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红标 徐友渔：文革中的青年思潮

编者按："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至今已发生51年了。虽然这对整个国家形成灾难性的冲击，对整个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但我们经历了半个世纪，居然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深刻地共识，也没有从根本上对它进行彻底地反思、更没有揭示其事件发生真正的政治与文化的根源。并且，还有不少人不仅不认为其对人类文明的浩劫与反动、对人性人道的扭曲与羞辱，反而还加以肯定和称颂，认为它还是中国进步的一种别无选择。不久前竟然还在几个省市发生了局部的文革回潮，死灰复燃。这样的误区或混淆必须彻底澄清，这样的毒化现象必须再次拨乱反正。2015年间，我们约请了中外数位文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进行了一次专题系列访谈。以他们的见闻和认识，从更多不同角度可为今天的青年读者揭开"文革"运动的面相和迷雾，让更多人学会从历史的悲剧中醒悟，从而走向常识和理性，为自己，也为未来可以健康发展的中国。

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请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印红标教授来跟我们谈论文化大革命。印红标曾经就读于吉林大学跟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所作的论文就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他的博士论文扩充以后成为一本专题著作，在海内外研究文革的业内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印红标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大家知道，北京四中是一座云集了高干子弟，甚至国家领导人子弟的学校，关于北京四中的文化革命，就很值得一说。中国著名的诗人北岛写了一本关于北京四中的书，里面就有印红标的文章。所以我想说的是，印红标先生，北京四中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你是四中的学生，当时你们干了些什么？你们是怎么想的？暴风骤雨汹涌而来的文化革命，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印红标：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开始的时候只是想跟着走。在一个中学里面，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差不多没有什么话语权，跟着哥哥们走就是了，因为那是个男校。我的基本感觉就是总是跟不上。文化革命以前基本听老师的，老师就被批判。然后就跟着工作组走，工作组就被批判。那再往前还想走，红卫兵不要我们，我们出身不够好，就算想参加革命，人家不要。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血统论又可以了，出身已经不是问题了，只要努力就行，那我们就跟着走。可是我们这种年龄加上我本身偏爱自然科学，我不太会写文章，所以文化革命那时候，我大多数的情况是看。最多是听那些年纪大的那些高官子弟的学生的指挥，帮忙发传单之类的。至于传单上写什么跟我关系不大，那时候就是希望自己能做点事。

徐友渔：那我就想问你，这本重要的关于文革的学术著作，其实谈的是文革中间的民间思潮，就是那些参加文革的年轻人，他们对于文化革命、对于未来、对于命运的思考。但是，我们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文化革命是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是至高无上的，怎么还有民间思想？那你首先跟我解释一下，文化革命有哪些学生他们在自己思考？

印红标：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文化革命之前所有思想都是要求一致的。从中共中央宣传部，到下面教育部，到大学、中学，这是一个统一的要求。所有人的思想是要求一样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通过老师，通过报纸，都把它变成一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特点就是，毛泽东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于是就把以前的行政干部，宣传干部，老师和后来的工作组给放在一边了，给了学生一个自己讨论的空间。当然这个空间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拥护毛泽东，拥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拥护文化革命的大方向。但是在这个大的范围之中，还会有一定的讨论的空间。那么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同样都是感觉自己跟着毛泽东走，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但是由于这一部分学生和那一部分学生的处境不一样，比如家庭出身不一样，或许跟学校的领导，跟工作组的关系有远有近，于是就造成了一些差别。对我们中学生来讲，最重要的是家庭出身。以一些干部子弟为首的红卫兵，他们就特别强调家庭出身。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么这样一来，就把学生从政治上分开了。那么出身不好被叫做狗崽子的人，或者出身在中间，也说不上不好也说不上好的，在旁边看的人，他会感觉到被冷落了。于是他们就要争取，他们也有参加文化革命的权利。我最近看到有些人写文章，就是那些属于造反派写的文章说，在文化革命中我们曾经争取平等权利。确实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那个时候的平等权利是，你能跟毛主席走、我也能跟毛主席走这样的权利。就大多数来讲，思想深度还不够。

徐友渔：那照你的说法，我就会有一个感悟，思想在极其禁锢和高度统一的时候，其实思想本身还是有自己的活力，还是会有自己的思考，而且这种思考跟自己的利益是有关系的。但是那我还是要请教你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说文化革命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很厉害的时代，那这种思想是怎么产生的呢？比方据你刚才的例子，以出身为例，就是双方的东西都跟官方不是完全一致的，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血统论观点，他具体的主张有多么严重？反抗这种思想又是怎么回事？

印红标：血统论是当时在中学生里面派别划分第一位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只要知道这个人的父亲母亲是怎样，比如说是一个教师，或者是一个工程师，你大概可以猜到他是造反派一边的。如果是一个领导干部子弟，可能就是红卫兵，或者老红卫兵，或者是保守派。

