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经历特殊的一代人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之一，是造就了一大批经历过政治斗争的暴风骤雨，经历过运动反复曲折磨练的年轻人。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对于各阶层人民的状况，对于现有体制的弊端和不可触动之处有深切了解；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不像上一代人那样从学校到学校、机关、研究单位，而是对社会、对工厂、对农村有亲身了解；他们不像上一代人，大多只与同自己学历、职业、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打交道，他们在文革中，在下乡的日子与自己的战友、同学形成了密切的联系，以后虽然前途各异，职业、地位不同，但相互间的联系仍然较为密切；他们经历坎坷，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强，只要有可能就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相对于其他人群，文革在学生身上打下的烙印较深，因为在文革期间，他们没有生计和职业问题的约束，思考的空间大得多。同样经历文革的学生中，文革之后对社会产生影响更大的是中学生，这不仅因为他们人数要多得多，而且因为当大学生步入生活的正轨之后，中学生仍然处于挣扎和探索的状态。

当局在运动后期搞秋后算账，对大学生的追查和处理比中学生严厉，这使大多数大学生对政治感到畏惧，自愿或被迫远离政治，许多人发誓一辈子再不过问政治了。从运动后期开始，大学校园内恋爱成风，在分配前后，大学生们纷纷张罗婚事，而中学生则完全不是这样。大学生在分配后领取工资（在当时中国社会中相比而言还算相当可观），进入国家干部行列，而中学生则上山下乡，这迫使他们正视中国社会的苦难，思索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虽然大学生中也有许多人下到农场，或分配到基层，但大中学生在经济地位上的巨大差别使得他们对社会的感受会有所不同。另外，大学生有自己的专业，虽然许多人只念了一、两年书，但他们在文革后已另有奔头，他们力争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的工作，希望通过进修和自学完成专业训练，其中的佼佼者还想在科学技术上有所作为，这些说起来不算庸俗的打算把大学生的兴趣从政治和社会问题方面转移开了。而中学生谈不上专业，他们之中聪明、有上进心的人大多把兴趣放在便于自修的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只有极少数人自学数理化和外语。

由于文革前所受的政治教育和经历的政治审查少于大学生，由于生活经历更坎坷，了解社会更深，中学生后来对现存体制的批判强于大学生。他们之中后来学文科的更多，当教师的比例相当大，成为作家、画家、诗人、导演、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人也很多，所以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学的那部分人，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解放思想、批判文革、引入西方新思潮的环境和氛围使他们和以前的大学生大不相同，他们的知识结构，对中国社会和世界形势的了解，对原有意识形态的态度，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转变时期的一代新人。

就总体思想倾向而言，经历过文革的这一代人是向右转了，因为文革暴露了以前所憧憬的关于"革命事业"、"革命斗争"、"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最突出、最普遍的特点是他们有了独立意识和批判意识。北京一个中学生（文革后是中级官员和作家）说："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全国十亿人就只有一个脑袋，也就是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能够思维，其他的人只有服从。其结果是，毛泽东想对了，则全国的事都对，毛泽东想错了，则全国的事都错。文革后，每个人都发现原来自己肩上也长了一个脑袋，也可以自己动脑筋想问题，不能够以别人的思维代替自己的思维。"

文革前，人们的依顺心理还表现在每一个单位的人都盲目地服从或者敬畏领导，他们和领导的关系几乎成了人身依附关系。文革后，这一切都改变了。首先，人们再也不像文革前那样，把反对一个小小的支部书记或工作组长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更何况，人们在文革中见到了无数事例，知道即使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也并非真正的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文革中，人们看到，不论哪一级领导，不论领导人地位多高，声望多大，并无神圣性可言，并不天然代表真理。人们对领导的神秘感和敬畏感消失了，在文革中经历了大风大浪，增强了自信。一位曾当过市革委常委的学生说："以前当学生时，觉得党委办公室里的活动和会议很复杂、很神圣，自己当了官，而且是很大的官之后，才发现这些事很简单。以前觉得领导凛然不可侵犯，文革后才发现他们也会点头哈腰，你有权力时他们也会讨好你。"另一个前红卫兵则说："我在文革中和省委书记平起平坐，现在对领导也不买账。"

在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大大增强的同时，这一代人抛弃了文革前盛行的道德至上主义，看清了那是一种虚伪的、奴化的道德说教。文革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说明，当那些道貌岸然的领导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时候，他们却在过着享受特权的，腐化的生活，并竭尽全力为子女安排高人一等的前程。因此这一代人认为，应该理直气壮地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傻瓜才会继续相信，可以指望来自党、国家、领导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也许是上当受骗的感觉过于强烈，也许是转向做得过了头，代替虚伪的道德主义的，是道德的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人们往往把任何道德的劝告都当成是虚伪的，把对于生活意义的追求视为是幼稚可笑的。正如石文安（Anne?F?Thurston）对文革后果作总结时所说的:"潜藏在对于文革后果各种反映后面的是一种深刻的失落感--文化和精神价值的失落；地位和荣誉的失落；前途和尊严的失落；希望和理想的失落；时间、真理和生命的失落；总之，几乎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的失落。"

与此相关的是人际关系向前现代方式回归，正如傅高义（E．F．Vogel）在《从人情到同志关系：共产中国人际关系的变化》一文中分析的，自1949年以来，中共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把人际关系的标准和行为特征从中国传统的人情式转变成了同志式，这种价值的转变主要是通过恐惧而达到的，文革极左派领导以极端、粗暴的方式改造人，超过了人性忍耐的界限，使以前的价值和典范失去信誉。文革使人什么也得不到，迫使人们去寻找非正常渠道。以前革命的、阶级的关系变成了重视私人关系，于是有现在的走后门，拉关系，请客送礼，等等，这表明中国的人际关系又回复到传统模式的趋势。

这一代人比其他群体具有更强的整体意识和自恋倾向，他们把自己命名为"共和国的第三代"、"老三届"等等，以小说、回忆录、电影、电视剧、展览、文艺演出、学术研讨会、回乡专列等等形式来表现自己，相比于有类似经历而默默无闻的"回乡知识青年"、文革前支援边疆的农垦战士，这代人在社会上的喧哗是够厉害的，他们的喧哗本领是够大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立场、思想、感情、喜好形塑了中国社会的文化态度。

这一代人的政治化倾向或社会责任感在历经剧烈的社会变动之后仍然强烈，甚至带有鲜明的自我中心的印记。他们认为这一代人会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起关键作用，是承先启后的一代。他们自认为具有前一代那样的理想主义和社会责任感，但不像前一代那样教条和僵化，同时具有后一代那样的开放性，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兴趣与喜好，但不像后一代那样极端利己和玩世不恭。他们认为自己的最大优势是吃过苦，了解中国国情，曾经生活在社会底层，关心民间疾苦。当中共十八大之后一些有知青经历的人登上最高权力之位时，这一代人认为在工程师掌权时代之后，知青一代掌权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其中有人不但对新局面喋喋不休，而且有跃跃欲试之情。其实，种种期望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因为这一代人的年龄已过，许多人已经退休，剩下的人即将退休，他们的自我期许只能表达于饭局，消化在餐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