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星：“文革”的日常生活记忆

在当代文学的“文革”题材作品中，有许多浸透了血泪的回忆：从“伤痕文学”时期郑义的《枫》、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金河的《重逢》、路遥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宗璞的《三生石》、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白桦的《苦恋》、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到1980年代后期陈村的《死》、老鬼的《血色黄昏》、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邓贤的《中国知青梦》……都暴露出当代作家心中永难愈合的创伤。与这些作品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另一类的“文革”记忆――那些幸运地与武斗、阴谋、囚禁、死难擦肩而过的人们，在动乱的年代里逍遥于时代的浊流以外，悄然过着平淡的日常生活；或者，安于做一个超然的旁观者，在浩劫的边缘静静地观察着世道人心的变化。这一批作品既写出了日常生活的稳定与强大，也证明了并非全民族都被狂热的政治运动所淹没。因此，研究这一部分作品，对于研究“文革”的复杂与变化，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逍遥派”的人生滋味

“逍遥派”，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的是那些缺乏政治热情、超然于“造反派”与“保守派”党争之外的人们。虽然由于伟大领袖的号召，亿万中国人被空前动员了起来，但这些“逍遥派”的存在就足以说明：在中国这个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似乎无远弗届的国度里，就有这么一批人能够避免政治狂热的影响，守住自己的生活园地。虽然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逍遥派”具有不言而喻的贬义，但“逍遥派”们的无意改弦更张仍然昭示了他们对于政治狂热的免疫力。在这一现象的后面，埋藏着这样的心理奥秘呢？

“逍遥”一词，来自道家。《庄子》开篇就是《逍遥游》。在那篇想象奇诡，文风飘然的文章中，庄子表达了自己对“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人生境界的赞美与追求：在无所依傍中实现个性的自由。在这一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文化传统对于个性自由的推崇。而“逍遥派”居然能在“文革”那样的空前政治狂热中自成一派，不能不说是道家之魂不散、专制强力有所不逮的证明。

王安忆的笔下，就源源不断地产生出了一批“逍遥派”的故事：中篇小说《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在“文革”的逆境中感悟：“生活却实在只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她从一个生活优裕却又空虚的资本家儿媳到在艰难的生活中体会到充实的乐趣（“端丽从这十年的体验中吸取的只是一种实惠精神。”），体现了作家对上海市民务实精神的认同。《流逝》写成于1982年，那时“张爱玲热”尚未兴起。王安忆当时未必想到，她的《流逝》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刻画上海市民精神（也是“民魂”）的作品，不仅是当年张爱玲、苏青充满世俗情调的作品在当代的延伸，而且，由于王安忆是在二十世纪的世纪末，在经历了革命浪漫主义造成的历史动荡之后，重新审视市民精神（曾几何时，“小市民”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因此，她从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间对市民精神的执着追寻和呼唤，才具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意义：在这样的追寻和呼唤中，既体现了作家对“文革”的独到反思（“文革”不仅仅是一场浩劫，也以“革命浪漫主义”的失败为市民精神的回归铺平了道路），也揭示了世道沧桑中的历史玄机。接着，在198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中，那个生性多愁善感的雯雯也对轰轰烈烈的“革命”没什么兴趣，“她只爱护自己的一切，只注意自己的感情”。在艰苦的知青岁月中，她学会了凡事问一个“这有什么用？”“有用的她才做，没有用的，她则不做。”她的体会是：“没法子，我们都是小人物……只能努力为自己做一点什么。我们很自私，可是，我们生活得很认真。”――在这部“成长小说”中，王安忆揭示了一个对政治缺乏热情的小人物的人生观：在大力提倡“斗私批修”的年代里，固守着“自私”的立场；在革命浪漫主义大行其道的年代里，悄悄继承了实用主义的人生态度。雯雯似乎是凭着自己的天性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但作家还是写出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真实：与“老三届”相比，“69届没有理想。”“我们这一代是没有信仰的一代，但有许多奇奇怪怪的生活观念。”[1]那么，理想是怎么失落的？“许多奇奇怪怪的生活观念”又是怎样滋生的呢？农村的贫困，以及“她（雯雯）要争得一个饭碗”的信念，还有“林彪事件以后，从国家到个人，好象都感到了疲惫，打不起精神来了”的时代氛围，都使她与革命浪漫主义早早就分手了。“文革”浩劫长达十年之久，但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全民的狂热其实就只那么两、三年。至迟在1968年底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以后，大家都渐渐体会到了狂欢以后的疲劳了。1969，是“文革”的一个转折点：由狂热转向疲劳和平静。

