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从宝塔尖到逍遥派――北京大院干部子弟在文革

几乎所有与文革有关的影视文学作品，都绕不开大字报、红宝书、批斗“牛鬼蛇神”等典型元素，但姜文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却将之一概摒弃。明明是拍摄十年动乱，导演回忆的，却是捉弄老师、追女孩儿、偷看内部色情电影等个人体验。而且这一切，全由明亮到几乎都曝光过度的镜头来呈现。这种南辕北辙的荒诞感，在电影刚开始的旁白中便很明显：“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我眼前一阵阵发黑……”

如此颠覆性的文革叙述，却绝非编剧王朔和导演姜文的凭空捏造。在文革的某一个特定时期，京城里确实有一批年轻人，过着与电影中的马小军和那帮“坏孩子”们类似的生活。他们主要是当时北京地区的大院干部子弟，尤其是军队干部子弟。但他们的特殊经历，却被充满了血泪与控诉的主流文革话语给掩盖了。和姜文的电影类似，叶维丽、马笑冬的对谈录《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也是从亲历者的视角，还原大院干部子弟的文革岁月，在很多方面，和电影可以相互印证。

“大院”是1949年后才在大陆出现的一种全新居住形态，其共同特征是封闭、自成一体，“体现了共产党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改造”。它最早起源于延安，解放后被带入全国各城市。大院对成年人而言，几乎就是边沁（J. Bentham）式的“圆形敞观监狱”（Panopticon）：即使回到家，同事间仍处于相互监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成为别人的把柄。但孩子们的大院则是乐园：他们从小在院里成帮结伙，“呼啸而过，打打杀杀，有玩不完的游戏”，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他们就自然结成了最团结、战斗力最强的派系。所以叶维丽认为：“要研究文革早期的红卫兵运动绝不应该忽略大院，红卫兵的中坚就是大院的孩子。”

通常只有中下层干部及其家属住在大院里，“真正的高级干部是不住大院的，他们住胡同里的独门独院”。但同时，大院居民又比胡同里的“老北京”高出一等，能享受到后者所享受不到的图书馆、食堂、医院等公共服务，以及高人一等的物资配给。尤其在三年饥荒时期，口粮配给上的差异显得更加明显。马笑冬回忆道，1960年她曾在街上遇到饥民索要她手中面饼吃，吓得心怦怦直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讨饭，觉得这种事不该发生在我们的社会。”

新华社大院的叶维丽从小“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光明”，直到升入小学后，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由于同年级里高官子弟云集，学校的孩子们“对家长的地位和级别特别敏感”，连“什么级别的人坐什么车”都一清二楚。在这样的环境下，叶维丽开始有了自卑感：开家长会时，看到别人坐小汽车、前呼后拥而来的家长，再看看自己只能步行来开会的父亲，她不禁从心里感叹道：“我真希望他也能坐车来。”

1949年之后，不论是用独院、大院和胡同三种居住形态划分居民，还是用悬殊的工资、待遇等级差别将干部分成三六九等，既是中国官本位传统的渣滓，又是革命斗争的遗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理想虽崇高，但在实行过程中，却只有严格规定上下尊卑，才能保证命令逐层向下严格贯彻，使整个组织高效运作；细密的等级划分，又能使干部对于自己付出和回报的关系更为敏感，最大限度地激发其工作热情。

1964年前，社会等级制虽然确实地存在，但尚无人敢挑战“人人平等”和“劳动最光荣”的观念。所以就连高级干部对自家的保姆，都必须以“同志”互称，非常忌讳盛气凌人。但自从1964年6月“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提出来开始，“家庭出身”开始赤裸裸地凸显。从1964年到1966年的“前文革时期”里，“革命干部子弟”成了最优越的出身。马笑冬说：“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有了一种“优越感”。原本自卑的叶维丽，也开始喜悦地发现：“做‘人上人’毕竟是一种不坏的感觉。”同时，“大讲出身的结果就是圈子越划越小，干部子弟内部又无形中分普通干部子弟和高级干部子弟”。社会的裂缝，已经无法再掩饰了。

正如康德（I. Kant）所说，一个社会存有某些道德的假象，总比连假象都没有好，因为虚伪的存在，说明强者对弱者至少还有所顾忌：“这种德行的假象，也许最后会真的一步步唤醒德行”，所以虚伪其实“不是欺骗，而是我们自身中的无害的幻觉”。一个虚伪的社会往往不至于太坏，什么时候连虚伪都消失了，才是真正可怕的时候――1964年后，对于阶级性的过分强调，使得公孙龙“白马非马”式的悖论深入人心：“地富反坏右”的属性可以使一个人自动丧失其为“人”的地位，所以“不但可以见死不救，而且打死也是死有余辜”。

