跋。祝枝山以楷书名天下，但在这幅面后边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书跋款――这些画全叫我父亲捐献了。他这样做，一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买一点政治资本吧。那时资本家都是这种心理。

这种心理也遗传到我身上，就给我的真诚加进点复杂性。一方面，我虔诚地进行自我改造。“血统”里有问题，便决心给自己“换血”，时时事事都争取好的表现。另一方面，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系数”。吾日三省吾身，几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儿自已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惹了领导不高兴；如果有，就觉得这个系数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儿说的话，做的事，叫领导表扬了，就觉得这个系数猛增，心里就稳当，踏实，有了安全感。我这样做，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学时入了团，工作后当上团组织委员，工会主席，核心组成员。被领导视为“核心”，真叫我受宠若惊，报答之心就异常强烈，更加积极表现。我喜欢历史，对书画也着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书，学书法，这事也主动先向组织汇报，争得同意才去做。比方，我有套西装，淡蓝色的，只穿过一次。那次是元宵节，家里来了许多亲友，我穿上它对镜于一照，也觉得挺好看，可事后就觉察这是潜伏在血液里的资产阶级意识露头，必需防微杜渐，消灭它在萌芽中，这套西装便一直挂在柜里，再没动过，直到文革抄家时被抄走。

我找到一种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单位积极工作争取领导表扬+尽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装+谨言慎行=安全系数。

再用这安全系数+业余时间潜心诗文书画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乐是念书、背诵古诗、习字、作画。打开一个大漆黑柜子，把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来，沉醉那笔精墨妙之中……现在年轻人恐怕会认为我活得可怜，是可怜！可怜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怜的，是我当时觉得这么活得蛮不错，平静，自足，你看，这是我那时写的字：恬静、清雅、谨慎，这就是我。这是我的照片，很文气吧，还有点拘谨，嘿，就这傻样儿。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红卫兵抄家开始。我正在学校写标语，宣传毛泽东思想。当时我还是“核心组”成员。忽然一个老同学骑车来告我：“你们家抄了。”说完转身就走。我只觉得天旋地转。跟着就被放在一帮有问题的人里去了，交待家庭问题，挨批判。家里被抄得一空，那些字画珍品，石涛、高风瀚、任伯年、任阜长的名画全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没有了”是种什么滋味吗？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没有了，好像一条鱼忽然给从水里拉出来，到空气里，就这感觉。什么安全系数？都是自己骗自己！安全系数――零！我就抱着这个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么，一点意义都不存在了。

一无所有的家。家里只剩下几个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语录，做检查，一遍遍重复地交持问题，大宇报上常出现我的名字，开头我总怕看见我的名字，可是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经相当习惯了。包括那些没有问题的同事对我没有笑容的表情，呼叫我名字时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声调儿，我都习惯，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了。当亲眼看见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杀，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说很具体、很实在的自由，就是平安无事。

我获得这“自由”大概没问题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来。

事情弄明白后，我并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乱的时候，我弟弟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党委书记。他被做为走资派斗得死去活来受不了，逃出北京来躲躲。我见他困难，留他在我家暂住。我会烧菜，有时来几个老同学一起吃吃聊聊。一个多星期后他就南下去扬州的亲戚家。运动高潮过后他回到北京的学校。他比较有经验，为了争取群众团结他，就告发我，说我家有个黑组织。什么？忘思负义，不不，忘思负义在那时候是常事儿。

我想，这事我有根，因为叫我组织什么我也不敢。折腾一段时间，内查外调弄不出证据，就给我下了结论，说我属于那种“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剥削阶级子女”，应该“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把我放了。还发给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是一种由市革委颁发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属于“革命群众”的人才发给一枚，相当于一种公民权，或者是现在的身分证。我就戴着这枚像章高高兴兴和一个姑娘结婚了。

