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敬兰：校长是怎样被大家推向死亡的

文革浩劫的人性基础，是作者写“文革纪事”的主要视角。

师大女附中的领导班子是跟随“旧北京市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还是“反革命黑帮”？对他们斗还是不斗？

这个问题纠结着胡启立和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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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9日，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西城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队长的胡启立，在女附中的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主要讲了三个方面，一是肯定师大女附中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的，革命群众运动开展是好的。二是提出学校文化革命的方向问题，进行了三个揭发（前市委修正主义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党内领导核心内的代表人物），主攻方向是清理党的领导核心。他说，同学们揭发了卞仲耘、胡志涛，她们是要检讨的，要把这些问题弄清是要经过艰苦努力的，前北京市委在女附中的影响不是轻的而是重的，比如追求升学率，砍掉政治活动等等。三是最近一些同学、教师给工作组提意见，监督批评工作组，我们是欢迎的，否则工作组就无法把工作进行到底。

可以看出，作为工作组的直接上级，胡启立不同意对卞仲耘、胡志涛等主要校领导召开全校的批判斗争大会。他认为条件并不成熟，已经揭发出来的问题，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去弄清楚。

6月20日晚，因给工作组贴大字报遭到大批同学围攻了三天的高三4班13人到团中央去质问胡启立，为什么让工作组煽动同学围攻她们？胡不得不承认她们是真正的左派。同一天，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2个高中学生给江青写了充满革命豪情的信并附上控告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材料。信中说“从现在我校及别的一些学校情况看，有很多理由猜测：这是一个新的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反对文革、反党的阴谋……而且我们更焦急、更深切地感到毒蛇就在主席身边。”梁二同她们的政治视野显然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班级、自己的学校。

其实，6月13日工作组已经开过一次全校揭批大会，揭发出来的大抵是些执行错误路线的问题。按照部分激进师生的说法，发言人经事先指定，内容不痛不痒，属于让校领导“蒙混过关”之举，工作组大有与校领导沆瀣一气的嫌疑。

这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长期在北京休病假的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师袁淑娥因婚姻破裂迁怒于卞仲耘，诬陷卞和她前夫有不正当关系，写了万言书上告，对卞仲耘从方方面面进行“检举揭发”，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市、西城区和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告状信在6月中旬转到了工作组手里。二是管人事档案的一位职员贴出小字报，揭发卞仲耘的入党介绍人是“旧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刘仁，她由此认为卞是假党员(其实卞的入党介绍人根本不是刘仁）。两个人的突然出现，两条莫须有的罪名，立即致卞仲耘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急于摆脱困境的工作组，以为组织一次全校规模揭批大会的时机到了。此前胡启立来校的讲话中，强调过大字报不要写私生活和男女关系，不要写政治历史问题，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形势急转直下，他的“两不要”，竟然成为打倒卞仲耘的两根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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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上午，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宣布“从今天开始转入重点揭发批判”。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在讲话中说，“进校18天了，学校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昨天我们对工作进行了群众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将运动推入一个新的高潮。”他宣布，当天下午2：30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

刘进多年后回想那天的事情，仍旧表示不解，工作组一直按兵不动，强调要继续揭发，事先毫无迹象、毫无准备的前提下，怎么突然提出要召开全校批判大会呢？她只能猜想，一定是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了工作组手里，提供了“炮弹”。可是她从来没有见过那封告状信。作为学生代表会主席，运动以来，刘进一直跟着工作组忙忙碌碌，尽管她家与学校仅一路之隔，她也很少回家，夜晚经常和衣睡在教室前面的木讲台上。其实张世栋一周前就看到了万言书，他没有让刘进她们传阅。袁淑娥也来找过学校，或许是她的“悲情”动摇了工作组？总之，告状信有胜于无。工作组再不召开全校大会，明摆着将置自己于非常被动的地步。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揭批卞仲耘大会在大操场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全校师生员工一千八百多人。当年的操场很简陋，沙土地，坐北朝南有个不大的水泥砌的台子。各班学生自己带椅子列队进场，火辣辣的太阳下，坐上一会儿就得心烦意乱。当时卞仲耘校长一个人站在台上，身后是手持木枪（体育课用的体操器械）的高三学生，专门挑出来的几个“贫下中农子弟”。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四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也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头天晚上在团中央，胡启立当面承认她们是革命左派，而现在她们显然被当做了右派学生。看起来工作组正在满足她们斗“黑帮”的诉求，然而此刻对她们的羞辱，只能让她们和工作组彻底决裂。

大会开始，卞仲耘首先作了检查，然后由群众揭发批判。

袁淑娥闻讯赶来参加批斗会，还带着儿子、弟弟和母亲。据说工作组不允许她参加，但是聚集在心中发酵的愤怒和怨恨，给了她天不怕地不怕的力量。她第一个登台发言，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乍一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D先生的一张合影。其实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他们曾互为朋友，袁淑娥进城会住在卞校长家，D先生也邀请卞校长夫妇去军营参观。现在反目成仇。四人合影，剪去两边的人，恰巧就成了卞和D的合影。她拿照片当证据，指控卞仲耘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动情处声泪俱下。除了揭发卞“乱搞男女关系”之外，也做了政治揭批，譬如卞过去曾对她说过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她顺便还给卞扣上“漏网大右派”的帽子。随后，袁淑娥又叫儿子（小学生）上台念发言稿，控诉卞要“谋害”他的妈妈，袁的弟弟（高中学生）也跳上台按压卞仲耘低头。台下，学生群情激愤，振臂高呼口号，场面一度失控。卞仲耘身后手持木枪的学生，你一枪、我一枪就把她捅倒了。年届五旬的卞仲耘，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平时身体就不好，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暴力？站在台下陪斗的四位校领导也一直被强迫低头弯腰，太阳暴晒下难以坚持。袁的发言前后持续了约一个小时，学生的愤怒情绪一波又一波。除了袁淑娥，还有六七位师生代表上台发言。