要理解文革初期官方文件和各类政策的自相矛盾与前后抵牾，必须认识到：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虽然是全国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权威，但在政治上却还处于“退居二线”的状态，真正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所以，1966年5月16日标志着文革爆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虽是毛泽东的旨意，但政策的具体执行却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从那天起到7月29日，是文化大革命中气氛最诡异、各方角力最激烈的“工作组”时期。

工作组时期，务实派刘邓延续了之前“反右”“四清”等政治运动的惯例，由党委派工作组进校，“好好控制运动，维持好局面”。不但没有实施《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要求，反而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原本的官僚等级制。此时“并没有太多青少年‘自发’表现的空间，因为工作组强调‘文革’要在他们统一领导下按部就班的进行”。

叶维丽回忆道：“工作组时期我们每个班都有一个‘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差不多都是班里父亲官儿最大的，这种倾向在年级负责人里更加明显。”此时，住独院的高干子弟当仁不让地成了运动的领导者，住大院的中下层干部子弟则暂时靠边站：“文革一开始，就是看谁家官大，谁大，谁就是人物。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运动，是她们（高干）子弟的运动。”

但这种情况没有延续多久。7月18日，毛泽东忽然从南方返回北京，6天后决定撤销工作组，29日，中共中央便在人民大会堂宣布了这一决定。解散工作组是毛泽东夺取文革绝对领导权，使“政统”与“道统”在他身上合一的第一步。深谙权术的毛，同时又巧妙地保留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二人的职务，避免给人留下过于咄咄逼人的印象。这种柔性手腕效果很明显：在29日撤销工作组的会议上，刘少奇公开承认错误：“文革怎么搞，说老实话，我们也不晓得。”

不急于攻城略地，而更注重摧毁敌人的“有生力量”，毛在文革初期的党内路线斗争中延续了自己军事思想的精髓。从7月24日到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颁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这段时间，可称为文革的“再发动时期”。这段时期，原本受“工作组”压制的造反派得到了解放，“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青少年登上了历史舞台”。

若仔细分析《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这两份文革初期的纲领性文件，便可看出情况已发生多大的变化。《五・一六通知》总显得底气不足，欲言又止：“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问题”，“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身旁”；但到了《十六条》时，语气便已斩钉截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取得伟大的胜利！”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更是迅速把运动推向全国。

叶维丽对文革“再发动时期”的感觉是：“8月上、中旬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形势变化极快，‘一天等于二十年’，有时上午、下午的形势都不一样。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红卫兵运动一轰而起。”上层政治风云突变，下层红卫兵运动也在激烈震荡。就在7月29日解散工作组当天，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的干部子女便贴出了著名的“血统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血统论”的横空出世非常耐人寻味，它诞生于毛泽东重新掌握中央权力之时，但却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毛泽东的思想。此时干部子弟的处境，非常像南朝的门阀士族：唐长孺在研究公元5世纪南朝宋、齐的门阀制度时发现，正是在传统门阀士族地位下降、寒门地主地位上升之时，高门士族们“不得不深沟高垒，严加堤防”，创造出“清流”、“浊流”这两个概念，把自己和新贵们分别开来，“以保护自己的权益，阻断寒门上升的途径，企图表明法令认可甚至皇权直接干预也不能代替和逾越士庶区别的传统界限”。同理，对于政治风向极为敏感的干部子弟也正是在地位受到威胁时，才悍然抛出“血统论”来抵抗红卫兵运动正向底层蔓延的趋势。

这一做法达到了不错的效果：从1966年8月8日到当年年底，可称为“干部子弟领导期”。这一时期的红卫兵运动，主要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干部子弟由于其高贵的出身、对政治动态的了解，以及身为“革命接班人”的自信，使他们成了运动当之无愧的“宝塔尖”。虽然这一时期遇罗克的“出身论”也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根本上无法动摇“血统论”的霸权地位。