结婚那天，望着我爱人，我还在想，从今天起，我喘口气儿也得想想别犯着什么，要不就会对不起这个肯跟我这个穷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没想到四月四日这个倒霉的日子正等着我呢，我连这口气也没喘过来，结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会突然来人把我抓走，关进监狱。这回我怕了，我没犯任何罪，怎么会抓我入狱？我想是不是他们抓错人了？我也不敢问，因为那时抓人是没错的。人好比养的小鸡小猫，抓起来，怎么能是错？

一进监狱，就必需穿监狱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里，我摘一双大小合脚的穿。穿鞋时发现鞋帮上用红漆写着171号。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坏了，我的犯人编号恰好也是171号。命中注定我进来。这叫命运的暗示。

当然，我还存在侥幸。因为我知道自己没犯过任何罪。谁知生活严峻得连侥幸也不给你。

我一连接受六次审讯，提审都是在深更半夜，问的问题极其奇怪。始终追问我一个问题――叫我交出手枪来。我想，这事肯定搞错了，不是我。我说，你们就是现在叫我出去弄一支来；我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我从小在学校，出来工作还是在学校，除去在电影上，见都没见过这东西。

六次审讯后，不再问我任何问题，好像只这一件做梦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狱里，天天学习。这种监狱的设备挺特别，屋中间摆着一条条矮长凳，白天犯人们一徘排坐在上边读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传材料；晚上把一块块大木板往上一铺，睡觉。门上有个巴掌大的小门，是看守的监视孔，只要小门一动，犯人们立刻正襟危坐。后来小门改成―块水银镜子，上边划上道儿，镜面朝里。看守夜外边看得见里边，里边只能看见亮光光的水银镜面，看不到外边，挺妙吧！这一来，犯人们谁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站在门前一照镜于，吓了一跳，我的脸色好难看，惨白，腮也凹进去，左右两个明显的坑，胡于老长，不像人样儿了。后来才知道，我传染上结核病。

我想只要他们查出我根本没手枪，就该放我出去了。一准是弄错了人，除非有人诬陷，谁呢？我是从来不会也不敢得罪人的。谁会忍心将我置于死地？再说北京的中学党委书记那件事已经结案了。

一天，忽然提审我，还是这手枪。

我有点急了，说：“这事没什么可考虑的。”

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敢冒犯官方。谁料这预审员没发火，反而态度温和下来，他说：“你别过早关门。我给你提个醒，你从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这种生死攸关严肃的事，怎么扯到玩具上去？我说：“玩具手枪我倒是见过，可您想想，我是当老师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带个玩具手枪呀！”

预审员今天真有耐性，他说，“别急，你再想想，能带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钥匙链儿上那个小装饰物，两厘米大小，一个朋友送我的，是法国货。紫铜上嵌有银丝，很好看。我说：“有一个，是钥匙链上的小坠儿。”

预审员说：“对呀，你怎么不早交待呢？”

我听傻了。难道为个钥匙链抓我人狱吗？难道我能用这小玩意儿犯罪？家家都有菜刀，是不是也全都得关进监狱？我冲着他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他说：“你就把这问题写下来吧！”

问题？满天乌云了，脑袭里也糊涂一团。我就把这小钥匙链谁送我的，哪年带在身上的，哪时抄家被抄定购，全写了。他还叫我照原样画个图。他看看我这份“问题交待”，点点头夸奖我说：“你这态度多好！”

从我被捕到判刑，只问过这么一件事，再没问过别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个月。

开头我觉得这事弄清就该放我出去了。日子一久便纳闷，再久就觉得不对劲儿。有种灾难感。好像我被一种很古怪的魔手死死钳住。这手是谁的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我逃脱不了。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171号！”我一出屋，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就上来，使绳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辆大卡车，车上还有别的犯人，弄到一个大戏院去公判。到了大戏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头一个，那时头一个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枪毙。我想，我完了，没意思了。说什么，喊什么，也没用。我是一只该宰的鸡。那天有两个小细节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