最后，工作组做了小结，认为 “卞仲耘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揭发，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她的检查根本不是检查，她想蒙混过关，想滑过去。我们绝不能让她滑过去！为了彻底清算她的罪行，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的职。为了彻底弄清楚，为了清算她，我们要开大会，继续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的主要矛头是牛鬼蛇神，不是同学们，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其实工作组一进校，校领导就靠边站了。

6月22日下午一点半，批斗会继续，与会发言者继续揭发卞仲耘追随前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的种种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罪行”。譬如把学校的各种备战措施说成是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等等。会场气氛较前一天更加白热化，口号声此起彼伏，逼卞即刻交代现行反革命活动。卞仲耘被戴上高帽子、被强迫弯腰低头，一时间，她被身后看押的学生用木枪捅来捅去，发言者和临时跳上台的人们，对她推搡、罚跪、拳打、脚踢、吐唾沫……。场面几度失控。卞仲耘事后在给上级写的材料中说，她从五八年起就不断患病，几度长期住院，动过手术， 患有心脏病（主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等疾病，在批斗会前几天她刚查过血压，是180110毫米汞柱。突然遭受殴打折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头昏眼黑，几度晕倒在地。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袁淑娥不仅两天都参加了会，还上台直接揪她的头发。刘进对此留下难忘的印象。

2006年2月，张世栋在接受刘进、宋彬彬的访谈中提到，会前他去团中央开工作组组长会，当时胡克实（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严肃地说：“如果发生武斗，你们一定要挺身而出，坚决制止！”他赶回学校时，批斗会正在进行。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他立即予以制止。散会以后，张世栋还给卞仲耘披上风衣，送她走了一段路，劝她要想得开，要正确对待。会后，有些学生自动押解卞仲耘回家，一路对她继续辱骂，往她身上吐唾沫，在公共汽车上有些乘客见到这种情形，都很惊恐。

罗治笔记如此记录张世栋的讲话：今天大家很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支持的。打她几下是不对的，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为了继续斗争，要好好准备炮弹继续打，提高警惕，准备全歼，取得最后的胜利！要好好贯彻党的政策。……光荣、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

卞校长对于自己遭遇殴打折磨，十分愤怒。后来她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团中央等领导写信，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可见，当时还有地方“伸冤”，信息的传递也是畅通的。

6月23日，袁淑娥带领几个学生，去卞校长住处进行“调查”和“发动群众”。她还动员和撺掇卞家从前的保姆去学校揭发和控诉，遭到拒绝。6月24日上午，女附中的学生一批又一批来到卞家所在的宿舍楼搜集材料，把大字报贴在大门上和楼道上。自由制片人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提供了大字报的内容，全部是粗野的谩骂和人身侮辱。

这次历时两个半天、针对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的批斗大会，是工作组驻校50多天里唯一的一次。我们尚可看到卞校长对恶意伤害和人身侮辱的反抗。44天后，工作组撤离的校园，更加无法无天，由高一3班学生发起对卞校长等5位校领导的游斗中，她再次被学生殴打折磨，最终死在学生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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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48年，在今年年初由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引起的舆论大战中，袁淑娥的名字再次被提起。年青一代能否想象，以革命的名义，一桩普通离婚案能产生多么巨大的杀伤力？

今年早些时候，在母校“老三届学生和老师见面会”上我见到了袁淑娥的前夫D老师。早就听说D老师相貌英俊，像电影明星，果然，耄耋之年的老先生，身板笔直，五官清癯，颇有绅士风度。我们自然会说起文革，说起袁淑娥，D老师管前妻叫“袁氏”。虽然他们离婚已半个世纪，说起袁氏，D老师的憎恨依旧。一个变质的婚姻，不仅让双方成为一世的仇人，还波及到另一个无辜的家庭，造成卞校长家破人亡。D老师说，他和“袁氏”是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同学，D学英语袁学俄语。毕业后“袁氏”留校，D参加志愿军赴朝。1954年两人结婚。当时的“袁氏”应该是优秀的，否则不会留校。当时的D更是青年才俊，志愿军中年轻的翻译。我没有插话问，后来“袁氏”怎么成为大连工学院的俄语教员，而D回到了北京？或许是长期的两地分居，或许是夫妻间常见的猜疑和误解，让他们积累了太多的不信任、厌恶和憎恨。用D老师的话说，他们的婚姻早已破裂。

袁淑娥与卞校长1958年同住一所医院而相识，后来彼此好感成为朋友。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正在北京空军某部的D也有转业来女附中教书的意愿，于是经卞校长介绍，学校领导集体讨论通过，D于1963年初调入女附中。做过D老师学生的校友都记得，那时候的D老师，五官俊朗、真是一表人才。

按说，D老师转业到一所著名女中，事业、家庭都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他们修补婚姻也有了条件保证。然而两人还是照常争吵，卞校长多次调解无效，渐渐也失去了信心。来到学校一年后，D老师提出离婚，“袁氏”的态度是宁拖不离。D起诉到法院，1964年8月被判决离婚。袁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