干部子弟们最恐惧的，就是他们的父母一夜之间也被打倒，成了专政对象。因为这会使他们自动跌出革命接班人的行列，堕落为“非红五类”――原本荫蔽他们、带给他们自豪感的“血统论”，马上露出“以理杀人”的狰狞另一面。尤其在大院里，这个“有点儿什么事能传得人人都知道”的居住空间里，世态炎凉表现得更加残酷：叶维丽的父亲被打为“反革命、黑帮”后，她马上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指指点点地说我”，“街道上的小孩就欺负我妹妹，吐口水啐她，扔石头打她，那时候她才六七岁”。

而随着包括刘、邓在内的一大批中高级干部相继被打倒，终于“到了1966年底，老红卫兵衰败了，红卫兵组织变得五花八门，什么人都能参加，是不是红卫兵不足以区分人了”。革命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到了这个地步，在各自学校丧失领导地位的大院子弟们不得不重新组织，化零为整，“开始越来越多地在一起活动”，“这样的群体活动多少减轻了家长出事对孩子们带来的冲击，使日子好过一些”。大院文化在这一时期开始走上街头。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的那帮大院“坏孩子”们，本来被分在不同的中学，大致就在这一时期重新组织：“本来分开了的好哥们儿，又相聚了。”

必须注意的是，文革时被打倒的，多是行政干部；但由于中央“军队不能乱”的指示，军队干部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所以“这时候大院文化应该主要以部队大院为主，因为地方干部子弟的家庭差不多都出事了，他们不太‘狂’得起来。部队干部受的冲击小，他们的子弟‘气’仍然比较‘盛’”。

大院干部子弟红卫兵从小生活在一起，本来就比分散居住的平民子弟红卫兵团结得多。除此之外，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也就是青少年发育期时，干部子弟有相对充足的食物供应，甚至肉、蛋等“奢侈品”，这就使得他们普遍比平民子弟高大强壮。更为重要的是，干部子弟与官方、军队毕竟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可以得到更为精良的武器装备，信息渠道也更为畅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正是这些因素，在文革后期长期维持干部子弟之地位于不坠。

姜文电影中的一个场景――卢沟桥铁轨下的未遂武斗――反映了这一点：敌方的平民子弟红卫兵虽黑压压一片，却看上去气势不振，清一色的灰蓝工装、木棍和国产自行车，基本为冷兵器时代的低级配备；马小军在内的军队干部子弟，却人高马大，穿着象征身份的军绿色上衣，手持钢叉、匕首、原版和改装过的霰弹枪等武器，甚至有车牌号为7-2866和7-2867的两辆军用卡车。不难想象，若真的开打，精锐且骁勇善战的军队大院干部子弟，无疑会给平民子弟红卫兵造成极大的杀伤。

从1966年底到1968年底，可称为“后干部子弟领导期”。老红卫兵的衰落，几乎是必然的，因为毛发动文革的本意，便是推翻已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官僚阶级，借助青年学生的新鲜血液，恢复党内已被腐蚀的革命传统。这一任务，怎么可能由官僚阶级的下一代来完成呢？但在1966年夏，大部分人对于文革还将信将疑之时，暂时先起用态度最积极的干部子弟，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待到全国革命青年都被发动起来之时，便可弃“老红卫兵”如刍狗了。

于是在1966年冬，干部子弟们“终于发现，革命不仅不再是他们的特权，而且他们的家庭也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中间有些人产生了很强烈的被利用的感觉”。他们成了“逍遥派”，或者“天桥打场子的”：“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为文革造了声势，现在‘场子’打出来了，他们也没用了。”就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联动”等反文革组织开始出现，“很多老红卫兵从运动初期的宠儿变成了反对派，公开和中央文革捣乱”，质疑文革的正当性。

文革的第一批幻灭者、清醒者、反行为者，就这么在北京出现。没有了父母的管教，失去了革命的冲动，“从极端革命到颓废堕落也挺自然”。老红卫兵们此后过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偷窃、读禁书、弹吉他唱歌、四处游荡；男孩披上父辈华丽的将校呢制服，女孩则穿起不久前他们“破四旧”时抄来的欧式白纱裙；北京最高档的西餐厅“老莫”，成了他们最钟爱的聚会场所；“拍婆子”在马小军、米兰、刘忆苦、余北蓓们之间盛行，禁欲主义已被完全抛弃――“18岁是和青春、和性成熟联系在一起的”。这既解放又禁锢，既反叛又保守，既“阳光灿烂”又“一阵阵发黑”的岁月，直到1968年冬上山下乡运动全面开始后，才终于戛然而止了。

尹敏志，历史研究者。本文参考了叶维丽、马笑冬所著《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

来源: 《领导者》杂志总第56期（2014年2月）。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