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男：我所接触的江青

1946年在昆明父亲李公朴被暗杀牺牲后，我随母张曼筠带着弟弟回到上海。就读上海法学院高一，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47年到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二。当年参加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全家由香港经天津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了华北解放区石家庄，被分配到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班学习并加入了共产党。结业后分到该校外语系学俄语。1949年北平解放，我随校来京继续学俄语。1951年年初，军委卫生部北京医院来了两位苏联院士教授，是为中央首长看病的，急需两名党员翻译。我和陈复君同学(从延安来的年轻党员)就这样提前一个学期毕业，脱下了灰制服，换上了绿军装，担任起北京医院保健翻译的重任。

1952年夏的一天，我接到准备去苏联出差的命令：陪江青赴苏联治病担任翻译。临行前，军委卫生部傅连部长亲自找我训话：出差期间不能和家人通信，有信由大使馆信使传达，不得告诉任何人出差具体任务，这次不仅要当好翻译，还要做好为江青的服务工作，回来后直接向我汇报。

9月6日脱去绿军装换上红花连衣裙的我被送到南苑机场，已有一架苏联专机在做起飞的准备。突然看见毛主席和江青从车上下来，我作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文专修学校学员，有时，周末被挑去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做舞伴，我和毛主席跳过舞，这是第二次见他了，感到意外的是他亲自来送行。我当时想毛主席对江青真心关爱。近四十岁的江青穿着得体，走起路来腰板笔挺，有风度，没有化妆，看起来令人感觉很舒服，对人亲切平和，打消了我紧张的心情。

苏联的专机很讲究，有卧室和客厅，从飞机起飞这一刻起，我跟着江青开始享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飞机飞到中途在伊尔库斯克停几小时加油。然后继续飞行，到达莫斯科已是傍晚了。坐着一辆黑色吉斯车来接的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的中文翻译娜斯嘉・卡尔东诺娃，这种车所经之处红灯立即变绿灯放行，这是苏联政治局委员的待遇，车直达克林姆林宫医院(中国同志称之为“皇宫医院”，只接待国内外高干)。病房分里外间，里间是一大间，为病人住的，外间是一小间，为陪伴者住的。那里已有一位保健大夫等在病房，立即为江青做了长途飞行后的最必要的检查。经过几天检查，结论是江青患有胆囊结石，结石呈泥沙样，需进行胆囊冲洗治疗。病人向右侧卧，将一根细长的橡皮管从口腔插进胃经幽门直到胆囊内，让管头顺利进入胆囊是个难点，必须要摆好合适的姿式，引流管才能顺利地插入胆囊;在引流过程中，她口含着管子经常要说话，开始我听不清楚，没法翻译，医生着急，病人更着急，影响了正常冲洗，幸亏我适应快很快就能听懂了。几个疗程后泥沙几乎看不见了，按医生建议，我们来到高加索的索契专门进行泥疗的疗养院，每天用黑泥敷在江青的腹部进行泥疗。

2月，回到莫斯科“皇宫医院”不久林利也奉命来到了医院，林利是中央老领导林伯渠的女儿，1938年6月高中毕业被送往莫斯科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延安。1949年后多次随高级代表团出国。1949年她任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翻译，结束后被留下为江青第一次到苏联治疗任翻译。1952年秋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林利任翻译，大会后她陪同少奇夫妇去高加索的索契治疗，江青正好也在那里做泥疗。江青碰上了林利并对她说，和他们一起有什么意思，不如和我在一起好。回莫斯科后江青要当时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找林利谈，要她留下陪江青，她不得不放下列宁《哲学笔记》的翻译工作留下陪江青。

这次我们住的病房除病人的卧室外另有一大间供陪同人员起居，另有小客厅兼电话间，也是医生护士办公室。苏方派了两名警卫员轮换值班。林利觉得江青毕竟不等同毛主席，她是来治病的，林利就建议江青主动向苏方提出撤掉专门的警卫员，她面色不悦，但也同意提出，当时苏方还是坚持给她派警卫员。