但我还想强调雯雯远离理想的个性因素。雯雯从小就同情弱者（包括对挨批斗的老师和穿“奇装异服”者的同情），从小就不合群，喜欢以自己的眼光看问题。这样，她对“文革”的狂热就有了先天的免疫力。尽管在当知青时，王安忆曾被评为先进人物，但她就在参加安徽省知识青年先进人物代表大会时，还以理智的眼光发现了某些“先进知青”的虚伪（短篇小说《广阔天地的一角》写的就是她在这方面的体会）。她的母亲也曾经谈到过在王安忆当知青时写回来的家信中，因为感受到女儿对生活和时代的独特认识而为她担忧的往事。这些都能表明王安忆在“文革”中的独特个性。（在阿城发表于1984年的中篇小说《棋王》中，我们也不难读出类似的主题来：王一生因为家庭的贫困而务实；又将象棋认作“解忧”的法宝，所以得以幸免于政治的狂热。）

到了199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文革”轶事》中，王安忆更描写了一个资本家家庭的女儿们在父兄受罪的时候关起门来唱“老歌”怀旧、得过且过的“世外桃源”生活。在小说中，作家有意点化了上海文化对他们的深刻影响：

上海的亭子间里的生活是一个大染缸，它是那种渗透肌肤的生活，它慢慢地，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你。……它是可视可听可触可感日常化的生活，它们具有无限膨胀的特性，占据了所有的空间，不留一丝缝隙。……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它把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都日常化，具体化，它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

到了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这一关于上海文化精神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上海的弄堂是藏不住大苦衷的……上海弄堂里的做人，是悉心悉意，全神贯注的做

人，眼睛只盯住自己，没有旁骛的。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的，没有大志气，却用尽了实力的那种。

…………

“沪上名媛”是平常心里的一点虚荣，安分守己中的一点风头主义……

上海的市民，都是把人生往小处做的。对于政治，都是边缘人。你再对他们说，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府，他们也还是敬而远之，是自卑自谦，也是有些妄自尊大，觉得他们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

在那个严重匮乏生活情趣的年头里，她们只需小小一点材料，便可使之焕发出光彩。她们一点不比那些反潮流的英雄们差劲，并且她们还是说得少，做得多，身体力行，传播着实事求是的人生意义和热情。在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底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

不要小看这些从俗入流的心，这心才是平常心，日日夜夜其实是由它们撑持着。这城市的繁华景色也是由它们撑持着。

《长恨歌》的王琦瑶一生追求生活情趣。即使是在革命年代里，门外的世界天翻地覆，可王琦瑶就能营造出一个温情脉脉的私人生活空间。她有意疏离政治，苟全性命于乱世。可她不曾想到，她所坚持的其实是上海市民的精神，还是现代生活的精神。当那场天翻地覆的革命随风而逝之时，上海市民的精神又成为了人间正道。这样的命运发人深省：个性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洪流的；市民的精神也许才是人间的正道。在这部为上海市民的精神树碑立传的作品中，有对上海民魂的礼赞，还有对革命的反思。而当我们注意到作品中这双重的主题时，也是可以产生出对于个人与时代、小人物与大时势、日常生活与政治运动的一系列深长的思考的：有时候，时代的力量十分强大，但个人却不是注定要被时势压垮的；小人物的活法似乎常常微不足道，但其中却常常是蕴涵了人间正道的。就在《长恨歌》问世的同年，王安忆还发表了《寻找苏青》一文。在那篇文章中，她写道：

苏青是有一颗上海心的，这颗心是很经得住沉浮，很应付得来世事。……

张爱玲是绝望的，苏青却不肯……

理想和沉沦都是谈不上的。

说是自私也可以，总之是重视个人的经验超过理性的思索。……

这城市能撑持到现在，……都是靠苏青的精神挺过来的。

在这样的思索中，不难看出王安忆对“改造国民性”思想主题的疏离，对于“重新认识市民精神”的思考。

由此可见，对朴素世俗生活的重新审视，使王安忆、阿城这样的作家对政治运动的反思显得相当独到。他们与那些主张“改造国民性”的作家不一样。在他们看来，消除政治狂热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返朴归真，回归世俗人生。

还有他们的同龄人马原。他当过知青，写过多篇回忆知青生活的小说，从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海边也是一个世界》那个压抑的杀狗故事到198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错误》、长篇小说《上下都很平坦》中那些打架和性乱、冤死的故事，都写出了人生的难以理喻，同时也写出了知青生活的压抑和空虚。他还写过《零公里处》（1985）和《旧死》（1988）那样的少年回忆：前者通过十三岁少年大元在“大串联”中纷乱的琐事记忆揭示了“生活会教会你”的成长哲理――在奇怪的生活现象和“直接的生活经验”面前，“真理和自身都在溶化”。马原因此而真切地写出了生活无情、生活琐事足以引发对于“真理”的怀疑的生命体验；后者则讲述了在“文革”那个“乱七八糟的年代”里少年的性蒙昧、性压抑以及悲剧性的结局，揭示了“许许多多琐碎的往事”如何促成了悲剧的无可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