徐友渔：那当初分红五类、黑五类，具体又是怎么回事？把同学分开了，有哪些理论在支持这种说法？你具体就说一下黑五类是什么，红五类是什么。

印红标：所谓红五类是指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这五类。但是这五类在中国的大城市，或者像北京、上海这样直辖市里面，最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子弟。因为后面三个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烈士，基本上是领导干部子弟。因为普通军人是不可能有上中学的孩子的，只有军官才有。但是在大城市里面，像上海还是有一些工人子弟的。在北京，本来产业工人就很少，工人子弟很少。贫下中农又主要不是在城市，所以在红五类子弟这样一个概念下，主要是领导干部子弟作为骨干。他们在谋求自己特殊的意义。就是说革命要他们来主导，他们是当然的接班人。本身就自来红，就是说生下来就是红。所谓黑五类，他们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分子，还有加一个资本家，就是这样五类，这五个都被说成剥削阶级。但实际上，地主，富农，资本家是因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财产所有地位造成的。而坏分子可能是因为一些不良行为，按当时的标准是不合男女关系，不正常关系。那反革命完全就是政治的，旧政权里面跟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这样一些人，那都是受到批判的，而且前面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对不起，黑五类是‘地富反坏右’，没有资本家，右是右派分子。这五个加上知识分子是没有公民权利的。在文化革命之前，就已经在讲阶级路线了。文化革命中有一些干部子弟，把这个推到极端。对当时的学生来讲，在一个个人崇拜的环境下大家都要跟毛泽东走。但是到每个人，我观察到态度有所不同。就是说，如果中央的某一个决策，或者某一个口号对他自己有好处，或者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他就会非常积极。如果不太容易理解，他就会慢几步或者有些犹豫。如果完全地处在必须和自己进行自我批判这样的立场的话，那么就会很被动。一个运动来了，它有积极的，中间的，被动的。下一次新的运动来了以后，还会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当后来允许他们自己成立组织的时候，不同立场的人慢慢就分化了。

徐友渔：刚才你讲了文化革命运动初期自发的思潮主要是根据家庭情况分成的，主要是血统论，以支持血统论还是批判血统论为中心的思想分化的。更重要的是，对文化革命本身，他们有没有不同的看法？

印红标：我还要补充一点。我所说的由于家庭关系引起学生之间的派别分化，这主要是在中学。而在大学主要是因为工作组或者党委，具体说就是文化革命最开始的50天，将近两个月的时间，以及文化革命最开始的四个月时间中，当权派的态度。当权派在有些学校是工作组，比如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原来的校党委推倒了，然后来了工作组。有的地方还是原来的党委。那么在大学，支持维护文化革命前四个月的政治权威的，就是保守派。批判这个或者挑战文化革命前两个月或者前四个月的政治权威的就是造反派。至于说不同派别对文化革命的理解，老红卫兵派就是干部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和保守的这一派，维护平等的那一派。他们把文化革命理解为文化派的革命，是批知识分子，批老师，批校长，批文学家，批各种各样的教授，是这样一个革命。而造反派就认为，他比较能接受毛泽东的批判走资派，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观点。他们接受文化革命，是要批判走资产阶级路线的当权派。我们可以注意到走资派这个词的全称，就知道它的意义了。它的全称叫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说在造反派看来，这也是他们接受毛泽东的观点，也就是党内的，不是共产党员是不要批的；不是主要的对象，不当权的，不是领导人的不要批判，所以就是批党政领导里面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知道他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呢？就放手让群众揭发，看看他到底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来，整个党政领导干部，这一群人都受到了批判。

徐友渔：我根据你刚才的介绍，当初虽然学生或者群众组织的成员非常活跃，自己动脑筋思考问题。但现在来看，无非也是在当初划定的范围内进行思考。据你的研究，有没有突破当初的思想框框？对这个社会制度，社会弊病，有没有更根本性突破性的思考？

印红标：这种思考是有的。但是出了这个圈就要受到批判和打击。一个就是遇罗克对于血统论的批判。他的批判不是像多数造反派认为的不应该讲血统论，应该回到共产党传统的做法，重在政治表现，也要看出身。他认为一切应该由自己努力，在自己努力之外带来的东西，都不应该作为衡量是不是革命的标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他这个更加平等，但是这样一来就出圈了，出了造反的范围了。还有更加突出的是1967年和1968年湖南省红联的长沙第一中学的杨小凯，他后来改名字叫杨曦光（编者注：这里是个口误。原名是杨曦光，后改名为杨小凯）。他有这样的观点，他把文化革命解释成人民群众反对官僚压迫的社会革命。我们可以看到老红卫兵和保守派，他们讲的是文化界的革命。造反派讲的是政治的革命，是党内斗争。而杨曦光他们提出社会革命，这真正像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推翻地主资本家的势力一样，他们认为文化革命应该是反对官僚的革命，原因是有官僚的压迫引起的。所以文化革命，不是一个罢官革命或者一个揪人的革命，把这个人罢官下去了，把那个人扶起来，这个领导下去，那个领导起来。他说要改变这个关系要建立一个没有官僚的中华人民公社，而这个公社就像巴黎公社一样，领导权力由人民选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

徐友渔：刚才印红标教授介绍的杨曦光我也非常熟悉。他在文化革命时期写了一篇震撼中国的大字报叫《中国向何处去》。我们从题目就能看出来年轻人当时的气魄。他为了这件事被关在监牢里，但他在监牢里上了一个十年最好的大学。因为监牢里他周围的人都是很有学问的长辈，教他英语，教他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