3月5日早上护士为江青抽取胆汁化验做准备，如一切正常就可以回国了。这时苏共中央联络员卡尔东诺娃冲入我的房间，要马上通报江青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要求等做完胆汁引流再告诉她，不然一紧张就做不成了。林利也和医生说好暂时瞒着她。卡尔东诺娃边哭边说，今天全世界都应知道苏联人民和党所遭受到巨大痛苦，是党中央派我来专门通知江青这个噩耗的。她走进江青房间要林利给她翻译，还说林利和医生决定暂时瞒着她，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江青顿时大哭，边哭边对林利拍桌子，说不该瞒她。医生等她冷静后仍给她做了胆汁引流，居然抽出来了。事后江青对林利说，她理解林利和医生的好意。

几天后苏共中央联络部正式通知江青带着我和林利到圆柱大厅为斯大林守灵，虽然是短短的几分钟，斯大林的遗容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

此后江青自觉症状不佳，肝区常痛，计划天暖后去南俄疗养。林利趁机把国内单位同事希望她回去工作的多封信给江青看了，她大为生气，大骂中共中央编译局领导师哲，说是他组织这些人写的信。林利后来动员了苏方的保健医生、护士长以及我都来劝她放林利走，江青总算同意了。到起飞的那天，江青号啕大哭，就不放林利走。这时医生、护士长变着法儿让江青的歇斯底里发作停了下来，终于放林利走了。临走时她对我说：江青说你爱人是沈钧儒的秘书，是党内的民主人士，并说你的社会关系复杂。当时我和林利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她这么看我。直到“四人帮”的材料曝光后，才知道江青最忌讳提到她的前夫之一唐纳。蓝苹和唐纳、赵丹和叶露西、顾而已和杜小鹃三对打算同时举行婚礼。到杭州六和塔下结婚是“才子”唐纳的主意。他们聘请了上海著名大律师沈钧儒担任证婚人，著名导演郑君里任司仪兼摄影师，三对新人和沈老拍的相片，我还看到过。还有郑君里在文革中被江青整死，也是沾上了唐纳的缘故。江青在文革中通过叶群去郑家及其他四位20世纪30年代文化界知情人家，为了查抄出一封信。1957年，毛主席的《蝶恋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轰动一时。江青对毛主席说：“你想杨开慧，我还想唐纳呢。”她一怒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索要唐纳在法国的通信地址。在一次和江青聊天时我随口问了一句唐纳现在怎么样了?江青脸色一沉，没做回答。这就是我被她戴上了社会关系复杂帽子的原因。

养病期间她经常调电影来看，我印象最深的是译制片《红与黑》，我幸亏看过这本名著，边看边翻译，凑合过了一关。看过苏联国产片《第四十一》后，她对我说：这部片子是禁演片，可惜了，男女主角演得真好!她对我说过胡乔木要她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帮着审察电影。我首次听到拍电影的一些术语，如蒙太奇、淡出淡入，是江青给我解释的。江青曾去大剧院看过一次芭蕾舞，人民演员乌兰诺娃正在表演《红罂粟花》，江青很反感地说：这是侮辱中国人的戏，我们不能去看，普列谢茨卡娅是仅次于乌兰诺娃，是功勋演员。我们坐在莫斯科大戏院的包厢内欣赏了普列谢茨卡娅主演的芭蕾舞剧《喷泉》。另一次去观看了最有名的歌唱家、人民演员达拉索娃主演的《三姊妹》。演出后她嘲笑地对我说：唱得不错，但形象太差了，那么胖，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想中途出来，又怕包厢突然空了影响不好。

江青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很敏感，和周围人接触中，凡是有人在说话中带有自夸的味道，她就说：你看他们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多明显，我们在他们面前也不能示弱，必要时也要反驳几句。她也是这么做的。我们在这里一切待遇是政治局委员的标准，在别墅每人是按100卢布一天供应，住医院另算。江青一次对我说：我们在这里的开销他们都管，我们国家外汇少，我们都不要领出差费。有一次她从信中得知帮她料理家务的姐姐之子上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她让我帮她接通汪东兴的电话，我听她在电话里追问她外甥是怎么进这所大学的，直到对方肯定地答道，是自己考上的，她才放心地放下了电话。她对我说：“我们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影响。”那时的高级领导还真是以身作则的。我感觉得出，在任何场合她都考虑影响，她穿着得体，头总梳得溜光，她虽然有罗圈儿腿，但走路时全身笔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也有吃相，保持她特有的风度。讲到吃相，她对我这样狼吞虎咽看不惯。江青给我上的第一课，就是如何吃西餐：“闭着嘴吃，不要吃出声音，吃面条一类要用叉子先卷一个小卷，整个放在嘴里等。”

在疗养院的游泳池里我教过江青游泳，她是初学，我从漂开始教，她像小学生一样，很听话，很大胆，完全按照我教的动作去做，很快就学会了蛙泳的基本动作。

江青估计不会在苏联度过夏天，因而我们只有冬衣。她让我给汪东兴打电话，找王光美给我们俩选几段做连衣裙的绸衣料，她提出了几种颜色。因为王光美审美观较好。买好后托访苏代表团带来。苏共中央有专为高干做衣服的裁缝，夏装很快便做好了。夏天来临后，江青带着我和两位保卫人员坐着火车来到了黑海边著名疗养地雅尔塔，住进一座漂亮的别墅，这是在二战期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巨头开“雅尔塔会议”住的地方，我们住的曾是罗斯福住过的别墅(利瓦季亚宫)，离海边很近。每天最高兴的是去黑海里游泳，那段时间，好像是给江青专用的带有大石头的沙滩，还有停靠小船的设备。在此游泳，一下去站不到底，江青坐在岸边椅子上沐浴着海风，看着我在黑蓝色的海水里畅游。有一次浪比平时大一点，我游得也远点，她在岸上看不见我了，着急了，不知怎么和保卫人员说通的，保卫人员划着小木船急忙地来找我。此后她不让我游得太远，怕出危险。

整个一座大房子除了两位保卫人员、一位厨师和一位女管家，别无他人，江青只能跟我聊天，这段时间的确谈得很多，可惜时隔六十多年，我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记忆力一向不强，只能回忆起某些印象深的内容。她说：“父亲是个木匠，喜欢喝酒，醉了就打妈妈和哥哥们，我最小，没有挨过打，我有时在学校正上着课，好像听见我妈妈的呼救声，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刺激，小学毕业我就离开了家，到一个戏班子学京戏，在那种旧戏班里受了不少苦。后来到了青岛，在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并加入了共产党。我曾旁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课。党组织派我去上海在工厂做女工，在工人夜校教书。后因怕暴露身份，让我打入戏剧界。我曾经主演过《娜拉》《大雷雨》，都很轰动，我的艺名蓝苹从此出名了，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原名李云鹤，我的女儿跟我姓叫李讷。贺子珍不喜欢孩子，她的女儿姣姣，是我从农民那里要回来的，也随我姓，叫李敏，很小就送往苏联，回来后中文都不太会讲，她不愿去她妈妈那儿，喜欢在我们家。”交谈中她常标榜自己处处向主席学习，如学他写字、签名。曾当场写给我看，问我学得像不像，听到我肯定的答复时，她显得很得意。她也学主席多读书。江青还说：“我们在中南海住的夫人们是一个党小组。”在雅尔塔休养期间是她情绪最好、最平稳的时段。

整个夏季快过完了，两位保卫人员都让我向江青提出该回莫斯科了，因为天气已凉，对健康不利。不知为何她不同意。过了几天，他们又要我向江青提出回莫斯科一事，她勉强同意了。8月份的莫斯科气候已像北京的深秋，江青因两地温差较大而有点感冒，她把我叫去生气地说：就是你和保卫员自己都想早点回家，串通一气编一大堆理由，催我回莫斯科。我回到房间后委屈地大哭了一场，怕惊动了周围服务人员，不敢大声哭。我生性有点男孩子气，我父亲死去曾大哭了一次，后来就没有再哭过。这次江青从我红肿的眼睛发现我哭过，责备我不顾影响，周围人一定认为我受了她的欺负。

9月初总算盼望到了回北京的日子，她特别对我说：我知道你回去后，傅连会找你谈我的情况，我不喜欢这个人，他什么都想管，都想知道。除了病情，别的不要说。真给我出了道难题，我到底该怎么汇报。

我们又是乘的专机，是苏制图-104喷气式飞机，由一直负责给她治疗的保健女医生和两位保卫员护送。这次直达北京。出乎我们这些陪同意料的是，飞机还没停稳，便看见毛主席已向我们招手了。我们跟在江青后面走下飞机，毛主席依次和大家握手，我介绍完三位陪同后发现飞行员也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